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治思维】回看麦理浩时代　何谓真改革？

要数香港社会保障政策何时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得不提第25任港督麦理浩（Sir Murray MacLehose），他在1971至1982年逾十年任期内，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当中包括设立廉政公署、发展新市镇、广建公立医院、推行十年建屋计划及九年免费教育等等，其间又兴建地铁、红磡海底隧道等大型交通基建。种种影响深远的改革塑造当时以至今天的社会民生面貌。在不少人眼中，麦理浩是最有为的港督，因为他令社会进步，生活有所改善，成就香港的“黄金十年”。

承接上文：【管治思维】迷信自由放任 大市场小政府下的失治香港

麦理浩的励精图治并非空穴来风，毕竟英国政府不会突然改变治港方针。为何当时殖民地政府的治港态度会出现重大转变？主流观点认为，改革是为了针对当时相当不堪的社会状况。

香港社会矛盾早于麦理浩上场前不断积累。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涌入香港的内地移民数目大幅增加，公共服务严重短缺，大幅落后于激增的需求。大量的人口迁移引发一连串的房屋问题，新移民身无长物，只可在非法搭建的简陋寮屋栖身，这些寮屋面积狭小，没有自来水供应及排污设施，卫生环境恶劣，意外频生。人口不断膨胀，因而衍生不同的社会问题，再加上严重的警察贪污问题，许多积压多年的民生问题未获正视，市民与政府之间的隔阂渐深。

在这样的社会动荡及官僚腐败的背景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港英政府仍沉醉于香港在自由放任原则下经济急速发展，仍未有政策疏导平息积压已久的不满，民怨没被有效纾解，社会矛盾愈积愈深，最终在1966年触发因天星小轮加价而变成的骚动，以及翌年历时八个月的“六七暴动”。这正是麦理浩大刀阔斧推动改革的重大社会背景。

麦理浩的社会改革并非单纯源于六七暴动。叶健民认为，七十年代英国治港方针有所改变，与英国本土政治气候及经济因素的关系更为直接。他举例说，包括当年在英国信奉大有为政府的工党上场、处理港英两地的贸易逆差、考虑香港前途问题及中英谈判的筹码等等，也驱使港英政府发展香港为一个繁荣稳定的都市。

虽然改革不能简单地与社会动乱划上因果关系，但社会民不聊生，无疑成为改革的催化剂。香港正面对不少严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即使民生政经脉络及时代背景无法与四、五十年前同日而语，可是历史会不断重演，政府必须以史为鉴，防范日后爆发更为大型的社会冲突及危机。

回望推出《逃犯条例》修订初期以至6月中旬，特首林郑月娥立场强硬。6月9日，市民涌向港岛参加游行，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主办方民阵声称人数达破纪录的103万（警方称高峰期有24万人），可是当晚游行队伍仍未完全消退时，政府便发布新闻稿，坚持“《条例草案》将于6月12日在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 政府以如此冷漠态度回应数十万乃至百万计走上街头的市民，等同向社会释出信息：不论游行人数多少、民意多强大，政府也不会放在眼内。

傲慢使港府白白错过平息这场政治风波的机会，这种管治态度会造成难以化解的官民对立与民心背向；接下来上演的大型集会及冲突，以及危机处理与笨拙的公关手段，使港府陷于前所未有的管治危机之中。叶健民指出，今次修订所引起的游行未必直接同经济民生因素相关，但政府不听民意，导致局势升温，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克服思维惯性　重建管治认受性

“大市场，小政府”一直以来教港府引以自豪，这概念已内化成官员的“核心价值”和视之为香港最强优势，但叶健民认为如从营商环境、创造财富、吸引投资者的角度而言无疑是优势，“但这个‘优势’对不少人而言亦是造成问题的根源，如果从社会分配及福利角度而言，这局限了很多可能性。”自由市场被视为香港繁荣的基石，但面对众多问题，政府不应坐以待毙，应该积极在自由经济与社会保障之间找到平衡，在创造与分配财富中寻找双赢，才可救大众远离水深火热之中。

回首过去，罗马非一日建成，麦理浩也无法在十年内令香港所有社会问题迎刃而解，然而无可否认，他推动的社会改革成为改善市民生活及社会进步的开端。对不少基层而言，麦理浩的政策无疑是救命草，至少一个合适的居住环境及教育机会不再遥不可及，港英政府亦在这借回来的地方增加认受性。

回到今天，大市场小政府已不再是概念问题，此想法已经转移及反映在香港体制之上，如传统的简单税制及低税率，使港府稍作改动也有很大回响。2003至2007年间，时任财政司司长唐英年曾研究扩大税网，令本港财政更为稳健，而开征商品及服务税（GST）是方案之一，经税制改革咨询后，社会近乎一致反对方案，终在没有民意基础下搁置开征新税种。“这已非单纯地说官员有何想法，现在已变成了很多实际制度，很难作出改动。”

叶健民不忘提醒，迷信市场固然是弊病，但他亦强调香港的管治制度先天不足，缺乏民主，行政长官无法透过政党与立法会维系关系，中央亦不会再大幅度扩大香港市民的参与权，种种限制令改革空间收窄，政治力量难以累积。更何况社会存在很强的对立势力，而当社会无法建立共识，政府就难以取得普遍支持：“如果没有某程度的和解及沟通，只会令我们本身不太有效的政治制度变得更难决策。”

上文节录自第16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6月24日）《大市场小政府下的失治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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