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反思新自由主义　香港结构性改革更待何时

各国的进步政党都提出新的方法舒缓资本主义的深层次矛盾，香港政府却继续“少修少补”，香港又怎样称得上是国际都会？

世界不停转变。三十年前美国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历史的终结”，不久后东德柏林围墙倒下，苏联解体，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宣告全面胜利，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成为“常识”，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有霸权地位。然而近年在国际层面的危机—由早年的恐怖主义和金融危机，到近年的移民／人口争议、民粹政治、中国崛起和气候危机等等——自由民主其实没有办法给出一份优异甚至合格的答卷，甚至资本主义都开始被质疑。2016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题为《新自由主义：过度吹捧？》（Neoliberalism: Oversold?）的报告文章，提到“一些新自由主义政策没有促进增长，而是加大了不平等，从而危及经济的可持续扩张”。

文章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两个关键政策转变：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财政整顿（或者直接点说，紧缩政策），并不一定会导致经济增长，例如当一个金融市场愈开放的时候，它的确可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让本地市场有资金、技术和人才，不过它同时会吸引热钱、投机性的债务，所以一味说要开放其实是同时替其他国家分担他们的金融风险。同时紧缩政策—通常是透过私有化政府的某些功能，例如电力、水力、公共运输，又或者透过限制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限制政府的支出—的好处未必有想像中那么大，它带来的代价可能更大，例如有研究指出紧缩1%的GDP会令长期失业率上升0.6%和在五年来提高1.5%的坚尼系数，简而言之，就是会令社会更加不平等。当然，IMF长期作为新自由主义推手，自然不会全面否定新自由主义，但其他的传统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在其175周年纪念期刊开宗明义地定题为“一份更新自由主义的宣言”（A manifesto for renewing liberalism）和《金融时报》在今年9月18日的报章头版黄底黑字地断言“资本主义。重整的时候到了”（Capitalism. Time for a reset.）——都纷纷开始质疑现行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长远是否能持续发展。

另外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是逐渐进入全球政治议程的气候运动，以及气候运动和左翼政治的合流。在美国去年年底的中期选举胜出的民主党纽约州众议院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上任之后提出“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将环保运动真正带入议会。绿色新政主要是一个应对气候转变和经济不平等的十年计划，期望十年内美国可以百分百使用再生能源发电，达致零碳排放，同时大力投资绿色产业，包括再生能源产业，电动车等绿色科技研究，以产生大量可以支撑家庭的职位。

绿色新政虽然未至于在美国得到广泛支持，即使在民主党内，不少保守派都觉得科尔特斯的政策好高骛远，更会打击传统能源工业，让员工失去工作。另外一些相对具争议性的问题，例如碳税和核能的应用上，即使气候运动内部亦有颇大分歧。不过在上一个月，绿色新政就成功影响另一个先进国家的政治议程，英国工党在9月24日的秋季大会上通过了绿色新政的动议，意味着工党将会提倡为零碳排放定下期限，同时国有化大型的能源公司及保证制造“绿色职位”。

这个在伯明翰的会议同时确认大量投资基础建设和职业技能、公有化关键公共事业以及减少碳排放等目标。更为鼓舞的是，这次的绿色新政动议得到绝大部份代表投票支持，当中包括一些传统行业的工会——要知道以往的环保运动多数停留在“改变生活习惯”的阶段，对于工人阶级相对遥远，加上发展绿色产业意味着传统的能源和航空业将会受到打击——足以证明一个全面、关于劳工阶层的绿色转型，其实是可以得到工人的认同，同一时间解决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和环境灾难。

这些全球的风潮转变似乎对香港的影响甚微，一来是香港近几年的政治议程长期被中港矛盾主导，二来其他所谓民生问题不是被用来作为政治问题的挡箭牌就是胎死腹中。以致近来反修例风波旷日持久，当北京剑指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当中以房屋问题尤甚，港府亦随即和应。

然而，一向聚焦资源分配议题、高举左翼旗帜的工党主席郭永健却批评政府：“她对于这个深层次矛盾是第一天才认知到？抑或过往一向有这样的认知，但是冷处理或者不去处理，或者纯粹小修小补呢？”郭永健指出，以往即使港府所谓聚焦民生，也只是提供一些“表面的药方”，例如“医疗问题宁愿用医疗券去解决，都不认真去改革整个公营医疗系统。这是互相矛盾的，比如港府会继续发展私人医疗产业，有私家医院继续落成，但不去解决公营体系人手流失问题。所以你见到政府好像不断地做很多事，又有医疗券，医疗券每年又加多一千、二千元，然后又弄牙科券给你看牙齿，所有问题都用市场的力量去解决。”

所以，在某意义下，左翼政党在香港的相对艰难位置是—这些政策的确会令市民稍为受惠，“有这张券他可以去看医生”，但政府从来不会动摇既得利益结构。郭永健批评政府应对反修例风波的做法：“现在建制派跟政府‘一齐玩’，无论是经民联、工联会。（新世界发展）捐地，一直‘炒冷饭’，重推租置（公屋），搞首置贷款，你明明知道那些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他们仍然‘炒返冷饭炒出嚟’”。问题是，这种“门面功夫”只是暂时性的甜头，一旦经济下行，“即使好像03、04年，其实只不过是跌了一点点，只不过可能有几年的经济下行的时候，一切福利就会被收走，甚至连综援也去减，政府要收就收”。郭永健担心，只要政府不是民选产生，所有民生政策随时也可能倒退。然而，他并没有回答，一个民选政府，尤其是由台面上那些政治人物领导的、欠缺政治经济理念和原则的民选政府，又怎能确保民生一定前进？

事实上，无论是左翼或右翼，泛民主派在民生政策上接近六、七成相似，例如全民退保、增建公营房屋、积极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和丁权“截龙”等，而人口政策可能是他们之间比较大的分歧，一如全球左翼都面对的移民和人口问题，工党面对的是类似的新移民福利分配权利的问题。郭永健解释：“因为我们过往比较着重分配，着重福利。但你一牵涉人口问题便不容易处理，因为你要界定那些人才有权有福利，或者分配的时候把他们计算在内，这里我觉得随着香港人身份认同转变而变得困难，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不利之处。”

据他分析，香港近几年没有像英国增加大学学费般的紧缩政策影响，加上基本上无所不包的陆港政治矛盾，整个社会都走向族群和身份政治的方向，特别是年轻人会比较倾向接受本土派的主张；而面对一个去政治化，但实际上奉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政府，加上整体社会强调本土利益的气氛——恰好配合近年国际间的反全球化浪潮——令本来应该被质疑的政治经济结构焦点模糊了。郭永健认为，这正正说明了普选的必要，可以重新建构民主和民生的关系。他相信，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可以有助改善民生政策，甚至令基层参与民主建设，形成良好互动，而左翼政党可以做的，就是提供一个整体社会改革的蓝图，并说服大众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不论是施永青还是郭永健，都看到香港的政治经济制度极需结构性改革，而全盘接受本土保护主义抑或是继续“选择性干预”，都不可行，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讨论如何推进政制和社会改革，才能令香港变得更加符合公平正义。如果每项触及既得利益群体的结构性改革，都要像最低工资、全民退保等讨论个二十几三十年，我们能否应对瞬息变化的国际政经形势？批判资本主义固然是基础，不平等、环境气候等问题亦已经路人皆知，然而，香港的独特性是，她的而且确透过这个旧模式“赖以成功”，成功到为殖民地宗主国和内地制造大量财富，但很明显这些财富并没有被香港人共享。到底香港应该怎样走下去？尤其是在反修例风波的洗礼下，绝大部份市民已经对政府极不信任—我们需要的是抱残守缺式的“退税优惠”和“全民派钱”，还是真真正正地发展自己的民主民生？

上文节录自第18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14日）《反思香港发展模式　如何凝聚公平正义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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