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思维】半世纪前迷失一代重生的启示　 社会改革如何上路

7月1日，本应是香港庆祝回归祖国的日子，然而，这年的“七一”，以年轻人为主的示威者捣破了玻璃，闯进了立法会大楼，占据了议事厅，涂黑了挂在主席台墙上的区徽，无序和混乱降临了这座我们以之为家的城市。示威者无组织、无计划、无目的，只是普遍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当中不少甚至认为要奋力一博，准备押上自己的前途乃至性命。这种氛围不禁令人联想起五十多年前在弥敦道街头，与警察对峙的年轻人。

回顾当年，港英政府在连场同样以年轻人为主体的激烈社会运动后亡羊补牢，既详细调查参与者动机及前因后果，又全面检讨在政治、经济、教育、住屋、社区政策方面，市民所面对的困境及压力，促成后来大规模开展社会改革，成功为社会带来相对安稳与有希望的生活面貌。虽说今天的香港与五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五十年前的经验提醒我们，政府须确实承担起民生责任，与市民建立实质的联系，如此其认受性才有坚实基础。如今的管治团队不应再将头埋在沙中，而是应该深入调查民怨大爆发的始末并对症下药，以求重建与市民的信任和联系。

过时政制构不公社会天星码头加价酿骚乱

1966年4月，一场由反对天星小轮加价约五仙的示威，演变成一场连续两晚打砸抢烧的骚乱。当时海底隧道仍未兴建，天星小轮为来往港九的主要交通干道。然而1965年爆发银行危机后，天星小轮在经济一片萧条下仍向政府申请加价“斗零”，惹来各界强烈反对，市政局议员叶锡恩更收集超过二万个签名，政府却一意孤行。1966年4月4日， 25岁青年苏守忠只身于今为爱丁堡广场的中环天星码头绝食抗议，吸引途人围观，又有几名青年加入，包括卢麒。及后苏守忠以阻街为名被捕，卢麒等人到港督府请愿，又在尖沙咀天星码头起沿弥敦道游行。

示威在翌夜却演变成一连两晚的大型打砸抢烧，示威者向警署掷石和玻璃樽，又企图纵火。殖民地政府出动英军以催泪弹、木子弹、手枪、轻机枪镇压，一名途人被流弹击中死亡，26人受伤，超过1,400人被捕。事件平息后，政府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等人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写成《1966年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报告书》。报告发现，过千名被捕示威者当中，大部份为15至25岁低学历、低收入、高工时、居住环境恶劣的青年。当中不少青年只是中途加入示威，根本对示威的诉求不太清楚。及后演变成骚乱，根本无关天星小轮加价宏旨，不过是一场无组织、无计划、无目的，纯粹对政府及社会怨愤的宣泄。

然而，令这些年轻人不惜以身试法，破坏社会秩序的深层次原因为何呢？要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殖民地香港绝不是花花世界。当时香港超过一半人口为青年，其余大部份为大陆南来的难民人口，在此弹丸之地难觅一地安身之所。漫山的木屋区环境恶劣，尽管1953年圣诞日的石硖尾大火逼使政府积极兴建徙置大厦，成为香港公共房屋的前身。不过，其空间狭小挤逼、设施简陋原始，无法满足大量市民的住屋需求。再者，当时的香港又正处于急速工业化，保障劳工措施却严重不足，劳资关系紧张、工业行动时有所闻。另外，其时警队贪污成风、警黑勾结，对小贩等低下阶层极尽压榨之能事，警民关系极为恶劣。

如此社会滋生的，是劳工剥削严重、阶级极为悬殊、警队腐败丛生。殖民地政府身为一个外来政权，却仍以战前的一套“前去殖化”管治模式。政府长期封闭，连其官方语言亦为大部份港人所不谙的英语，官民隔阂之深可想而知。惟一能担当官民桥梁的市政局权力有限，仅有部份议席由民选产生，其余皆为官守成员或是官方委任之议员，难以体察民情。就算是民选议员，也不过是由23个专业界别人士投票产生，绝大部份市民被排拒在外。当年为民先锋而深得民心的市政局民选议员叶锡恩，其声音也被政府所无视，这也成为了反天星小轮加价骚乱的导火线。

在如此低度开放的政制，如此不公的社会环境下，新一代的战后婴儿，尽管是大多在香港土生或土长，亦难以建立一种归属感。

殖民地政府是否没有尝试解决问题呢？事实上， 1945年香港重光后，港督杨慕琦返港后第一件事，便是向全香港人广播，宣布推动宪制改革，让“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杨慕琦建议成立一个大都会议会，三分之二议席由市民直选或间选产生，此为香港管治者首次给予港人“港人治港”的承诺。然而当时立法局内的英资商界代表强烈反对，殖民地政府又生怕国共两党会透过民选议会渗透政治架构，杨慕琦计划最终不了了之，香港人亦错失了首次自治的机会。结果过时的政制根本回应不了香港战后工业化带来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战后婴儿对生活和未来的憧憬。

精英与民情严重脱节绝望青年藉冲击控诉

这跟今天香港每况愈下的情景多么相似。时间穿越到五十多年后的添美道立法会大楼外，那些正冲击大楼的示威者。当中大部份看起来都很年轻，冲击手法也十分稚嫩。他们阵营之间曾经也激起了对于冲击的目的及计划的讨论。有人反对冲击，认为违反运动本身非暴力原则，也有人指当时大楼内没有人，亦没有会议，质疑冲击的目的，亦有人认为其原始的冲击手法不聪明。七嘴八舌的，看似组织零散、计划不详、目的模糊。

不过当民主派议员挡在冲击者前，劝勉他们冲击可能会换上十年牢狱生涯，他们却直指已用尽所有方法，皆得不到政府回应诉求，不知道做什么才有用。这场冲击立法会行动虽然看似无目的、无计划、无组织，然而当他们闯进了议事厅，在墙上写上“我要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等字句时，这场反修例风暴的一大症结便浮现出来——当一个不民主的政府与议会置百万人民的意愿于不顾，企图强行通过如此具争议的法例，许多港人对长年期待却未可及的普选承诺的不满，在这些以身试法、甚至矢言要用自己的前途和性命去换的示威者身上体现了出来，他们涂黑议事厅内的区徽，显示其对政府彻底的不信任。

官民之间的决裂，证明肩负正实现“港人治港”使命的管治精英与民情何等严重脱节，重启政改，落实双普选，无疑是增加政府管治认受性的方法，是当做的事。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66年的青年暴动，有政经社会的深层次原因，而今天的香港相比六十年代，虽然物质生治及条都富裕得多，社会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香港的楼价随坚尼系数逐年攀升，经济命脉却掌握于一小撮大地产商手中。年轻人创业艰难，上车无望，穷人被逼蜗居于㓥房，香港首次出现了新一代不再相信会比上一代享有更好生活的现象，昔日由战后婴儿创造，自力更生便可出人头地的“狮子山下”神话已被彻底打碎。这些后工业社会的普遍问题加上了大湾区等陆港的急速融合，以及铜锣湾书店等事件加深了北京对港干预日益增加的印象，亦令香港的年轻人惴惴不安，生怕当日熟悉亲切的香港将会不再熟悉。

当年的战后婴儿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打砸抢烧，除了攻击当时市民深恶痛绝的警局外，没有特别针对政府机关的行为，原因是他们大多对香港仍未产生归属感，亦对英国殖民地外来政府无感。而七一冲击的示威者虽看似无组织、无计划，却是高度政治化。事实上，经历过八九六四、〇三七一、雨伞运动，港人早非昔日殖民地政府刻意去政治化的纯粹经济动物，可惜特区政府仍试图以早已过时的管治手法鸵鸟式应对。当选举委员会及功能组别的政治结构设计完全向商界倾斜，少数财阀及政治精英长期垄断权力，亦成为解决贫富悬殊、楼价高企的绊脚石。

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保驾护航下，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强推一个又一个极具争议的政策，当市民的愤怒在体制内无处宣泄，继而走上街头，百多万人的和平示威却被管治者胡混推搪过去时，示威者诉诸更激进的手法，自然是可以预见。而当示威者以堵路、冲击作为示威手段，政府调动警察对付示威者，亦令警察卷入政治漩涡。警方本身亦在应付示威者时多次被指出有滥权滥暴行为，也令其多年辛苦修补的威信荡然无存。政府失去年轻人的彻底信任，最终逼使他们用自己的前途甚至性命作赌注冲击立法会，1966年迷失一代的绝望感，竟跟五十多年后2019年年轻人的感受暗暗契合。

六十年代年轻人对前景没有出路的绝望，尽现于天星小轮示威领袖卢麒的遗书中。当时仅19岁的卢麒在示威中意外成为领袖，后来示威失控演变成骚乱，卢麒被以“煽动破坏公安”判守行为三年，后来却竟因在元朗“盗窃单车”判囚四个月，出狱被发现命丧于其佐敦谷徙置区寓所。其遗言便写道：

今次卢麒非死不可了。难以传奇性的绝处重生了，怎么办呢？饭又难找吃，当局又说我不适应此社会……我是半天吊的，我失掉了母国的倚靠，无主孤魂的到处漂浮，心灵的创伤，直至永远？还是短暂的？

在殖民地下成长的青年，既遭排拒于英国殖民地的统治体制，对遥远的中国有一种既陌生又朦胧的印象，本土身分尚未植根，其“无主孤魂”的失落，再加上生计困难，对前景无望，最终令这些年轻人成为时代的受害者。

而在2019年的今天，社会弥漫的是前所未见的悲观情绪，其原因在于今天年轻人的港人身分认同虽然是有史以来最为高涨，政府不民主和不听民意的管治手法，却令年轻人判定这个政府并不属于他们。冲击立法会的示威者，便是打着“重夺议会”的旗号。六十年代的迷失一代跟今天冲击立法会的年轻人竟如斯相似，其身分认同跟政制结构本身都产生了根本错位——1960年代外来的殖民政制与追寻身分认同的战后婴儿之身分错位，以及今天排斥甚至镇压青年声音的不民主政制与港人身分认同及民主意识炽热的千禧世代之身分错位。

五十年前大乱换大治如今也该让青年“回家”

六十年代的社会动荡此起彼落，天星小轮骚乱后一年更因一宗劳资纠纷而爆发了左派的全面暴动。但动乱换来的，是殖民地政府的改辕易辙，积极推行改革。在伦敦及西敏宫敦促下，殖民地政府积极引入诸多劳工法例，又进一步确立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建屋计划，令青年有书读又可安居乐业。政府亦大搞青年舞会、香港节，众多针对青年的文娱活动，在社区举办扑灭罪行运动、清洁香港运动，加强港人的社区及公民意识，塑造香港人对其邻里以至香港的归属感。

除了民生政策外，政府对于民间冒起，由战后婴儿担纲的诸多社会运动，如中文运动、反贪污捉葛柏运动等亦从善如流，在1974年定中文成为法定语文，最终更冒警廉对立的风险，于同年成立廉政公署肃贪倡廉，努力修补警队形象，最终令香港警队誉满亚洲。政府又在六六骚乱后将政府的网络扩展至社区层面，在加强官民沟通而成立的互助委员会基础上，引入区议会制度，树立地区自治的趋型，又大幅扩大立法局的成员，广纳社会不同阶层人士，为八十年代引入代议政制的民主化铺路。

在殖民地政府积极进行改革之下，加上经济起飞，一度是人心惶惶、浮躁不安的“难民社会”，竟可在一穷二白、动荡不安的劣境之中浴火重生，开创出被誉为“黄金十年”的麦理浩时代，香港人亦渐渐从昔日“无主孤魂”的意识摆脱过来，在这昔日被喻为“借来的地方”滋长了家的感觉，甚至决意在这小岛上安身立命。港人的身分认同一直建构起来，直至1997年的7月1日的凌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铿锵的听在香港人耳里。然而二十二年后，昔日香港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却似乎彻底的被辗碎了。

立法会的玻璃在砰砰的声响中打碎，年轻人在电视屏幕前看起来或许很粗暴，但他们在立法会内柱上写上“是你教我们和平游行没用”，却暴露了残酷的真相。面对年轻人愈感绝望，转趋用愈激进的手法，特区政府总不能继续采取鸵鸟政策，对民间的诉求视而不见。

在1956年、1966年、1967年短短十年间发生的三场大型骚乱后，政府都有写成报告书。其中以反天星小轮加价示威酿成的骚乱中，港督戴麟趾委任了首席按察司何瑾爵士、香港童军总监罗征勤、香港大学前校长赖廉士、律师黄秉干组成九龙骚动调查委员会，调查骚动成因。今天历时逾月的反修例事件，已引发多场过百万人的示威、数场流血冲突，以及示威者冲击立法机关的重大事件，民间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声音，应该得到政府回应。而且独立调查委员会不仅可调查警察在“6．12”清场行动有否滥权滥暴，亦可调查整场风波的成因以及来龙去脉，将真相还原以给公众一个交代，也可为当日“暴动”的定性作检讨，究竟连夜打砸抢烧都只是被定性为“骚动”时，“6．12”被判定为“暴动”是否合理？

当五十多年后，香港再次被纷乱不安的氛围笼罩，年轻人对香港及自身都感到彻底绝望，甚至不惜流血和隐痛，以死相搏的时候，香港会否能如六十年代一样，再次“传奇性的绝处重生”吗？然而解铃还须系铃人，除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事件外，特区政府更该痛定思痛，进行全面的大规模改革，解决社会不平等、政治不民主、缠绕了香港多年的深层次问题。让香港人真正感受到政府是我们的政府，议会是我们的议会，香港是我们的香港，切切实实落实“一国两制”，让我们寻回家的感觉，把年轻人从绝望之中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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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载于第170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8日）《半世纪前迷失一代重生的启示　 社会改革如何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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