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制度异化 改革方向成谜
源自港英年代的咨询委员会制度多年来饱受批评。有意见人士指出，咨询政治近年逐渐褪色，委任方式更惹人诟病，被批评有如黑箱作业。特首林郑月娥于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提出“青年委员自荐试行计划”，称要吸纳不同光谱青年加入咨询架构，惟政策同样备受指摘，被视为政治酬庸，未能做到广纳民意，为咨询委员会注入新动力。
反修例风波爆发后，林郑月娥宣布改革咨询委员会制度，再度调整委员会组成及运作模式，港府如何有效将不同意见融入施政？委员会制度的改革路线又该如何走？至今一切似乎仍然成谜。
香港现时约有500个咨询及法定机构，其存在意义可追溯到英治时期。港英殖民政府从宗主国引入这套咨询委员会制度，并成为港英政府管治架构的重要一环。
港英政府作出重要决策前，会通过咨询委员会收集不同意见，以“行政吸纳政治”的手段吸纳专业人士的意见，以提高政府在决策上的施政效能，并增加认受性。六七暴动带来的教训，亦令这种“咨询政治”在港英时代得以大行其道。
咨询功能逐渐失效
九七前的港英政府虽然存在认受危机，但是“行政吸纳政治”手段尚算奏效，能够将社区领袖的意见带入政府，减低精英阶层对政府带来的压力。再者，一些地区较有名望的专业人士，更可以向政府提供专业意见，并且借助他们的声望推销政策，让业界及大众市民较易信服。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兼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剑华指出，咨询政治由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七回归前奏效，原因在于当时大众教育水平偏低，市民倾向相信民间政治领袖的专业性，认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站出来都有型有款”，可信度高。
港英时期的咨询委员会制度非独脚戏，有相对完善的升迁机制助政府“储蓄社区领袖”。钟剑华指出，以往不少委员会成员拥有丰富地区工作经验，往往需要做到一定成绩才被推荐升迁，从而达至“由下而上”的功效。再者，地区领袖会通过各种公众咨询活动来收集民意，让大众接受政府虽然不是由人民选出，但起码重要的决定还容许市民有一定程度的参与。
回归后，随着教育水平提升，以往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领袖不再获神化，更出现“你识嘅，佢都识，为何要信你”的现象，教育普及化显然削弱了政治领袖的认受性。
而且，近年不同政治团体相继成立，唤起大众参与政治的意识，市民开始觉察政治权利的重要性，过往有限度的咨询委员会制度遭受挑战，在现今复杂的政治脉络下，显然变得不合时宜。
咨询政治失去公信力，亦与委任原则底线屡次被触碰有关。过往港府就委任咨询委员会成员事宜订下“六六规定”，即非官方成员出任组织的同一职位不可超过六年，亦不应同时担任多于六个委员会的职位，以保障公众人士有平等机会通过咨询机构参与社区服务，防止垄断及霸占等情况出现。
然而，回归之后，“六六制度”逐渐崩坏。钟剑华指出，曾有行政主任依足指引办事，向上级推荐委员会更替名单，以替换任期即将超过六年的委员。惟建议名单上缴后，一直未有拍板通过，皆因上层认为没有替换的需要。
翻查历届记录，确实存在着不少“公职王”，包括前警务处处长邓竟成、香港艺术发展局主席王英伟，以及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等，都同时兼任过多项公职，达到临界点。前行政会议成员张震远更打破出任同一公职不超过六年的指引，被批评破坏咨询委员会制度多年来建立的公信力。
无可否认，特区政府勤于地区咨询工作，惟成效一直惹人诟病，更屡爆丑闻，打击咨询政治的公信力。2016年底，当时仍担任政务司司长的林郑月娥被揭发在无咨询公众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与北京故宫博物馆合作，在西九文化区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事件引起社会极大争议，各界狠批政府无进行公众咨询，忽视市民声音，带头破坏既有的咨询程序做法。毕竟，政府在制订政策时，不同市民和团体都希望有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而政府试图绕过咨询制度，无疑会引起反弹，惹人怀疑咨询制度是否遭架空，咨询委员会是否依旧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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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86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0月28日）《咨询制度异化 改革方向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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