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规三部曲】上海坚持多中心 网络化 对香港有何启示?(下)
汲取自身发展经验,也深入参考其他城市的成功之道,是所有具活力的都会必须拥有的能力。上海总规原则四个转变中的“由编制完成就一成不变的静态式规划向基于过程控制的可维护的动态式规划转变”,大概就是参考深圳持续检讨总规的辩证做法。回到香港,我们看着市区重建策略、六项优势产业、起动九龙东等隔靴搔痒、有始无终的策略,再看《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看似”有远景有策略的规划文件,难免教人忧心香港前景。
二是顾及市域内的均衡发展。孙施文对我们说,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浦东开发后,在批地政策上效法了香港。但这种“香港化”在部分人眼中却不是什么好事。陆铭坦言,上海香港化中的最大问题,就是被金融及地产业掏空实体产业。金融及地产业占据中央,要巩固实体经济的实力,就须依赖其余空间发展产业,实现产业多元化、“再工业化”。
上海空间较大,相对长距离的通勤挑战,令区间联合在上海不容易实现。单是市域内达成一体化就不容易,要形成大都会区、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就更加困难。然而,一日千里的交通网络发展,却为实现区域通勤网络化提供了成功的可能。
1993年开通的地铁,由申办世博期间的65公里,发展至今日逾660多公里,营运长度居世界第一。7月19日,上海更迎来地铁第5,000辆列车。陆媒预测,未来两年的列车将保持年增1,000列。高效高能的城轨系统,形成穿插整座城市的网络。各条地铁路线之间纵横交错,并不像香港以都会区为通勤核心。
发展交通 完善多核心带状模式
一是顾及区域及至国策发展。香港官员比上海“幸运”,规划发展时毋须像上海般诸多掣肘。揭开《2035总规》第一章第一节,说的就是编制总规的法律及规划根据文件。细数起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等等属顶层设计的文件,为上海的总规指引画路。这些文件提出的要求很直接,“规划须符合国家发展的整体策略。”
其中,《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是份颇值得注意的文件。我们现时常谈论的“大湾区”,它的发展规划文件如无意外将会称作《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具体指引会是怎样,《长三角规划》也许会给出一些启示。与大湾区的多核形态不一样,长三角有明显的单龙头—上海,它有责任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绝不能“自己顾自己”。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唐子来曾说,“上海的人口增长不仅仅取决于上海本身,如果全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依然很大的话,人口就会继续涌向北上广深。”在全国布局中,限制人口涌入四大一线城市,也是平衡区域发展的必须举措。《长三角规划》中明确要求提升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的同时,更要求“加快提升上海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能”,具体责任则是“推进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引领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长三角单一核心为上海带来的责任,令它在规划时必须顾及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2035总规》呼应《长三角规划》,强调“引领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突出上海区域引领责任”。上海限制总量的设计,旨在迫使部分产业流向长江三角洲、带动区域发展。
上海经验 供港借鉴谋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张琳薇在其毕业论文中,对这种模式画了一幅颇为清晰的蓝图。她强调,“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形成,就业与居住一同郊区化,城市职住空间重新分布,通勤流不仅有城市外部到内部、城市副中心内部,还存在于副中心之间。”利用城轨发展,既要带来居住空间,也要刺激区域经济发展,做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平衡与相互接连,形成新的副中心。
上海充分利用各种交通网络的交接点,发展一个又一个新的副中心,持续增强不同区域的经济实力。除了著名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上海又正在浦东积极利用交通交汇中心发展龙阳路枢纽,剑指打造另一个重要商业中心。
中央区的铁路再利用城轨系统接驳新城,形成一个更广阔的网络系统。如轨交5号线南延伸段连接奉贤区,令奉贤居民可以在20分钟内抵达市区。中心区域就与“大南方”接通起来。居民平时生活工作可以留在奉贤,需要更多发展机会可以到主城片区,偶尔需要使用高端服务时,才需要到市中心CBD去。对于长三角城市群间的连接,陆铭说应用高速铁路连接,令上海与不同的都会圈间紧密结合。这种方式不但有利于纾缓中心区域压力,也直接增大中心商业区的服务腹地,增强金融中心的影响辐射面。
上海坚持走多中心、网状化的发展路径,对不少人而言是不符合“成本效益”的。但伴随着产业多元化渐见实效,交通科技的发展令昔日理论上的90分钟、15分钟生活圈陆续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昔日“愚蠢”、“不符市场规律”的系列规划决定,令上海今日稳坐中国第一经济城市的地位,在强势基础上力挽科技发展的短板,迎接深圳来势汹汹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坚持多元多核的发展模式,碰碰撞撞、起起跌跌的经验,令上海比不少内地城市更明白“人口规模、建设用地、生态环境、城市安全”四条红线对均衡发展的重要。大概,这就是“试验场”的本质,可以在不断的试验中汲取更深的发展教训,令上海能走在其他城市之前。上海现时的存量更新发展也许还有不少值得改善的地方,但深入认识过这座城市的人,大概多是相信它是朝着正路前进,这也许是港沪在短板领域上的最大分别。
汲取自身发展经验,也深入参考其他城市的成功之道,是所有具活力的都会必须拥有的能力。上海总规原则四个转变中的“由编制完成就一成不变的静态式规划向基于过程控制的可维护的动态式规划转变”,大概就是参考深圳持续检讨总规的辩证做法。
回到香港,我们看着市区重建策略、六项优势产业、起动九龙东等隔靴搔痒、有始无终的策略,再看《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看似”有远景有策略的规划文件,难免教人忧心香港前景。记者询问本应在2018年上半年推出的《2030+》正式版本何时推出,规划署回应“期望在2018年完成评估,然后敲定更新全港发展的策略”。我们衷心期望,这次的延迟是要针对大湾区规划及香港的核心问题作出必要的修正,以为香港规划正轨整道,而不是单纯因为官僚问题而延迟。
四个转变指“从规模扩张型的规划向资源环境紧约束条件下有边界的规划转变、从单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规划向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规划转变、由注重目标制定的技术性文件向注重规划实施的综合性公共政策转变、由编制完成就一成不变的静态式规划向基于过程控制的可维护的动态式规划转变”;六个突出指“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内涵、突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格局、突出生态优先的发展底线、突出功能提升的发展方向、突出睿智增长的发展路径、突出开放包容的发展精神”;五量调控指“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
上文节录自第12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0日)《 坚持多中心 网络化 “上海2035”对香港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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