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回顾】回首香港政制的“十年挑战”（中）
现实是，当年政改方案通过之后，民主党受到盟友极大抨击，被指不该接受“非最佳”的方案。尽管民主党一再重申那只是过渡方案、是为了后续政改的谈判铺路，外界似乎都难以谅解。
“放在你面前的十席直选、可能争取的过渡方案，你要还是不要？那不是很多人说想争取的东西吗？结果争取到后他们又好像不想要，但往后的选举一个个都去竞选‘超级区议会’，很奇怪嘛。”民主党元老张文光似乎无奈。他强调，当时如果顺利的话，有可能继续与中央讨论2017年的政改问题；如果翻开当年的报章杂志，这是活生生的、认真在讨论面对的题目。
撰文：黄奕霖
张文光坦言，当时民主党受到的压力与批评太大，与中央的谈判也因此中断，关于2017年与2020年的政改问题，也自然被搁置。
中断的意思，是民主党当时没有意愿再跟中央对谈了吗？
“当然没有了，民主党受到很大压力，很多人都在骂我们。中央也没有再找过我们，我们当然也不打算再谈，因为外头看来，（民主派）跟中联办沟通是很大的错误，所以没有人再说要跟中央讨论双普选的问题。”张文光透露，几年过后曾遇到当年的一名谈判对手，他问对方，为何明明说好可以继续讨论双普选问题，却没了下文？那人回说：“‘张文’你不要怪我，我们要找民主党谈的话，你们还愿意谈吗？你们根本不敢再对话了。”
张文光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情况，他却不能反驳说对方错了，因为起码民主党这边是真实的。他认为，民主党在当时氛围下，确实会选择中断对话。至于2013年政改咨询若能重开对话，是不是就真能解决双普选方案的问题，同样是个永远未解的谜题。
但民主党好不容易踏出了第一步，于2010年进入中联办的谈判结果，也是香港二十多年来争取政改唯一有收获的一次，若就此切断与中央沟通的可能，此前为追求香港政改进程而承受的挞伐与压力，岂不冤枉？
张文光苦笑道，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就是，民主党为2012年立法会选举争取了十个新席位，但连同退党的郑家富在内，民主党却失去了三个议席。换言之，谈判虽然对香港民主有所帮助，却也让民主党受到重大伤害，第一时间只能选择保护自己的政党及年轻世代。
“民主党受了一些伤害，只能慢慢重新出发、收拾山河。我们要不断增加立法会议席，也要让区议员成长起来，有些事就不能做了，更大的民主进程我们已经无力兼顾，我们怎么能做那么多事呢？我们帮立法会争取多了十席，结果自己却亏损了三席，你要我再去吗？你再去，外界也不接受了，不是吗？”张文光也清楚，双方的交集永远都是互动的，对民主党而言，既已付出了惨痛代价，倘若中央有诚意，应该主动接触他们。
有趣的是，对中央而言或许也是如此，你不来找我，我为什么要去找你？于是，曾经有所交集的两条线，在2010年的谈判过后，又回到两条平行线，并一路相望。
背水一战，不再妥协
直到2012年特首选举，受诚信质疑的梁振英当选，引发多场“倒梁”示威，令特首认受性及普选诉求再度备受公众关注。然而，梁振英于2013年1月16日公布首份《施政报告》时，仅以160多字交代会于“适当时候”就2017年特首产生办法展开广泛咨询，引起民主派不满；同日，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提出以“占领中环”方式瘫痪香港政经中心来迫使中央落实“真普选”。
不久后，民主党中委通过决议参与“占领中环”行动，又联同公民党、工党、人民力量、社民连、民协、新民主同盟、街工、教协、社总及香港城市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郑宇硕和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副教授马岳等，组成“真普选联盟”，提出公民提名方案，即只要特首参选者获得指定数量的登记选民提名就可成为候选人，以防中央设置筛选门槛。于是，在港府提出政改方案的首轮咨询之前，各路人马已经摩拳擦掌，各种方案百花齐放。
“那时候我觉得要施压，这是重要的关键点。人大常委在2007年决定要我们等十年，也要求我们2012年接受妥协走前一点点，我们不能再退了，2017年中央一定要落实普选，不能再反口了，反口的话香港就没有希望了。”何俊仁形容，2013年的政改咨询是香港人的“背水一战”，民主党当年因为妥协被批得如斯凄惨，等的就是这关键时刻，如果中央违背2017年落实双普选的承诺，该党就会支持“占领中环”，以公民抗命方式向中央施压。
不过，什么是民主党心中可以接受的普选方案？何俊仁与刘慧卿说得很清楚，民主党很有弹性，普选特首不一定必须有公民提名，当然有便最好，但就算严格按照《基本法》规定只能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候选人也无妨，只要委员会具有广泛代表性、只要民主派有机会派代表参选，形成一个有意义的竞争，民主党都能考虑接受。
只是，中央这次没有给出民主党想要的让步。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即“831框架”），当中涉及“三落闸”—提名委员会人数、构成及产生办法，必须依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委会的做法，即维持在1,200人，并按原有四大界别选出；不实行公民提名及政党提名，特首参选人必须获得过半数提委会委员支持才能成为候选人；候选人数限制在两至三名，并由全港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选出；另外，2016年立法会选举办法不变。
“831框架”的一锤定音，民主派表明无法接受。不久的9月中下旬，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及学民思潮（双学）率先发动学生罢课，但领袖之一黄之锋在示威活动后突然冲入政府总部东翼回旋处被捕，引发大批市民到场声援。至9月28日凌晨，戴耀廷宣布提早“占中”，及后不少市民日以继夜占领金钟、旺角、铜锣湾等核心地带，要求人大常委撤回《决定》。这场同时被冠以“雨伞运动”的抗争运动，直到12月15日才在警方全面清场下落幕。
讽刺的是，港府于2015年4月22日公布以“831框架”为基底的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后，各方民调显示，接受或支持通过政改方案的比例，都比反对的来得更高。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更在立法会投票前夕公开承诺，政改方案只是“袋住先”而非“袋一世”。由于民主派反对立场鲜明，政改方案几不可能跨过支持门槛，但最终却是在大批建制派议员离场“等埋发叔”的“甩辘”情况下，戏剧性以8票支持、28票反对被大比数否决。
“我问‘中央’是不是还有时间表、是不是下一步提名委员会会有改革？他们说没有，‘831方案’就是终点，我还有理由接受吗？”何俊仁以此解释他最终选择“原地踏步”而非“循序渐进”。然而，王光亚不是已经表明，“831方案”只是“袋住先”、往后的选举办法亦非一成不变吗？何俊仁说，他的理解与王光亚有出入，他相信“831方案”就是中央所谓的“真普选”，不管日后会否再研究修改，但在名义上和法理上都已经走到程序终点，可改可不改。
平情而论，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有票总比没票好，尽管“831”的诸多门槛不尽人意，但至少特首还能一人一票选出来，似乎也比原地踏步好得多。不过，何俊仁认为，若以“831方案”于2017年选举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将会提出一位极差的候选人与中央属意的林郑月娥“陪跑”，届时林郑就可挟200多万票的民意授权上台，情况只会比现在更糟糕。
刘慧卿也认同，“831决定”就是中央所说的、《基本法》规定的最终普选方案，即便只有两名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的认受性不高，只要所有人都可以投票，在中央眼中就算是普选了。
问题是，“831决定”公布后，民主派所接收的信息，是否就是政改方案不可能再修改了？刘慧卿的回答与何俊仁类似，认为将来可能再修改，但她不知道修订空间在哪里，也不知道是在多遥远的将来，只知道这就是中央所认定的“普选”。
继续阅读︰
上文节录自第19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30日）《回首香港政制的“十年挑战”》。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