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回顾】回首香港政制的“十年挑战”（下）
不少民主派支持者可能和刘惠卿及何俊仁一样，认为“袋住先”只是个谎言，一旦接受了，香港的民主之路也就此走到终点。何俊仁回头细想甚至认为，中央从头到尾都没想过让香港迈向民主化。不过，已退党的民主党前副主席、运输及房屋局前局长张炳良却坚信，“831决定”绝对有修改可能，只是中间出现太多双方都没预料到的变数。
撰文：黄奕霖
承接上文：
“《基本法》附件本来就规定了，行政长官普选是由提名委员会来提名，但里面没有规定它具体的提名程序、初选过程还有提名门槛，很多细节都有讨论空间，如果没有其他干扰，这问题可能比较好办。”张炳良所说的“其他干扰”，就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他说，这是中央始料未及，且令他们充满戒心的举动。
在抗争中错失良机？
“他们当时肯定在想，你为什么搞占中呢？这背后有什么因素？就像北京现在看香港动乱觉得是颜色革命一样，当时已经有人觉得是外力在介入，因为你用了一个北京非常敏感的方式，就像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一样，所以北京有很多怀疑和忧虑。”张炳良提到，雨伞运动期间，不少团体提出违背《基本法》的“公民提名”，令北京无法接受，必须严厉就普选方案定调，而“831决定”就是中央定调的结果，但当中仍有不少商讨余地；换言之，就算2017年特首普选不能达至民主派最理想的安排，也不代表往后的普选不能再作修改。
“前提是双方要达成一个最后协议。关键点在于，2017年先按照一个泛民主派看来对北京比较有利的普选框架，那2020年就可以跟中央谈判以全普选的方式产生所有立法会议席，也能就下一次特首选举商讨细节。你没有第一步就不能做第二步，现在回头看，最可惜的就是当时拉倒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尽管可惜，但张炳良也明白，当时不少年轻人已经不再信任传统泛民，所以民主派并未掌握话语权，假如再像2010年般与北京达成一个重大协议，民主派恐怕会面临更大的责难，因此也没有足够的政治勇气与中央达成某种协议。
雨伞运动是许多香港青年的政治启蒙，但在张炳良看来，它也极大程度成为香港政治进程的阻碍。张文光则提醒，当时曾有一个很短暂的谈判，只是大家并未抓紧那个机会—“你还记得学联当初跟港府有过谈判吗？那次政府是真的希望谈判，你知道特区政府谈判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它一定要问过中央，中央是愿意让他们谈判的，当时错过了也是可惜的，那是个机会去争取香港更大的民主，但还没有开始就停止了。”
特区政府原订于当年的10月10日与学联公开会谈，但在会谈前一日宣布，由于学联持续呼吁民众展开长期占领行动，动摇双方对话基础，故延迟会谈至10月21日举行。不过，经过两个小时的对话，双方始终难有交集，并在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特首选举公民提名等问题出现严重分歧，谈判遂破裂。
谈判失败的关键原因为何，张文光不愿多作批判，他只是强调，在每个阶段都曾有过谈判对话的机会，2010年民主党成功谈判后受到很大批评，伞运那次则是刚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反对声音，根本谈不下去，如今看来都令人惋惜。
发动伞运最终仍未得到理想的答复，“831方案”也在立法会被否决，一切又回到原点，政改方案就此胎死腹中、乏人问津。尽管在本土、自决派崛起下，非建制阵营于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中再度奏捷，但接踵而来的宣誓风波与人大释法，使六名非建制议员被褫夺资格，在随后两次补选中，民主派又连尝败果，香港民主运动似乎跌到前所未有的低点。
十年过去 政治面貌变何样？
被指获“北京钦定”的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2017年特首选举拿下777票，轻松击败另外两名候选人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与退休法官胡国兴，当选香港第五届行政长官。紧接着，一地两检、修改《议事规则》、通过《国歌法》等等争议频发，在很多香港人看来，中央对港管治愈发紧缩了，香港人的政治权利也变得愈来愈狭窄了。与此同时，“官商共治”的权力格局仍然主导了香港的资源分配，导致民生矛盾愈发突显、市民生活水深火热。在各种极端的焦虑与恐慌下，埋藏多时的压力终于在2019年的６月彻底炸锅，演变成至今仍未平息的《逃犯条例》修订风暴。
“香港人的政治权利是否愈来愈缩窄？我看是的。每一次都是这样，每发生一个大型运动，香港人表达了意见，中央有些妥协过后总是没有反省如何吸取民意，而是看用什么方法加强社会控制。”何俊仁也不清楚当下的反修例风波会如何结束、香港未来的政制之路又会走向何方，但他认为，激烈抗争手法或许会保护香港不被无底线的打压，不过不会帮香港争取民主。至于如何才能推动香港民主？“很多时候尽在领导一念之间，他想给你就给了，不想给他就是不会给。”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何俊仁似乎也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
“向前走得很少是事实，但我不会说完全是原地踏步。很多人说都是你们不好，争了普选那么多年也没有用，香港才变成现在这样。是，我们是拿不到普选，但你以为香港这十年仍享有的自由、法治、人身安全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刘慧卿强调，民主党身为泛民主派最大政党，很多人会对他们争取政治进程的成果感到失望，但现在香港还能保有“一国两制”，也是战友几十年来贡献的成果。
“民主党或许还能做得更好，但我们已经尽力去做，也说了愿意与中央沟通，还有什么是民主党能做却未做的？如果责怪民主党争取不力，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刘慧卿自评，这十年来与中央的互动是“与虎同眠”，在维护好“一国两制”的基础下尽力争取民主，有些年轻人主张香港独立或更激进的方式，做法无异于拿着笔插老虎的眼，老虎醒了，大家都可能大难临头。
还有什么是民主派能做的？或者说，还有什么是香港人能做的？究竟这十年间香港人在追求政治权利的道路上，是受到中央百般阻挠，还是在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在一条没有终点的冤枉路空转？
“我想责任不在单方面，香港人跟中央互信不够，也缺乏沟通动力。北京对泛民主派有很多怀疑，泛民也对北京充满戒心，双方都要在现实政治中把一些很想当然的、传统的假设放下。”张炳良说，从北京的角度看香港，常觉得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是针对中国，加上泛民主派常到国外争取支持，北京会觉得民主派背后一定有什么意图，但其实泛民没有阴谋，只是长久以来的习惯。反之亦然，泛民主派看北京也总觉得共产党是独裁政权，肯定不会理会港人的诉求，任何举动都是对香港有所图谋，却忽略了大陆在过去十年来扶贫、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样呈现了中共并非只有“独裁、不理民意”的一面。
在这冲突过程中，究竟是香港人先过度担心中央全面介入香港、破坏“一国两制”；还是中央先过度忧虑港人搞分离主义、危害国家主权，才导致了现在彼此敌视的状态？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或许难有解答，但显而易见的是，在彼此猜疑之下，双方都变得寸步难行。
“从国际政治也好、内部施政也罢，很多时候都是先走一步，再看下一步怎么走。政改也是，中央以前有个路线图跟时间表希望达成这个目标，但中间又有很多忧虑，而要达成这个目标又不能没有民主派的支持，所以北京要理解民主派是怎么想的，我们讨价还价，决定下一步可以走多大。这不代表你要同时给对方百分之百的信任，重要的是那个walking trust。”张炳良以劳资纠纷为例，打工仔与老板本身就是矛盾，但不代表不能谈判；现实政治也有模糊的灰色地带，如果想谈一定会想方设法，端看双方想达成某种妥协的动机有多大。
“谈判过程中用各种方式施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施压是为了能达成一个结果，而那个结果一定是某种妥协，不是你原本追求的那个百分之百，这点对北京而言也是一样。”张炳良认为，2010年民主党有勇气与港府、北京达成一个妥协方案，让香港向前多迈进一步，充分示范了就算有很多分歧，也能达成某种阶段性的妥协。“民主党是搞政治的嘛，从政治的角度所有事都可以做，没有不能做的，成不成功是另一回事，但就算是敌人也可以谈判。”张炳良解释，政治什么都可以做的意思是，当你发现对方掌握了很大部份的关键因素时，你就一定会找方法去解决。
十年前有了不错的开始，为什么不能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反而让整个政制发展变得愈来愈倒退？泛民与北京间有没有认知到，尽管两者间的意识形态不同、可能也都怀疑对方，但最终都必须重视彼此的存在？
对于香港这十年来政治发展的阻碍，张文光也有类似的感慨。
未来十年，还是两条平行线？
“政治不能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从八十年代我们就说要争取‘88直选’，接着‘91直选’、‘95直选’……一直争取到‘12直选’，我们每四年就改一个口号、每年都说要争取下一个直选，但是从来……我们的街头运动都很庞大、很持久，人数也不断增加，但是你发觉到你争取的是一条平行线，当权者又是另一条平行线，你说你的，他做他的，永远也实现不了真普选。”
这十年来政改之路确实像是两条平行线，一条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一条是官方的我行我素，互无交集、没有火花，只有一方激昂的怒吼传到彼端，另一方坐在高处听闻那几声空响在原处回荡。张文光希望这两条平行线有交集，既要面对面向中央说清楚他的道理，也要中央面对面告诉他究竟接不接受，但香港的民情氛围，却一直都不乐见这样的方式。
“香港的群众运动很重视纯粹，他要提出的要求百分之百达成才是成功，他们不接受讨价还价的过程。群众运动跟现实政治往往出现一个歧途，我们在广场上高歌了多少理念跟口号，在谈判桌上就愈不能有所妥协。”
到头来，没有交集的岂止泛民与北京之间，就连香港人彼此间对于如何争取政治权利，从来都是走在歧途上，广场政治是一条路，议会政治又是一条路，谈判政治则被打入了死胡同。
“但是权力又不存在你这一方，你不谈判的话就永远是两条平行线，除非有一天你革命成功对吧？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嘛。”说到革命尚未成功，张文光忍不住笑了出来，革命真的能够成功吗？他的笑声中早已透露了答案—但香港人不接受，因为我们公开在广场上说得很清楚的，就不能在谈判中有任何妥协跟转变，否则就是出卖、背叛。
张文光强调，一定要阐明他现在已经不是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了，他所说一切都不代表民主党，也不一定是该党的主流想法了。刘慧卿也提醒，她不代表民主党，现任党主席是胡志伟。
“他们要思考，任何政党也要思考，现在的五大诉求也应该在某个时候通过有代表性的力量去表达、去实现。这是他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已经不在前线、不在核心了。我只是想，现在还是两条平行线……”张文光最后如此说道。
兜兜转转，一场声势浩荡的反修例风波，令香港人再次走上街头，叫喊原本消失了几年的“我要真普选”口号，甚至把并没有主导这场抗争运动的民主党推向议会版图的核心，以91个议席成为区议会的最大党。但，回首这十年，我们争取到了什么？我们又失去了什么？
上文节录自第19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30日）《回首香港政制的“十年挑战”》。
更多周报文章︰【01周报专页】
《香港01》周报于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订阅周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