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委任受质疑 为何总是富二代？
源自港英年代的咨询委员会制度多年来饱受批评。有意见人士指出，咨询政治近年逐渐褪色，委任方式更惹人诟病，被批评有如黑箱作业。特首林郑月娥于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青年委员自荐试行计划”，称要吸纳不同光谱青年加入咨询架构，惟政策同样备受指摘，被视为政治酬庸，未能做到广纳民意，为咨询委员会注入新动力。
反修例风波爆发后，林郑月娥宣布改革咨询委员会制度，再度调整委员会组成及运作模式，港府如何有效将不同意见融入施政？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路线又该如何走？至今一切似乎仍然成谜。
承接上文：咨询制度异化 改革方向成谜
用人唯才VS用人唯亲
截至目前为止，香港共有505个大小不同的咨询及法定机构，成员包括政府人员和市民，当中有约4,600名社会人士获委任，并在约430个咨询及法定机构服务，共担任约7,000个职位。
然而，政府的委任方式和准则一直备受质疑。钟剑华便质疑，“为何不是我钟剑华获委任？连我的学生也可能比他们厉害。”他早前曾批评咨询委员会沦为“富二代俱乐部”，皆因不少富二代及政治新星恒常获委任要职，导致大众质疑只有成为政府喉舌才可有机会获得委任，形成“大家同政府合作就有靓位上”的风气，落下政治酬庸之嫌，损害大众对咨询委员会制度的观感。
根据民政事务局所列明的委任原则，政府在考虑委任非官方成员时，其原则是“用人为才”，即有关人士的才干、专长、经验、诚信和参与服务社会的热诚。记者翻查记录，发现有不少委员会名单出现富二代和政坛新星。就以近年备受舆论关注的青年发展委员会为例，获委任成员包括遭批评“离地”的华人置业非执行董事刘鸣炜、现届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儿子梁宏正、民建联区议员林琳，以及前国泰航空公司高层杨孝华的儿子杨哲安。“好多人都冇公信力，皆因有个好老豆”这种质疑声音，似乎绝非无病呻吟。
现时政府主要利用新闻稿及刊登宪报两种方式公布委任名单。多年来，均有立法会议员指摘委任制度欠缺透明度，普罗大众对此亦有质疑：到底那些人士凭什么往绩和条件，得以成为政府眼中的“人才”而获委任？
根据香港政策研究所于2016年发布的《改进咨询委员会及公众参与机制》调查报告，目前有超过90%的咨询委员会未有提供成员的背景资料。在欠缺透明度的情况下，市民又不时从名单中发现亲政府人士获委任要职，不难理解他们为何对制度失去信心，怀疑政府“用人唯亲”多于“用人为才”。
钟剑华强调并不完全反对委任富二代担任委员会成员，认为富二代能借助其掌控的资源、关系网络，助政府更准确地掌握相关领域的持份者意见，的确较一般市民更具明显优势，“没有理由因为他是富二代就扼杀他的机会。”他以近年遭受争议、人称“投胎界KOL”的刘鸣炜为例，说明并不是所有富二代都是纨绔子弟。钟剑华指出，刘鸣炜担任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改组为青年发展委员会后出任副主席），可说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表现积极，纵使社会大众对他存有误解，但他确实自费招揽一群研究团队，从事本地青年事务工作，“起码大家顺气一点”，并认为他只是欠缺一个良好的公关团队。
钟剑华进一步解释，由富二代及政界成员担任委员，无疑能产生“辐射作用”，当权贵的意见能在政府制订政策时获吸纳，他们便会更落力替政府推销，有助减轻政策出台时遭受的阻力。惟现时咨询委员会制度被“公器私用”，政府更把它当作工具，企图实现“近亲繁殖”效用，做法令人失望。
委员自荐计划只是旧酒新瓶
2017年《施政报告》推出“青年委员自荐试行计划”，意图做好青年“三业三政”的工作。所谓的“三业三政”，亦即关注青年的学业、事业及置业，并鼓励青年议政、论政及参政。该计划有意吸纳青年加入不同的咨询及法定机构，让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其后计划转为常规化，定期招募18至35岁有志服务社会的青年加入委员会，为年轻人提供更多议政参政机会。政府每年进行两次招募，涵盖不同政策范畴的咨询委员会数目亦逐步增加。
根据选举法例，年满18岁人士有资格成为选民，但要参选区议会、立法会选举则必须年满21岁。故“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让更多未有资格投身选举的青年能加入不同政策事务委员会，培养从政经验，并为政府出谋献策。然而，曾获邀出席青年发展委员会会议的朱嘉禾、梁雪琳、张嘉浩不约而同地批评林郑月娥推行的“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沦为“精英俱乐部”：“政府好明显选择了他们（精英），而不是我们（基层青年）。”三人坦言政府未有重视基层青年的意见，年轻人仍然欠缺有效表达诉求的渠道。
于香港城市大学修读公共政策学系二年级的梁雪琳说：“政府透过自荐计划招募的成员，都是经过多轮筛选的”，获委任的自荐委员几乎都是“社会精英”，要不就是有“亲中亲建制”背景，担心基层弱势青年难以走入委员会发声。她又批评自荐计划所涵盖的政策范畴并非现今世代青年感兴趣的范围，质疑政府招揽青年加入“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十分滑稽，既不了解青年想法，亦像在敷衍年轻人。
张嘉浩今年20岁，于香港教育大学修读历史教育系二年级。他认为纵使有志参加自荐计划，但以其出身背景，根本难以与其他遴选人士一战。他指委任名单中，不难发现获选的成员几乎都是从“三大”（中大、港大和科大）毕业，很多更早已投身社会，是社会上的成功人士，质疑政策根本无意让欠缺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参与，而且忽视基层青年表达意见的权利。
梁雪琳和张嘉浩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翻查该自荐计划的委任名单，民政事务局似乎以委任人士的出身背景作“生招牌”，以第二期获委任的20名委员为例，所有委员都拥有学士学位，当中超过七名成员拥有硕士学历，而从事专业工作的委员更高达一半以上。或许政府无意用出身背景来酌定自荐委员是否值得考虑，却难逃沦为“精英俱乐部”的质疑。
除了对自荐计划不满外，三人亦对委员会的咨询过程感到失望。在青年发展委员会的会议上，三人被安排到不同小组，讨论青年就业发展方向，每个小组由一名常任委员带领。张嘉浩批评，每次讨论时间只有约一小时，不足以发表详细意见。更甚是，委员收集意见后，未有完整地将小组共识向上级反映，反而筛选讨论内容，只将部份意见告知副主席刘鸣炜。对此，三人坦言难以接受，觉得既浪费自己的时间，亦反映出委员会不重视基层青年的意见。
对政府企图借自荐计划改善咨询委员会公信力破产的问题，钟剑华批评做法十分“离地”。他指出，目前自荐委员会所提供的名额颇少，政策目的不过是扮演一种“政治橱窗”功能，如同形象工程，只是让大众误以为政府有意做到广纳民意，欢迎持不同政见的持份者加入咨询委员会。他狠批自荐计划的遴选过程欠缺透明度，大量政党相继派代表报名，争夺席位。加上每名报名人士要填写一篇约500字的申请原因，他质疑最终决定权仍会落在政府手上，“你肯定不会在报名原因中写要打倒林郑月娥吧？”似乎这种所谓客观的遴选标准，也离不开“政治投诚”意味。
咨询委员会制度的原意是希望在政策制订的过程中能吸纳不同的持份者意见，增加政策认受性之余，更能贴合实际需要，符合市民期望；但发展至今，似乎已扭曲走样，不单反复受到大众质疑，亦无法回应目前社会的政治状况与诉求。如何让咨询委员会制度重拾公信力、让民意能融入政策，便要看政府接下来将会如何改革，而这不是一些遴选过程欠透明、向建制精英倾斜的计划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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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8日）《咨询制度异化 改革方向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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