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民生政策回顾 新自由主义下的“冻死骨”（上）
来到2019年尾声，将要告别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十年在后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开展，香港既有外患也有内忧，经济逐渐复苏，民生问题却表露无遗，社会不时陷入高度政治化。被誉为“自由主义最后堡垒”的香港，固然活在历史前沿，但讽刺的是，当下社会侃侃而谈的政经深层次矛盾，什么产业转型困难、楼价居高不下、缺乏上流机会等等，恰恰是因为我们因循守旧，承袭殖民地后期的新自由主义种下的祸根。十年又十年，世界政经格局大变，香港社会风波愈演愈烈—如果说，我们花了十年终于意识到深层次的结构矛盾，那么我们还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认清那套意识形态的不合时宜？
今天应该没有人会否认香港的住屋危机已经损害了市民的基本住屋权：私楼楼价是家庭入息中位数的20.9倍，即一般家庭要不吃不喝近21年才能购买私楼。十年前可不至于如斯恶劣，据差饷物业估价署统计，各类私人住宅的租金指数相较2009年翻了一倍、 售价指数翻了1.5倍，两项均创新高；不过，同期就业人士名义平均薪金指数只上升了约40%，反映薪金增长大幅落后楼市升幅，难怪不少中产也只能望楼兴叹，港人自置居所比率也由53.5%下降至49.9%。
公屋︰楼价工资背驰 公屋还要建不够？
房屋市场的扭曲，导致中产买不起楼，基层轮不到公屋，因为除了私楼售价高不可攀，公营房屋亦供不应求。截至2019年9月底，约有25.8万宗公屋申请，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5.4年，接近历史高位。当中有21万名低收入人士被迫蜗居于㓥房、板间房、笼屋等恶劣环境，人均居所楼面面积中位数只有56.5平方呎，低于一般全港家庭住户的161.5呎，其租金与收入比率中位数（31.8%）也比全港家庭住户高出1.26倍，但他们的家庭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却只占全港家庭住户的一半。换句话说，有大量住户用一个比公屋租金高得多价钱，租住环境比公屋恶劣得多的单位。
愈来愈多人指出，公营房屋供应不足，源于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政府为了“托市”，减建公屋、停建居屋（表一）；这十年楼市的确是托起了，还托到上天。事实上，这与特区政府长期以置业主导房屋政策一脉相承，即使兴建一定数量的公营房屋，也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把公屋住户转移至私人市场置业，因而衍生了富户和宽敞户要被强制调迁、配额制及计分制等政策，以“逼”走稍微富裕的人，让更惨的人入住公屋。难道我们要“斗惨”？
按理说，当局应该大幅增加公营房屋，政府也的确在2018年将新建供应房屋公私比例由6:4上调至7:3，然而，当中的“公营房屋”包括可出售的绿置居，政府亦没有再划分“出租公屋”与“资助房屋”的比例，仅强调会仿效新加坡的组屋政策以提高港人置业比率，即可能变相减少原本的公屋建屋量，令未能安居的基层住户上楼无期。
更何况，绿置居单位可以根据业主持有的年期于不同市场转售，例如2019年9月就录得首宗绿置居二手成交，该单位呎价更与当时全港平均呎价相差不过一成，类似的成交随着五年禁售期届满只会愈来愈多，公共资源就这样转手到私人买家手中。
十年的事实证明，在置业主导的原则下，根本不可能让大部份人安居—私人楼市是开放给全世界的资金，但境内居民的收入增长根本追不上—尽管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情况，但不少国家都实施租务管制，当地政府更不会“强迫”居民置业。谈及此，总有论者反驳指，港人的置业需求很殷切，例如每次放售居屋都有几十倍的超额申请。无可否认，近年资助房屋市场竞争激烈，但当局却不曾反思，在楼价过高的情况下，市民仍然争先入市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中国人着重安居乐业”，还是绝大多数人根本看不到长期资产的增值方法——例如极为基本的退休保障——让他们对未来，特别是退休后的财政状况感到安心，所以才要投入自以为永远只升不跌的楼市？如此一来政府又不敢得罪已经上车的人—毕竟负资产的梦魇烙印在香港人心中—所以才会推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放宽九成按揭贷款政策，这个楼市高企的结，似乎只会愈打愈紧，也不是单靠土地房屋政策就可以解决，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项投资；为此，一直奉行高地价政策以提升收入，同时容许发展商囤地的政府将继续背负市民居无所安的政治不确定性的代价。
最低工资︰虽有进步 未有尊严
2011年开始实施的法定最低工资算是十年来较明显的进步，由最初时薪订在28元，经常被诟病跑输通胀，到近两次调整的增幅都稍高于通胀，今年的升幅更是历年最高，时薪达37.5元（表二）。据《最低工资委员会2018年报告》，自2011年5月至6月至2017年同期，赚取最低工资水平的雇员人数由180,600人下跌至26,700人，每小时工资的第10个百分位数由29.3元升至40元，种种数据显示最低工资一定程度改善了基层工人的生活收入（表三）。
不过必须指出，现时的最低工资仍远远未能保障劳工过上有尊严和全理的生活。以每月工作26日，每日工作8小时计算，最低工资所换算的一人月入不过7,800元，在香港生活绝对捉襟见肘。相较之下，台湾的生活成本比香港低很多，反而当地最低工资要比香港高，时薪有158元新台币，即约40.5港元。近来乐施会和相关团体倡议生活工资时薪54.7元，即一人月入约11,377元，与领最低工资的相差近四成半。所以政府执着于最低工资的升幅根本是混淆视听，因为在绝对水平上，最低工资根本太低。
两者之所以差天共地，归根究柢在于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最低工资时所考虑的“一系列指标”，即（1）整体经济状况，（2）劳工市场情况，（3）竞争力和（4）社会共融，与乐施会让劳工及其家人享有体面的生活质素的着眼点不同。简单而言，委员会要确保最低工资带来的额外薪酬开支不会令企业负担太大，但什么算是大呢？据他们预测，将最低工资订在时薪37.5元，会令企业整体薪酬开支上升0.1%；整体低薪行业的盈利下跌约1%；整体失业率提升少于0.1%至0.9%；假设企业以盈利全数抵销额外薪酬开支，约0.7%的企业会转盈为亏。即使这些估算全部为真，影响可谓微乎其微，可见最低工资的上调空间非常大，但正正因为政府要保障企业利益，委员会在34.5元至42元之间的16个0.5元升幅水平，选择了第七个，即37.5元。
委员会亦承认：“明白社会人士对贫穷问题的关注， 惟法定最低工资的主要目的是订立工资下限以防止工资过低， 即使它有助提升低薪雇员的就业收入，法定最低工资并非（亦不应是）解决在职贫穷的唯一途径。”
然而若工资不能解决贫穷—7,800元甚至无法享有有尊严的生活水平—难道不已经是“过低”了吗？说穿了政府根本不肯透过最低工资拉近资方和劳方之间的权力悬殊，明知最低工资不足以应付生活，37.5元时薪犹如施舍，官员不是向资方施压，力求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反而推出例如在职家庭津贴等方法兜圈提供福利。
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一年一检”的争取上，既然政府现时两年一检最低工资时，已经要预测香港未来的经济走势，何不增加检讨的频密程度，让预测更为准确呢？政府和商界经常说要有足够时间让市场调节最低工资的升幅带来的影响，但若相信市场有能力调节，又何需担心时间不足？讲到底，政府和商界就是怕每年一检会令其运作成本长期上升。然而最低工资是一个尊严问题，难道我们可以容忍企业赚钱的同时，有人拿着近乎侮辱性的工资过活？
最高工时︰失诸交臂 遥遥无期？
随着最低工资实施，另一项相关政策最高工时亦被提上政治议程，然而十年过去，最高工时立法仍然原地踏步。劳工处在2012年发表《标准工时政策研究报告》，及后政府在2013年成立标准工时委员会跟进，并就应否考虑立法制定标准工时向特首提供意见。不过到了2015年，劳顾会六位劳方委员因为政府没有决心为最高工时立法，拉队离场，杯葛咨询，自此官方标准工时委员会就和民间愈走愈远。及后，劳工界和之前退出的劳顾会劳方代表在2016年尾自行向当时的行政长官梁振英递交《标准工时立法咨询报告》，建议工时标准定在每周44小时，超时工资率为1:1.5，撇除一定豁免外，保障所有行业。
另一边厢，官方委员会最终在2017年初公布《标准工时委员会报告》，提出“合约工时”方案，即以立法规定雇主及雇员必须签订包括工时、超时工作安排及超时工作补偿方法的合约，即“大框”；另外进一步保障工资较低的雇员，立法订明其超时工作可获不少于协议工资率的超时工资或相应的补假，即“小框”。这个提议旋即引来炮轰，简而言之，政府美其名是容让不同行业的雇主和雇员有“弹性”地协议合适的工时条款，事实上是推卸保障打工仔基本权益的责任。我们经常误以为所谓合约是双方你情我愿之下签订的，雇主和雇员合则来不合则去，很“理性”，然而我们忽略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特别是议价能力较低的基层工人，让他们单独跟雇主谈判随时让雇主将超时工作的时数写进合约，变成合法地超时工作。
政府和商界在回应批评时，经常搬出“应顾及对香港整体竞争力及营商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个讲法与一些之前反对法定最低工资的理由同出一辙，即雇主可能转为聘请兼职雇员甚或乎裁减人手来对冲上升的薪酬开支—劳工处用平白的语言说出最赤裸又诡诈的剥削：“营商环境既被愈见增加的劳工法规所限，效率和利润较低的企业如无法进一步提升技术和生产力，便可能被迫结业或把业务移到其他地方。”先不说政府自行提出比较的其他地区，如新加坡、台湾、韩国、中国内地，都有标准工时的限制，不见得有工时规管就会削弱竞争力。再者，即使按劳工界的建议立法，本港的总薪酬开支不过增加2%至3%。政府又经常祭出中小企做挡箭牌，指增加的薪酬成本会使很多利润率较低的中小企倒闭，影响就业，然而相较之下领展租金加幅每每接近两成—为什么政府又不出来担心小商户支付不了租金结业？政府要保就业还是不保？如果我们真心相信生活不应该完全被工作侵占，我们就应该重新认识这些上升的薪酬开支—是企业剥削员工所得。其他的所谓担忧，例如被强制转为兼职制或削减工时，自然是其他劳工保障应该顾及的地方，可能是工资本身太低，或者劳工市场发展不平衡，但这不影响每人应得的公余时间。不要忘记，早在1886年美国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人们喊出的口号是“八小时工作”。为此，我们等了快1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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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95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2月30日）《十年社会民生政策回顾——新自由主义下的“冻死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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