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谈土地】《踏血寻梅》导演翁子光感叹：政府的执行力太弱

《踏血寻梅》上映后，惊艳了不少人，亦一连摘下了好几个电影奖项。后来，翁子光也到了内地发展，与许多导演一样长时间在北京工作，北京与香港有些相似，在小小的城市内，高楼林立，不同的人聚在一起，一日24小时从没有黯淡的一刻。

然而，他对这样的城市有一种想法。

他记得几年前参加一个讲座，一个出名的建筑师在讲座上侃侃而谈，说香港是个摩天城市，当人走在中环或是其他商业区里，便感觉到高楼就在身边，让人有压迫感。

“说到这里，我同意，但跟住他第三句就说：这种压迫感能令人走得更快——说这个城市的压力能给你一些活力。我当下觉得，哗，唔系呀话，这是一个知识份子对香港社会浪漫的想像，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对吧？你是建筑师，你当然觉得行得快一些，更有魄力赚你的钱，发展你的事业，甚至享受生活，但你想想现在正踩着单车送石油气的人，或是推着纸皮的阿婆，在这样的高楼大厦之下，鞭策他们走得快一些，意义何在？”他苦笑，说社会的不平等、贫富悬殊和不公义都彰显在现在香港的住屋环境里。

“许多建筑师都说，现在的香港变成了一个很有后现代味道的城市，我觉得那是一个浪漫化的想像，但不应该只有这种想像，建筑与土地发展其实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当中如风向、人的视野、生活的触感、压迫感、人的性格与命运。”他从小住在荃湾，荃湾从前有许多矮房子，他住在现已拆卸的四季大厦，在天台玩耍，那时香港的天空很大，但现在回到荃湾，城市景观变得奇怪，昔日的天台变了现在的豪宅私楼，变成了一排屏风楼，如果把一个个的窗髹上一样的颜色，远远看去就像是沙漠的一个古迹，一样怪诞荒凉。

生活欠缺想像

“我的意思不是以前最好，只是我所见到的改变都是在没有规划下而被改变的。有时六个地段，一、三、六会被发展起来，但二和五却放着不发展——那为什么二和五不发展而发展了一、三、六呢？当中有没有一个周详的计划呢？没有。香港现在就像被割据一样，被几个大地产商割据了。”他乐见民间对高尔夫球场用地的讨论，然而却看不惯这场讨论变成了不同政治立场的战场。

“现在常常就是你企这边，我企𠮶边，之后就嗌到底。我觉得许多事不一定是A和B的，也可以是C和D的。例如我们觉得郊野公园不能动，因为那是香港生态的宝藏，我们就尽量别去动它，但高尔夫球场并不是一个公众分享的东西，我们不能把高尔夫球场浪漫化的——写一个故事，除了是有钱佬向上爬的故事外，没一个故事当中有一块拼图是有关高尔夫球场。抱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想像中，没有这回事。所以我们是否应该将它边缘化？香港有许多偏远一些的地方是很适合兴建高尔夫球场的。”他说政府一方面左右逢源，一方面又左右不是人，夹在市民、中央和地产商之间，在许多重要的政策上需听中央指令，却失去民心；在一些小的民生议题上，尽管有许多空间去耍一些小手段，却往往得不到市民的信任。

“我欣赏香港现在仍有一些美好的愿景，然而，政府对未来的愿景和执行力的落差，令我很愤怒，为什么他们的执行力会那么差呢？从公屋铅水事件，到港铁事件，再到高铁工程，香港政府的执行力都太弱了，永远倒泻箩蟹，再没有从前殖民时期的决断性和精英主义。说准确一点，一层叠一层，大家都怕出错，讲亲嘢都似挤牙膏。”他叹气。时代迫使风气转变，人们期待政府说出愿景，又害怕政府胡乱承诺，或渗进阴谋，社会只能沸沸扬扬，困在一个漩涡，没法达成共识。

从公屋铅水事件，到港铁事件，再到高铁工程，香港政府的执行力都太弱了，永远倒泻箩蟹，再没有从前殖民时期的决断性和精英主义。

拒绝随波逐流

他曾经以为自己这个70后是最后一代的理想主义者。

拍《明媚时光》时，翁子光说的就是时代下人们不曾察觉变化，回归多年，一切物换星移，一点点外来文化渗进香港，改变了香港的风景。但最近回看，他说《明媚时光》太老土了，几近肉麻。片末，镜头拍着香港回归十周年一夜的天空，万家灯火上升起朵朵耀眼的烟花，转眼成烟，没有人知道香港的未来将会怎样，当时他也一样迷惘。

“我在1998年入行做电影，到了2010年，我觉得自己是理想主义的最后一代。因为那时社会变得很封闭，大家没有了原本的连结，各自说出自己的一套，大家都在自己的世界，又在同一个世界独立地存在着。”“直到雨伞运动之后，我才觉得新一代人有了自己的理想主义。姑勿论当中的争议，这种理想主义要以什么的行动实践？但至少他们也是相信理想的一群。”翁子光说。现在，他长年居住内地，是两岸的变化的见证者。他坦言，在内地拍戏遇上不少矛盾，但他常把一句话挂在口边：“人可以不讲真话，但唔好讲大话。”

“在一个压迫的环境中，里面没有一个改变现状的制度，或是提出改变的空间，但肯定你至少有一个空间尝试看看自己能做到几多的空间。这个题材政府不让你去拍，你要再想想换一个角度，千万不要放弃，不要去不到100分就走了，自动降低标准；一见不让讲了，就连语气都转，索性去拍风花雪月，食香港电影老本，追女仔呀、赌钱呀、浪漫轻喜剧呀——不应是这样。”他刚拍完《风再起时》，电影里谈的是香港1960年代的探长故事，横跨几个年代，谈香港的核心价值，希望观众对旧时代的精神有所反思，然而，电影仍未上映，又有新戏赶着要开拍，日子过得披星戴月。

这个月才刚回香港，没多久又要回到北京去。他说自己从前常看书，但现在能抽空看书的时间愈来愈少，最近却在看梁朝伟推介他的一本书，叫《近乎佛教徒》，当中有一段谈到人的出离。作者宗萨蒋扬钦哲诺布说，如果人能抛弃熟悉的东西，走出习惯的场景，不再犹豫与不舍，那就是所谓的出离心：“像蜷曲在床上做好梦，略微地知道自己在做梦，却不想醒来一样，或者像是看到美丽的彩虹，怕它消失而不想走近一般。有醒来的勇气，并且加以检视，就是佛教徒所说的出离心。”

上文节录自第12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13日）《戏里戏外谈香港居住困局　翁子光：嫲嫲的海景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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