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青年声音难被接纳 咨询委员会应弃精英主义
特首林郑月娥于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青年委员自荐试行计划”，称要吸纳不同光谱青年加入咨询架构，合资格人士能透过自荐形式，成为指定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以鼓励青年议政参政。惟政策被批评为政治酬庸，未能真正做到广纳民意。曾报名参与第二期青年委员自荐计划的阿康（化名），虽止步于第一轮面试，但面试过程仍历历在目。他认为计划“似乎是给专业人士参与”，感到自己像门外汉，个中滋味至今难忘。
冀盼拓阔人脉 履历表更吸睛
“如果获委任，履历表也会更吸睛，人脉又可能更阔，说不定对仕途会有帮助。”这是阿康决定参加自荐计划的原因。现年25岁的阿康，大学毕业后于政策研究机构担任项目助理，偶然从招聘平台发现自荐计划的广告，决定试试身手，递表申请成为委员。虽然阿康首轮面试止步，但他对参与过程却有一番体会。
自荐计划于2017年试行，年龄介乎18至35岁、有志服务社会的青年，可透过自荐方式成为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其后，港府称计划反应正面，故决定将其常规化，每年招募两次，并扩展至涵盖不同政策范畴的委员会，为年轻人提供更多议政参政的机会。当时，民政事务局邀得政务司司长兼青年发展委员会主席张建宗及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刘鸣炜拍片支持，并以“等你埋位”作口号，呼吁年轻人响应计划。
选冷门试身手 料竞争不激烈
“我没有爱滋病，又不是医疗学科出身，纯粹感觉这个委员会偏向冷门。”阿康参加了第二期自荐计划，当时，他借着修读政策研究课程名，胆粗粗自荐加入爱滋病顾问局辖下一个委员会。他坦言对相关范畴并无特别兴趣，之所以会填在首要志愿，皆因相对于其他项目，该委员会的竞争似乎不太激烈，获委任的可能性较高。阿康递交报名表时亦有报名“扶贫委员会”，惟最终只收到爱滋病顾问局的面试邀请。
“当时，我不断表明自己熟悉医疗体系，反复强调擅于政策分析，更列出过往参加活动的经验，尝试游说对方给予机会。”填写申请表时，须撰文或制作一段影片，阐述自己为何适合获委任成为委员。阿康分享撰文经验，认为自己能够跻身第一轮面试，除了懂得推销自己的优势外，更重要是展现出能够站在不同角度思考的能力。阿康递交申请表之后，等了约两个月，便收到第一轮面试的邀请。
根据民政事务局资料，直至计划第二期，政府开放了25个咨询委员会项目，共委任了51名自荐委员。第三期计划则于7月份截止报名，共开放10个项目，预计招募20名委员。试行计划共收到1,121份合资格的申请；第一期则有1,511份合资格申请；而第二期在申请期内共收到1,409份合资格申请。张建宗亦于网志撰文表示计划反应热烈，反映青年对民生和社会发展均感兴趣。
阿康亲述首轮面试形同考文凭试，让他颇为紧张。当踏入场地，他看见众人纷纷整理仪容，有些则在角落互相交流认识。委员会事前将他们分派到各个小组，每组大约八至十人，再划一进行面试。候选人都已投身社会工作，他们从事不同职业，有护士、社工、基金会干事，部份人更有政党背景，唯独阿康年龄最小，刚踏出院校大门。
阿康认为面试时间充裕，每人均有两至三次发言机会。他依稀记得当日的考题涉及“分享一个推广爱滋病预防教育方法”，他当时表现失准，只能笼统说出一些宣传手法，例如到校园及公立医院进行活动推广。
面试结束后，阿康坦言技不如人，早就打定输数。他认为其他候选人表现颇佳，并做足准备，当中更不乏从事医疗行业的竞争对手，“他们的回答专业得多，能套用学术内容及行业知识。”相较之下，他建议的方案自然会被比下去。惟因尊重他人私隐，阿康拒绝透露其他候选人的作答内容。
奉行精英主义 未能吸纳异见
民间青年政策倡议平台代表何诗慧批评，现时咨询委员会奉行“精英主义”，自荐计划未能吸纳社会不同阶层的青年，不少草根市民根本难以获选。她又指委员会的组成名单充斥大量富二代及“亲中”人士，质疑此类制度有如掩耳盗铃。她以青年发展委员会为例，指获委任的代表不乏亲建制背景，例如一名青年委员曾于社交平台高调“反占中”，并批评时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未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下示威游行等，她因而担心持相反政见的青年难有公平获选的机会，从而令不同的声音进不来。
何诗慧又质疑有自荐委员只为“储政治能量，为个人仕途”出赛，政府更可能在面试过程中筛选，行偏听之实。
遴选方面，民政事务局成立招募委员会，负责监督自荐计划的推行情况。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民政局局长、青年发展委员会代表，以及各委员会的相关局署代表。招募委员会下设十个评审小组，分别负责每期十个委员会所收到的申请。
评审小组会考虑申请人是否符合“三大条件”，包括申请人是否诚心为社会服务、对有关政策范畴有否一定认识，以及是否有良好的分析和沟通能力，就如政府在招募广告中所列明，这三项条件是主要评审准则，参与者的政治立场并非考虑条件。
“似乎是给专业人士参与，更有种像社交联谊会的感觉。”阿康这样描述第一轮面试后的感受。由报名到面试，他都心情紧张，但与其他候选人接触后，觉得有点儿“浪费时间”，因他相信最后能脱颖而出的，绝对是场内那些相关专业人士，并不是像他这种阅历不足、没有关系背景的社会新鲜人。
阿康亦注意到，场内外都有候选人互相认识，并派发名片，感觉自己有如行外人。但他明白到，每个参与这项计划的候选人都各怀目的，“自己亦不过看看有没有机会，尝试丰富一下履历表”，故他理解这种行为。
“台面聆听声音 台底利益输送”
特区政府早前表示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反应良好，会继续创造有利条件，吸纳青年加入不同决策局及部门辖下的咨询委员会。截至2019年6月，约6,300个咨询及法定机构职位有提供年龄资料，当中35岁以下的约有620名，占整体10.9%。张建宗表示，“希望在2022年6月底任期完结前，将这数字提升至15%。”预计政府会增加至少四百多名青年委员，并认为此方法能有效与青年同行，把青年的声音带进政府。
与政府的态度相反，何诗慧认为目前的青年委员自荐计划并不成功，因为该年龄层约有80万人口，惟每个阶段的招募只有约一千多名青年报名，从数字比例上来说，市民不算热衷于这项计划。她强调，自荐计划根本无法将青年的真实意见融入施政，因为政府没有分享具体权力，有旧酒新瓶之嫌。
民间青年政策倡议平台早前发表《15-35岁青年对“青年发展委员会”及青年议会的期望》调查报告，访问约500名青年，发现当中近七成受访者对自荐计划毫不了解，大部份受访者更认为青年自荐委员比例不足，无法做到“由下而上”反映青年诉求。何诗慧建议政府应该推行青年议会，让青年能自行选择心仪代表发声，免落于“台面聆听年轻人声音，台底却是利益输送”。自荐计划推广成效存疑，特首未来要改革咨询制度，恐怕应考虑如何有效吸纳不同光谱的青年加入咨询架构，力求做到广纳民意之余，又能在用人唯才的原则下，吸纳诚心为社会服务、能对相关委员会作出贡献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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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8日）《“自荐计划”沦花瓶 基层声音进不来》，网上标题为编辑重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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