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革命”大火点燃后 应该如何“改革”社会
若从6月9日大游行算起，《逃犯条例》修订风波已在香港燃烧了六个月。从最初的和平示威，到后来的暴力破坏，以及甫结束的区议会选举，对特区政府极度不满的香港市民都尝试用他们的方式“光复香港”，创造一场属于他们的“时代革命”。可以说，这半年的香港并不平静，尤其是年轻一代，更是躁动难安地冀望香港能在冲撞中浴火重生。在这当中，有一群年轻人认为，香港需要的不是激进的街头革命，而是理性的社会改革，这半年来，他们正默默开拓一条不同寻常的改革路。
“香港不需要革命，但也不需要封建或封闭的建制，我们要在现有的制度下改革，大刀阔斧的，在‘一国两制’或一国不知多少制原则下的改革。”
在政治动荡的社会氛围下，年轻人关心政治，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正在英国攻读政治硕士学位的B，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显然与同龄人不太相同。他认为，香港需要的不是“时代革命”的口号，而是从政治到经济的重大变革。他和数十名正在香港或海外深造的青年学子，在香港前途茫茫之际，为实践有关理念，曾发起联署，分别致信43位立法会建制派议员，后来也获特首林郑月娥接见，为解决当前香港困局作出建言。与B一样20岁出头的K与C，都是这群青年中的一员。
大学刚毕业的K在英国主修政治与哲学，记者以为他当初选择负笈海外攻读政治是为将来回港从政，他连忙否认有这个念头，引来B与C一阵讪笑。“我本身很喜欢哲学，想要做学者去研究一些离奇的逻辑学议题，但我没有想过从政嘞。”K原本要去美国继续攻读哲学硕士，但随着反修例风波愈演愈烈，他自觉现在不是专心追寻学术道路的时刻，因此决定暂时转换轨道，打算回港从事政治、政策相关的研究，日后再找机会继续进修。
身处海外忧心香港 青年为何找上建制派？
一回到香港，K马上被眼前的香港乱局震撼，但他不愿急下定论，而是观察趋势直到8月，才开始陆续写信给建制派议员，提出化解困局的建议。“主要是说服他们，当时他们不觉得‘撤回’跟‘暂缓’有多大分别，我想告诉他们，对很多人来说有很大分别。”
K澄清，之所以只联络建制派议员并非单纯取决于政治立场，而是认为政府只会听建制派的声音，因此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过建制派向政府传达意见。很多年轻人认为建制派“没救了、没有希望”，但他仍愿意“博一博”。
最后，43位议员中，仅有不到四位给他回应，且当中只有两人认真看过建议，并约见他们深谈。
虽然自认政治光谱属于“浅蓝”，但反修例所引爆的社会效应确实给了K不小的冲击，也意识到香港社会面临了极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蓝黄”可以简单区分，因此他努力去接触以前可能“不想接触”的朋友，就是为了了解他们的心声，并将这些想法转化成建制派听得进去的声音。
是蓝是黄，重要吗？
“虽然彼此都知道相互间的政见不同，但他们（朋友)知道我是真诚的，所以也愿意跟我沟通。”K笑说在香港念书时读的也算是名校，但中学时期的同学很多都很“前线”，支持的也多是本土派的政治人物，自己在同龄人中确实是个“异数”。
相较于自认浅蓝的K，同样22岁，刚从英国名牌大学毕业的B则形容自己是“浅黄”，但一个浅黄的年轻人为何会去寻求建制派议员的帮忙，B给出极为现实却又理性的答案。
“在香港要从事任何政治改革或重组，都必须得到两方面的应许，一方面是北京，另一方面就是港府或建制派，在这系统外做出反对、甚或颠覆的事情，不是说不行，而是（成功）可能性是零。我坦白说，是零。”
B一边把玩着咖啡棒，一边轻描淡写地说着，好似早已认清现实的难处。他认为泛民现在做的事情尽管再崇高、再有理想性，在目前政制中的能力与政治资源，都改变不了这个制度。既然无法推翻制度，就只能在制度中与开明派进行游说与交流。
他强调，香港现在重要的是分清楚社会议题或经济议题，蓝与黄的区分不仅于事无补，更是无关紧要，香港实际上需要的是一股新的声音，可以同时取得北京与港府的信任，并针对社经不平等、同志婚姻、少数族裔、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等大问题，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
B叹道，泛民主派确实有不少议员正在致力于这些议题，他很尊重、也认同这些议员的手法与政策，可惜的是香港现在的政治处境二元对立、敌我分明太过严重，要将这些议题寄托在泛民身上，期望他们就社会民生议题与政府有效谈判或沟通，似乎难以发生。
“其实我不喜欢分蓝色还是黄色。”在K与B分别阐述完自己的政治倾向后，C却冷不防给出不同于两人的看法，令一旁的K跟B赶紧接着补了句“我们也不喜欢分”。
C说自己是英文好过中文的“英文人”，父系家人在新加坡政府工作，自己也是在新加坡出生，但成长时期大部份身处香港，中学读的也是本地名校，直到大学才到英国念法律，对新加坡反而没什么归属感。C形容父母对政治较为冷感，但他仍从父母身上体会到对国家与民族的热爱，他解释，对于香港现时局面的看法并非受到“爱国情怀”影响，而是根据局势发展、政府应该如何回应等做出的个别判断。
“如果非要问我黄或蓝，我相信对于我的同学来说，我一定是蓝的，I can’t say otherwise，但我对这种区分很怀疑。”最终，尽管C自己不愿定义，但他亦明白，在外界看来肯定会有这个带有“污点”的标签，连自称浅黄的B也知道，自己在同辈中肯定不会被视为同类人。
“我们在同龄层是不是异数？6月前我会说不是，6月之后，我们这样的人是买少见少。”B认为，在反修例风波爆发之前，至少有三、四成的人相信不需要搞革命、上街推翻政府，而到现在，那三、四成已经不知是否还剩下5%。
政治浪潮席卷而来 被淹没的中间派
若从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于10月发布的民调观之，15岁至29岁之间的香港市民，自认是中间派或无取向的年轻人已从5月的41.9%，下跌到10月份的17%，或许就如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所言“经此一役之后，香港再无中间派”。但B希望北京与港府可以认知到，香港有很多人骨子里跟他们一样温和、务实，这些人不相信港独、更不会搞港独，也不支持即刻自决，却在看到社会上许多的不公义，尤其是当前警察使用过度武力后愤而“归边”。
他认为，有许多证据显示香港一直有一批中间派存在，只是在过去半年内成为“黄丝”，因此香港要反思的不是将问题胶着于“港独”与“爱国爱港”间的撕扯，而是如何使非港独、非自决的温和派，可以既支持中央又反对政府，“这才是很重要的，真正的民心回归的问题。”
B强调，他不想再用“第三条路”这种“比被人打烂的道路更烂”的说法，而更倾向将自己定义为“改革派”，一个不仅仅是在政治光谱中间插上一针那般简单的改革派。
“香港现在为什么没有改革派？香港不需要第三条路、不需要革命，也不需要封闭的建制，我们需要在现有的制度下改革，大刀阔斧的、在一国不知道几制都好的原则下改革。而改革不只是政治、不只是重启政改，而是在社经议题上把‘香港是个国际城市’这句话，从简单肤浅的口号式描述重新变成现实。”
对于B的看法，K亦表示赞成，但他也从“蓝丝亲戚”对示威者们的看法上察觉到，社会之所以产生如此激烈的冲突，蓝黄之间对彼此认知的歧异仍是关键之一。
“我家庭中有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叔叔婶婶，他们觉得街上的人都是为了港独，我最初接触他们（示威者）也是想看看他们是否在做这些事，而我相信不是这样。有没有人在倡议港独？有，但只是极少数。”就K的观察，与其说是为了港独，更多年轻人是起源于深层次的不满与纠结、对社会的恐惧，才造就了现在剧烈的反噬与冲击。
他举例，在这段期间共与身边近80名同学接触，只有一个人乐观地看待暴力事件，并认为暴力最终会赢来美国的“共治”、带给香港新的政制、选举模式，其他人都是消极悲观的认为，港独是没有可能的。“但正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可能，却依然在做这件事，所以他们正处于思想分离的状态。”
上文节录自第191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2日）《“时代革命”大火点燃后 应该如何“改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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