反修例风波未了 政府改革路上何去何从？
即使没有这场持续逾半年，不知何时息止的反修例风波，香港在这群死抱新自由主义作避责怠政借口的“政治精英”管治下，早也陷入进退失据当中，社会内部受深层次结构矛盾困扰，外部被邻近竞争对手追赶超越。香港未来的领导人，必须摆脱旧思维和傲慢的精英心态，不怕得罪传统的利益集团，以民为本推动社会改革，回应市民诉求，如此才能重建社会公义，让香港专注回经济转型。
有“魔僧”之称的港英时代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Leo F. Goodstadt），近年积极著书解构香港管治问题。在他眼中，现今香港社会问题千疮百孔是由多重原因造成，而最大的问题来自历任特首的施政失误。眼见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上任两周年之际遇上反《逃犯条例》修订的一连串风波，管治陷入困局，顾汝德娓娓道出对这位特区掌舵人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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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香港“社工之父”之称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近一年来，他又定期在报章撰写专栏，从年轻人的困局及身份认同，到土地大辩论、家庭政策、安老政策、医疗改革等议题都一一涉猎，道出政府的管治问题及政策流弊。眼见一场反修订《逃犯条例》风暴使得政府方寸大乱，他感慨，政府未来更见苍白，因为要变的都变了，唯独政府的管治思维却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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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叶健民直言，过去两年看不见政府推出任何可让市民觉得生活变得更好的重大民生政策：“我看不见政府推出利民措施，我们的社会保障有否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其实没有。（林郑月娥上场以来）社会极其量是少了政治争拗，这是最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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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频频走上街头，不少人以通识“洗脑”、“废青”解释这现象，前者隐含着否定青年政治参与意识的思维，早有研究指出此论调之谬误；后者以“不求上进才导致一事无成”这负面标签扭曲青年面对的困境。青年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却缺乏参与公众事务的渠道，而政府长年坐视社会矛盾积累，声称关注青年问题，但制定政策却充满傲慢、偏见，而且思维落后，最终使得青年的“怨”与“怒”交织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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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贫富悬殊加剧、公共服务与基建私有化令生活成本大增等问题，其他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已开始检讨旧有共识；而同样深受其害的香港市民，也是时候深刻反思，当我们在叫喊口号、追求民主的同时，是否需要凝聚一个在民生上更符合“公平正义”的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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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风波爆发后，林郑月娥宣布改革咨询委员会制度，再度调整委员会组成及运作模式，港府如何有效将不同意见融入施政？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路线又该如何走？至今一切似乎仍然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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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和平示威，到后来的暴力破坏，以及甫结束的区议会选举，对特区政府极度不满的香港市民都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光复香港”，创造一场属于他们的“时代革命”。年轻一代躁动难安地冀望香港能在冲撞中浴火重生。当中，有一群年轻人认为，香港需要的不是激进的街头革命，而是理性的社会改革，这半年来，他们正默默开拓一条不同寻常的改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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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意研究所上早前公布，多达四成市民予警队“0分”，连同10月中大民调显示逾半受访者对警队“完全不信任”，反映其公信力已然崩溃。纵使针对警队的指控莫衷一是，但对警队执法能力、监察机制查找不足并作相应改革，都必然是重建空前紧张的警民关系、让社会回复互信之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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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失效，是制度之过，还是执行制度之过？本届立法会会期只余下半年，但仍建树不多。我们不难发现，在二元对立、只问立场、不问理据的政治气候下，议员议政质素每况愈下，政府施政亦举步维艰。进入后修例时代，立法会仍然壁垒分明、剑拔弩张，这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有为议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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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又十年，世界政经格局大变，香港社会风波愈演愈烈—如果说，我们花了十年终于意识到深层次的结构矛盾，那么我们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认清那套意识形态的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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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玩一次十年挑战，并将主角换成“香港政制”，我们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是欣慰，还是叹息？或是我们也会问上一句，这十年之间，香港政制，你究竟经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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