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港人难无限期包容当权者无能
“香港人拥有一个令人惊叹的‘求生’文化。”有“魔僧”之称的港英时代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顾汝德（Leo F. Goodstadt）如今身在爱尔兰，但依然心系香港，纵使他以“失治”形容这个城市，却没有悲观地看待香港的未来。他说，香港人是很坚毅的市民：“即使面对威胁，香港人忍耐力之高，是在其他城市看不到的。”他口中的“威胁”，部份来自环球经济的改变，以及一些不能预见的事件，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环球金融海啸、2003年“沙士”（SARS ）疫潮、内地工厂倒闭潮等等，亦有部份来自政府的施政。他提到，首任特首董建华面对经济困局时，削减公务员薪酬及社会福利应对，“但劳动人口依旧辛劳地工作，生产力持续上升，那就是典型的香港”。（此文章为《顾汝德专访》之三）
承接上文：【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历任特首弊政多 对社会福利视而不见
翻查资料，董建华政府在2002年立法削减公务员薪酬，并在其后推出“033”减薪方案以节省公帑，此举变相带动社会普遍工资相应下调。根据政府统计处数字，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由2001年的11,000元降至2002年的10,400元，至2007年才重回11,000元的水平。即使如此，香港依然有着极高劳动生产力，2000年至2010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一直稳步上升。与此同时，受通胀影响，基层市民的生活质素却在下降。
顾汝德又提到，2000年以来，香港医院部门的资源遭到严重削减，公立医院的住院病床被减少，一些药物费用亦需要“患者自付”，医护人员仍然坚守岗位，提升病人的生存机会。追本溯源，当时的节流措施，包括以“肥鸡餐”鼓励资深医生离职、削减大学医科生学额、削减住院病床，正是现时公营医疗体系供求严重失衡的原因之一。
换言之，港人一直在包容、忍耐着当权者的无能，在“失治”的城市中求存。不过，顾汝德在书中的最后一段预告：“我们不能指望社会能够无限期地包容。”
顾汝德在2013年出版的《繁华底下的贫穷：香港施政失误》一书里，用“礼貌政治 （polite politics）”解释香港的政治生态，指出香港社会成熟、自律、民众务实温和，当政府推出各种惠民政策时，就会受到市民的尊重，“香港民众要求政府在社福议题上做出正确的决策，将重心集中予贫困社群身上，给予他们平等的支援，而非透过竞争性市场，规定贫困人士可负担起什么样的服务。”
当社会无法解决长期以来的民生困局，市民自然而然地把实现社会公义的希望，投射到政治改革。顾汝德解释，香港人一直试图避免“政治暴力”（利用武力达致政治目的），因为它不但具有破坏性，更会削弱社会大众的信心，但当市民把选票投给曾以激烈方式抗议政府问题的政治人物，便意味香港的长远发展面对新的威胁。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两大激进党派社民连和“人民力量”，合共取得了26万多票；2016年新界东补选中，属于激进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取得逾6万票。这些迹象也许就是顾汝德所担心的。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席讲师梁启智曾撰文指，“不少民选议员近年选择把议会当作是政治表演的场所，把街头抗争的手法带进议事堂中，吸引传媒的注意。他们的作为有时会被批评为不认真或不尊重议会庄严……但对于这些‘反叛议员’的支持者来说，他们的议员在议事厅‘搞事’就是履行选举承诺，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梁启智指出，立法会本身在相当部份的市民心中欠缺认受性，所以这些激进议员的抗争行动得到支持，“即使这些议事厅内的抗争方式被终止，只要背后的认受问题没有解决，则问题仍会如挤气球一样，从议事厅内转移到议事厅外，甚至以更高社会成本的方式爆发。”
面对这种“威胁”，顾汝德认为，特区政府愈快实现《基本法》中承诺的政治改革愈好：“ 如果无法实施（政治改革），社会需要更快地得到一个完整、坦率和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不能。”他又相信，若立法会议员及司局长级官员能透过一个更开放的制度产生或任命，可吸引更多人走进体制，提升行政及立法机关的职能。与此同时，香港社会可以确实成为“话事人”，令现时的政治紧张，甚至撕裂情况或会放缓。不过他亦补充，“但我不是一个政治学家，无法给予任何实际的方案。”
重温文章《顾汝德专访》：【回归22年．专访顾汝德】林郑不解民情 态度傲慢成民怨催化剂
上文节录自第169期《香港01》周报（2019年7月2日）的《专访顾汝德 — 治港本不难 为何回归后老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