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单一”有何不可？　施永青：实用主义造就今日香港

为了减少对金融、贸易及物流等“四大支柱产业”的依赖，港府在十多年前提出优先发展的“六大有新产业”。然而十多年过去，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大改善，到底是政府带领发展本身有问题，还是选定发展方向和具体政策时，缺少了民主参与，导致成效不彰？

承接上文：反思香港发展模式　如何凝聚公平正义新共识

不过，香港地产代理翘楚之一、中原地产创办人施永青，反而认为正是这种“实用主义”造就了今天的香港。即使是被北京点名的“产业结构单一问题”，他也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没什么大不了，香港如果走原有的制度，香港的产业结构也不是由国家领导人带领。‘领袖挥手，我前进’，这个在香港一直没有出现。”从前的香港，除了利用港口和低税走水货起家，到之后南来的内地工业家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带动香港的工业发展，“没有人带领啊，假发可以做就做假发啰，电子可以做就做电子啰……香港做过好多世界第一……玩具、电子表、某些成衣，所有都垄断某一个sector的市场，都没有人带领，市场提供机会就做。”

后来产业转型，香港企业纷纷利用大陆改革开放造就的便宜劳工和土地，将技术和资金转移到内地，又赚了近二、三十年钱。后来内地企业追上港资，施永青的工业家朋友就回流香港，“‘唔够人砌（竞争）’，钱人家又有，技术人家进步又较你快，管理能力，你作为一个企业家，远见不够人家宏伟，魄力、谋略也输给人，怎样在大陆竞争啊？回来，回来做什么？回来买楼、收租。”在社会运作上，施永青受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影响较多，“其他的企业如何？他们自己谋上进而已。原本政府没有这个责任，现在变了好像是政府的责任，中小企‘唔掂’又要找政府，科技发展又要找政府。以前港英政府等你自己‘搞掂’。真的‘搞唔掂’怎么办？这个世界人有生老病死，一个城市也是，你当了富二代，香港也是富二代来的。英国人说第一代是businessman，第二代是playboy，第三代就成了beggar，我们现在就来到当beggar的年代。”

这种想法其实跟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的理路相近，尽量靠市场调节，政府要做的是为资本扫除一切障碍，管得愈少愈好，那么自然地，产业结构及其带来的既得利益结构，就很受宏观的全球尤其是周边地缘经济转变的影响—例如香港在数十年间的极速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其次就是自然而然地“食老本”。事实上，香港不是没有零零散散的产业政策，不过，每当政府主动提出发展“优势产业”，商界回响都不太，亦没太多人关注，反而让人联想起前特首董建华提出的数码港—由科研计划变成地产项目。施永青亦质疑：“她（指政府）懂得做生意吗？我就没太大期望，她连官也未做好，做生意？她教你做生意？谁来教？商务局长？他懂得做生意吗？（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做过生意吗？你问他有什么做生意的经验？”

由董建华的科研大计，到曾荫权的“六大优势产业”，再到梁振英着重的医疗和教育产业，从观感上而言，这些新兴产业（文化及创意、医疗、教育、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环保）似乎一直备受政府重视，但实际上，它们又是否能令香港的产业结构变得多元化呢？

今年5月政府统计处的月刊专题文章《香港经济的四个主要行业及其他选定行业》，比较了2007年至2017年间四大支柱产业和六大优势产业的经济贡献和就业人口变化，后者固然有所增长，但速度相当缓慢。在经济贡献上（表二），四大支柱产业所占的本地生产总值（GDP）下跌了约3.2%，同期六大优势产业的升幅只有约1.5%；就业人口方面（表三），四大支柱产业的新增就业人口为121,900人，同期六大优势产业的新增就业人口则只有104,200人。从这两项重要指标来看，政府强调发展的六大优势产业表现差强人意，令多元产业的愿景遥遥无期。

或许施永青说对了一半，政府真的不懂做生意，然而这到底是政府政策有误——有否长远规划？能否对症下药？是否提供足够支援？—还是政府主动发展本身就有问题——“这个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走的是资本主义嘛，资本主义是‘你死你贱’”？

这当然值得更深入的探究。施永青也不是看不到当下的深层次矛盾，但始终认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才应该介入。以他最熟悉的、被视为深层次矛盾重中之重的房屋问题为例，他认为“房屋问题是所有大都会共有的，因为大都会有对投资、外来资金的吸引力，所以私人市场如果是自由市场，楼价一定会跟当地人的购买力脱节，因为（私人市场）被外来资金扭曲了”，故提议当局应该创造一个独立为本地人而设的首次置业市场，承诺每一个在香港出生和工作的人，一生中有一次机会买上车盘，同时政府应该放弃调节私人市场。

他相信，这样市民的安居就有保障，也确保他们的资产可以随着楼市上升而增值，“有资产你就可以跟社会共富贵。如果你没有资产，等工资上升会慢很多……你有层太古城，香港经济好，楼价升，所有太古城业主都有得益；你没有便要等老板加人工。老板什么时候加人工呢？先要经济好，行业扩充，开始请人，人力市场紧张才会加人工，一年多都未加得到。”施永青的建议似乎比政府进步，但实际上，它依然是透过市场上资产价值变化来带动流动，仍是一种“实用主义”。

众所周知，施永青年轻时，曾与长毛（社会民主连线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一起“搞搞震”，投身“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革马盟）”，主张工人阶级跨国界不断革命，最终实现工人民主自治，包括无产阶级内部的多党制和普选。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令施永青意识到“毛左”并非他想要的答案，及后更决定下海经商。至今他身上仅存的马克思影子，可能就是他经常提及的“三三三分配”制度，即当公司赚了钱，员工分三成，股东分三成，余下的三成再投资—在首次分配时相对平等，以取代第二次分配（征收税项之后的社会福利）。

对普罗大众而言，这种做法可能比加税还要激进，但在施永青眼中，“三三三”制不但可以刺激消费、让员工对公司有归属感，而且可以让劳动者真的拿到了比现有分配更多的劳动所得—不单纯是工资—“工资的价值是人力市场的平均价，不是和你的贡献挂钩，剥夺了你劳动所得。国际歌叫‘夺回劳动果实’。”不过，究竟能否透过这种分配来解决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就着实令人怀疑。要知道，每个行业的发展和利润都不同，这样的分配会否令市民一窝蜂地投身“揾到钱”的行业呢？因此，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仍然值得争辩。

上文节录充自第184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14日）《反思香港发展模式　如何凝聚公平正义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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