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规三部曲．专访2】刘太格谈短期规划：再多火鸡也不会变孔雀
要了解一个“好的规划方案”，要从“好的规划师”说起。在上一篇专访文章中，新加坡“城市规划之父”刘太格解释了何谓“好的规划师”。有了“好的规划师”，还要有一套“好的规划体系”，才能令“好的规划”落地。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之所以如此成功，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其“好的规划体系”。
我们做得到，是因为政府得到人民的信任。你们（香港）可能要花十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这种信任，但即使是需要花十年的时间，也比你什么都不做的好。
新加坡这套享誉盛名的规划体系，主要由《概念规划》（Concept Plan）、《发展指导蓝图》（Development Guide Plan）、《总体规划》（Master Plan）等组成。《概念规划》期限为30至50年，根据“以人为本”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国家发展愿景、人口规模、城市功能布局等，作出宏观层面的战略性安排，极具前瞻性，每20年更新一次；《总体规划》则计划未来10至15年的发展，把概念规划转化成清晰的整体方案，详细订明土地需要、使用用途、高度控制等，每五年修正一次。
例如，根据《概念规划》，新加坡被划分为五个片区和两个绝对保护的集水区，除了最核心的中央商务区，其他每个片区辖下有五至六个新市镇，每个新市镇服务20至30万人，当中再被细分成若干个小区，小区之下再有若干个社区。对于小区的具体规划，会研究编制《发展指导蓝图》，当中详细列明所有用地的发展参数，并作公开展览两周，向公众解释规划前景；至《发展指导蓝图》经批准后，就会成为新的法定《总体规划》。另外，新加坡亦设有总体规划委员会，由10名直接负责建设新加坡的主要政府部门首长组成，以排解纷争，确保各部门建议符合两大规划的要求。
尊重科学研究 解决生活需要
刘太格担任主席的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宜居城市中心，曾出版记录新加坡建国50年发展之路的《小红点大格局》。当中提到，早在英国殖民期间的1958年，殖民政府已经委派著名规划师George Lionel Pepler出任新加坡规划顾问，并以1944年《大伦敦规划》为蓝本，制定并通过首部总体规划，指导未来20年建设。但至六十年代中期，新加坡人口已超越该规划所预测的200万，故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申请，以协助新加坡修订新的规划蓝图。至1971年，首部全面综合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的《概念规划》出炉，以满足未来20年人口达致400万的发展需求。
这份规划蓝图，建基于极度严谨的实证科学研究。
“新加坡非常小，我们没有犯错的余地。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合理规划，因为一个错误就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前副局长许剑曾说。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前副总规划师蔡炳才也忆述，该规划基于入户调研、数据收集和深入分析，以期达到最佳效果。因为新加坡面积有限，但工业化进程迅速，人口膨胀极快，迫使他们必须严谨规划，以确保国民享有高质量生活和发展空间。
“我经常说，我能有今天的能力，是因为新加坡政府给我一个‘规划实验室’。每次政府推出新的政策之前，如果我们认为可行，就会去做研究，研究之后才实施；如果不可行，我们会说有问题，不会盲目去做。”刘太格也秉持那种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我画每一条线，都要知道这条线为什么这样画、画完会给城市带来什么效果。如果没有满意的答案，我就不会画这条线。就算是规划师，也不能依赖自己的设计天赋，而是必须依赖科学。
1989年，新加坡政府组成新的市区重建局，并委任刘太格出任局长兼总规划师，负责编制1991年《概念规划》。当中一大成就，是把原本以中央商务区为中心的“环形加带状发展模式”，修订为“多中心发展模式”，在其余片区分设相等于第二中央商务区的片区中心，奠定了新加坡今日的发展格局，也为新加坡成为世界一流城市打下基础。
“很多人把新加坡今天的功劳放在我身上，这是不正确的，政治领袖才是最重要的。”刘太格强调，当地领导人的思路非常明确，信任专业人士的判断，愿意给他们发挥的空间，两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非常好的成果。刘太格任职建屋局期间，负责开发20多个新市镇，需要买地、拆迁、规划、建筑设计、施工建设及物业管理，当中每一个决定，都经过研究才执行。
“你看这个图，本身看起来就几条线，背后我们做了这么多研究......像这种东西，我可以讲几个小时。”刘太格随手画起了组屋单位的平面图，由组屋面积的大小，到卧室、厨房、客厅的布局，再到窗户与窗户的间距，都有科学数据支持。（另见稿）
“每一件事都不是凭空想像的，有工程学、建筑学、管理学、社会学的专家帮我做研究。”刘太格补充，研究有助完善组屋配套、小区建设及新市镇发展：“我想在这方面，香港的机会没有我们这么好，没有很多的开发量来累积很多经验。”
刘太格所言甚是。我们的政府拿不到土地，我们的专家也得不到政府的赏识。
1991年《概念规划》的另一突破，是刘太格大胆地延长规划年限，由原定的50年，扩展至100年，制定一个当人口在X年达到550万时的发展策略（当时实际人口为320万），为今天新加坡561万人口的安居奠定基础。
“我们做规划，要有信心做长远规划。就像你画一只大孔雀，如果你的孔雀需要100年才能成长，那你就要做一个100年的设计，让孔雀慢慢长大。”谈起当年这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百年规划”，刘太格很是自豪：
现在很多城市都是做短期的规划，首先他们不知道人的基本需求是什么，其次他们找借口说社会变化太快、担心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就做了很多短期规划，等于只是设计了50只火鸡。你说，把50只火鸡放在一起，它会不会变成孔雀呢？哈哈！
记者想起2007年公布的《香港2030：规划远景与策略》，以及预计今年公布的《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问：“港府这种十几廿年的规划，足够吗？”
他笑了笑：“这样的规划，就是做几只小火鸡了，我当然希望你能做大孔雀。”“不过，在长远的规划方案里面，一定要留出一些空白的土地，预留给我们现在想像不到的未来发展的需求，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做长远的规划。”这种土地储备，称为“白色地段”（见另稿），刘太格曾经形容，“这是新加坡规划建设的秘密武器”，如果不是早期预留了土地，今天新加坡的土地早就用完了。
港府要实绩重建威望 减规划阻力
除了长远而有前瞻性的城市规划，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布局，以及对人文自然的高度尊重，也是刘太格坚信不疑的规划理念：“我最近跟中国朋友说，很多城市从功能布局来说，本来就好像一碟‘杂菜’，什么都丢进去；后来有些专家，觉得‘杂菜’不好，要有功能分区，结果他们听不懂，以为要分开，只在东边搞什么、或在西边搞什么，这就导致人民生活的不方便，城市就从‘杂菜’变成‘西餐’，一堆马铃薯，一堆肉，一堆菜。”
对刘太格而言，最理想的规划，应该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就像‘炒饭’一样，‘炒饭’不是‘杂菜’，它是有计划的，规定需要多少肉、多少菜，炒出来才会好吃……我问你，‘杂菜’好吃，还是‘西餐’好吃，还是‘炒饭’好吃？当然是‘炒饭’好吃，哈哈。”
“香港现在有700多万人口，可能在40、50年后，增加至1,000万人口，那样的话，你们就需要造成两个城市、两个中央商务区，而且现在就应该用心研究城市布局。”刘太格提醒，“你现在不规划，以后这个地方就变成‘杂菜’，做规划的目的，就是要把两个城市变成两碟有不同风格的‘炒饭’，两者可以互补。”
有愿景、有研究、有远见、有规划，就可以善用土地，为人民安居。然而，土地从何来？
我觉得香港最大的问题是，土地怎么拿来做规划？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政府要有威信，政府也要有决心！
刘太格透露，当年李光耀及其内阁，非常在意要做好每一件事，故强调各部门首先要订好政策，其次严格按照政策执行，而且执行的时候要明显让人民感觉得益，“用李总理的话来说，‘Not only you must do the good work, you must also to be seen to be doing the good work’，就是‘你不单要做好工作，而且要让人家知道，你正在做好工作’。”
刘太格说，当人民感受到政府是在帮他们做事，自然就会信任政府，“一信任政府，有些政策就算他们不懂、想不通，他们也会觉得，我还是要支持，政府的施政威信就会提升”，当有了人民的支持，政府更应该小心翼翼，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他提到，加盟建屋局初期，每天都看报纸，虚心接受人民对公共住宅的批评：“我不能把他们的埋怨‘丢’到废纸篓去，所以就组织不同范畴的专家研究，了解人民的需求，改善他们的生活。”刚开始时，人人都埋怨，说“为什么要逼我们去住那些不友善的高楼”；到后来，人们还是埋怨，说“为什么还不接我们到那些高楼去住”？
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在内的政府高官，经常认为这样很难做、那样做不到，而在新加坡采访期间，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告诉记者，正正是因为“新加坡土地不足”，所以当地政府更加要善用土地，尽其所能解决人民所需。
为什么新加坡能，而香港不能？
“我们做得到，是因为政府得到人民的信任。你们可能要花十年的时间，才能建立这种信任，但即使是需要花十年的时间，也比你什么都不做的好。”刘太格语重心长，再次强调，“政府真的要有威信，要有决心。”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牵头的“土地大辩论”公众咨询进入尾声，然而，各界讨论大多集中于各执一词的“如何觅地”，而非更加关键的“如何用地”，即对土地分配仍然缺乏规划、对城市规划仍然缺乏愿景。《香港01》特此策划“城规三部曲”系列深度报道，先后到访新加坡、上海和深圳，探讨当地城规建设经验，冀为我们未来的城市面貌带来一些想像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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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2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13日）《专访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 “香港不缺地，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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