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规三部曲】深圳另一面　城中村打破城市单一价值

城中村与深圳紧紧捆绑在一起。“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在主流叙事中，深圳往往被视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深圳的另一面，是百万移民通过落脚城中村为城市发展带来的活力。虽然在这个移民城市的发展史叙述中，城中村逐渐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但在深圳短短的成长过程中，大量城中村已经被拆除，市区更是寥寥无几。当我们谈论城中村时，不可忽略深圳的历史源自于此，深圳的发展依托于此，那么深圳的未来，又能否给保留城中村一个可能性呢？摄影：余俊亮（此为“深圳城中村” 全文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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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城规三部曲】从推倒重建到综合整治 资本进城中村是隐性驱逐？

第三篇：【城规三部曲】走出城中村才是深圳人？ 城市不能只有高端人才

闷热的夏季，还未入夜，深圳外来人口密度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就已热闹起来。白石洲坐落在贯穿城市东西的交通要道深南大道边上，与宽阔马路、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象截然不同，走进白石洲熙熙攘攘的街头巷尾，扑面而来的是热闹的生活气息。你已经很难在一个追求现代化的城市看到沿街的小摊贩，贩卖不同地域的美食，拐进另一个巷口，却有着聚集二手家私店的景象。

“它（白石洲）不光打破我对城市的印象，还打破了我对深圳的印象，这是最重要的。”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杜鹃回忆起2005年偶入白石洲，颇为惊讶。杜鹃到深圳出差过几次，住在尚算高档的酒店，有天夜里从华侨城步行十分钟，“突然掉进另一个世界”—与深圳“有条理的城市，是现代城市，是车的国度的城市”这些标签完全不同的世界，她看到没有车的街道、大人小孩们光膀子吃消夜、小商贩们贩卖全世界的美食，以及一大群野狗跑来跑去。“我在那个时候突然意识到一点，我去深圳已经有几个月了，从来没见过10岁以下的孩子，50岁以上的老人，当然，我没见过野狗，没见过动物。”

白石洲被深南大道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包含五个城中村和沙河工业区（图）。从高处俯瞰，白石洲西面是沙河高尔夫球场，不远处是知名景点世界之窗。由于地段极具优势，白石洲不仅住着低收入人群，不少大学生或年轻白领也进驻。白石洲的高空间利用率不仅体现在居住上，包括数间学校、医院、社康中心在内的公共配套设施，以及不同的商业业态，使得白石洲有着不亚于繁华都市的城市功能。

如果他们在城中村可以安居乐业，第二代也可以获得教育，扎下根来。如果他们连在这个城市稳定居住的预期也没有，被赶来赶去，那他被驱赶一次，利益就被剥夺一次。

“看不见的深圳人”

白石洲被深南大道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包含五个城中村和沙河工业区（图）。从高处俯瞰，白石洲西面是沙河高尔夫球场，不远处是知名景点世界之窗。由于地段极具优势，白石洲不仅住着低收入人群，不少大学生或年轻白领也进驻。白石洲的高空间利用率不仅体现在居住上，包括数间学校、医院、社康中心在内的公共配套设施，以及不同的商业业态，使得白石洲有着不亚于繁华都市的城市功能。

65岁的潮州人戴继进1991年来到深圳，住过下沙、岗厦和白石洲，命运和城中村连在一起。2002年他在白石洲，以5,000元（人民币，下同）租下90平方米店面，一住就是14年。他喜欢古筝，每天晚上与其他潮州老乡在店舖门口奏乐，呼朋引伴，自成风景。他说：“这辈子都在白石洲了，拆掉怎么会舍得。”

“城中村在深圳是另一个选择。我觉得选择自由是很重要的。”建筑师段鹏介入城中村议题多年，几年前成立白石洲小组关注未来的变化。他认为，白石洲30多年的发展有三个特征，不排斥、低成本和自主性。它这种自主生长的发展模式，证明城市化是可以做到可控成本的。

与城中村居民打交道多年，段鹏遇到不少强拆故事，“以前我们还劝毛哥不要用汽油（反抗），结果那天晚上他们一家就被人强行赶走了，前年元旦前一天强拆了毛哥（的家），去年元旦前一天，强拆了刘大哥翡翠服装城。”翡翠服装城从1998年开始营业。在段鹏的记录中，类似老戴、毛哥、刘大哥等城中村的租户，都是“看不见的深圳人”。

段鹏认为，在一个地方长期居住会形成很多无形资产，“比如我在这里经营一个店，我有很多老的客人。如果被赶走，损失的不仅是金钱，还有我的主顾，还有我的生产方式，一个生产方式的形成是需要很多年的积累。如果换个地方再开个店，就不一定能获利了。”对于外来人口而言，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又是另一个定时炸弹，城中村的小孩可以到民办学校稳定上学，若搬到其他地方，上公办学校需要居住证、社保的证明，小孩可能需要返乡，便造成跟家人的分离。家人的分离又会带来家庭问题的隐患，长远造成社会问题。

住在城中村的租户，在这个城市是“无地的人”，“如果他们在城中村可以安居乐业，第二代也可以获得教育，扎下根来。如果他们连在这个城市稳定居住的预期也没有，被赶来赶去，那他被驱赶一次，利益就被剥夺一次。”段鹏不禁提出疑问：改革开放是取得了巨大成果，但谁来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城中村是深圳的历史

在主流叙事中，深圳往往被形容为一个小渔村在一夜之间变成国际大都市。深圳的历史，仿佛是从改革开放时期开始标记的。事实上，若要真正追溯深圳历史，则远远不止短短40年，而这些历史，多是扎根于城中村。例如在罗湖口岸附近，有700年历史的蔡屋围，于2006年开始改造，五年之后摇身一变成为当时堪称深圳第一高楼的京基100；福田中心商业区CBD唯一一个城中村岗厦村，也在2009年开始改造，此后升级为包括商场、酒店和公寓在内的城市综合体；而曾是深圳最大城中村的大冲村，北面、南面和西面连接南山区高新园，周边更有腾讯、中兴等科技公司。

众多城中村中，在罗湖区东门商业圈的湖贝古村富有悠久历史，它始建于1465年左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村民建房需求日增，湖贝旧村东面建成湖贝新村。如今，还能在旧村看到“三纵八横”的格局，在巷子里依然能在建筑上寻觅到雕花。湖贝古村不仅是历史风貌的载体，更是一代潮汕移民聚居地，杂糅的文化不断在此发生化学反应。同时，小小的湖贝村还撑起深圳一半的海鲜市场。事实上，深圳主要的历史风貌区正是古村落。然而，包括湖贝村在内的古村落已愈来愈少了。2016年，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规划系主任杨晓春进行《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评估标准》调查，发现1992年深圳还有2,000个古村落，2012年仅剩不到200个。

2011年，国企华润集团接手湖贝改造项目，2012年超过97%的湖贝股份公司的股民同意改造。股份公司的形式，源自深圳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原来的村庄转型为城中村集体股份合作公司，村长成为股份公司董事长，村民则是股东。在拆迁改造上有话语权的大部分村民决定了湖贝村的命运，然而大部分居住于此的租户却没有任何话语权。百年古村落、居住于此的移民、衍生的文化印记将何去何从？

2016年，胖鸟剧团艺术总监、深圳大学建筑学院客座教授杨阡发起“湖贝120城市公共计划” ，这场行动最终凝聚为一份提倡保留湖贝的纲领《湖贝共识》，包括规划师、建筑师、学者和普通市民的声音都收入其中。“湖贝120”最终无法实现全盘保留湖贝，但杨阡仍然肯定事件的意义，有力的民间诉求成为城市空间话语权的争夺者，“空间的公共想像再也不会跟着政府和大资本主导的意志转了。”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讨论中，中国知名古建筑保护学者、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也来到深圳。行走在湖贝村里，他指出，“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居然保留着那么完整的、生动的、留着浓郁民居风味的古村落，日常生活中流淌着优秀的文化传统。湖贝村有意思，就是因为这种形态被难得地保留了下来。它把传统的形式和人们的风俗习惯、民间文化和人们的信仰连在一起了。”湖贝村的价值，正是留存了历史的记忆。他说：“湖贝村是深圳的缩影，可以给后辈留下乡愁的重要依据。哪儿来的乡，哪儿来的愁？留下来了，就有乡又有愁，然后可以告诉下一代，把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传承下去。”

在湖贝可以看到一个浓缩的移民史，潮汕移民在这里有生意、组建家庭，甚至宗教信仰和祭祀方式都变了。“你怎么讲述历史，或怎么描述城市，你用什么样的故事，就表示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杨阡谈起“小渔村一夜之间变成国际大都市”的说法，“你描述它为小渔村，下意识已经不把深圳当作有历史价值和记忆的地方，它所有价值来自于金钱。变成国际大都市是什么意思，这只能是大资本、国际资本可以玩，这个城市绝大多数人民的经济活动都会排除在外。一夜之间变成国际大都市不就是靠资本硬砸吗，谁能玩得起这个游戏？”杨阡指，如果没有认识湖贝古村，或只觉得深圳是个高速发展城市，“如果了解深圳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的话，会发现故事要另外讲。”

未来的湖贝村，将成为罗湖区旧城复兴的核心发展区。而如今的湖贝村，几近人去楼空，在街市遇到卖干货的卫先生，他在湖贝村十多年，再有几个月就要离开。在这里他每个月需要付一万多元租金，在外面却要几万元。“它要拆了，肯定要走了。房东叫走就要走了，没办法。”卫先生轻声说道。

这是一个城市，却有两个深圳。“‘历史深圳’就是城中村，所以深圳城中村与中国其他城中村不一样，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性。”段鹏说，然而历史深圳的物理空间还在，却被当代深圳包围了，“当代深圳把它们包围后想吞噬掉，历史深圳成为一个孤岛。”

上文节录自第12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7日）《逐梦落脚点 容纳逾千万人　城中村打破城市单一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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