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规三部曲】40年前的深圳　没有钱下杀出一条血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代表规划，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比上海浦东更早上路，难度更高。邓小平当年一句话概括当中艰困：“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座规划出来的城市，经常把“适度超前”与“滚动规划”挂在口中，它的规划历史与展望，又有什么值得香港借鉴？

邓小平说先让部分城市富起来时，第一个受惠的便是深圳，但具体怎样做，他谦虚表示不懂经济。事实是，就算是精通经济发展的人，望着一片荒凉，也只能束手认输。1978年，宝安县经济生产总值1.9亿元；县城深圳镇人口2.3万，建成区面积2.9平方公里，房屋建筑面积109万平方米，最高建筑物楼高五层，可通行道路8公里，小工厂十余家。当时的罗湖，基本上就是一座小农镇。

要为这农村带来颠覆性发展，就需要摆脱一切时代桎梏而大胆想像。在邓小平的巨人身影下，有落实改革开放政策框架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而真正在前线贯彻执行“50号文件”的，则是不少人心中真正的“深圳之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谷牧受命考察港澳、西欧。归国后提出建设宝安县、引进西方剩余资金等开创性建议，后来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重要部分。吴南生到广东传递十一届三中“改革开放”决议及精神后，与习仲勋等人共同建议由广东做改革开放的先驱，习更提出向中央“取权”。谷牧在中央决议后，来到深圳协调蛇口及罗湖的发展，真正展开改革开放试验。

1979年7月，中共中央批发被誉为“特区准生证”的“中发（1979）50号文件”，准予广东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强调“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改革开放正式开展。“顶层设计”对深圳的影响，除了见诸规划，更见诸这系列决策文件。

谷牧等早期领导为深圳定下“适度超前”的发展原则，对于何谓“适度”和怎样量度，他们非常辩证地看。广东省委在1979年1月决议成立深圳市，定位“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型的边防城市”；香港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炼狱”，而是可促进国内发展的资本来源。以当时的任何政治尺度来量度，这都是“严重超度”，但以“因时制宜”看，就是“适度”。

1979年5月20日，谷牧在广州珠岛宾馆进一步为香港定性：“那里已没有发展余地，广东从香港引进技术，搞来料加工……很有前途。我们应当很有信心利用港澳的条件，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对香港放下敌意，是当时深圳最大的思想解放，带来发展所需的物资条件。深圳既是规划出来的，更是思想解放而新生的城市。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总结数十年来的城市建设经验，把制度开放与思想解放的重要性归纳成“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单论深圳，把邻近和富裕的香港视作敌阵防范，并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相反，尽可能吸引港资，成就了深圳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才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而要确切掌握城市发展不断变化的需要，则要求有高瞻远瞩的人才。

谈起深圳发展规划，不得不谈原建设部副部长周干峙，他在大陆规划学界可算是权威的代名词，北京、上海、苏州总规，唐山、天津震后重建等，都有他的影子。周干峙等专家明白，发展深圳本质上是要规划一座与香港遥相呼应的“新城”，既要利用香港的资金技术，更要利用香港劳工密集型工业退场的历史契机。某程度上，早期深圳可以看成是香港的卫星城市。但“飞地式”发展，难度往往比顺延式高出很多。

破格带状组团布局　定发展基石

上世纪七十年代国际能源危机后，香港工业急速转型。谷牧针对这个局势，多次组织专家会议策划深圳建设，而周干峙一直参与其中。参与、指导并调整深圳特区第一份总体规划（《八六总规》）的过程中，周干峙与团队在东起大鹏湾，西至蛇口、南头镇，北沿宝安县山岭、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的狭长荒芜土地上，以“滚动、灵活、深细、诱导”理念，大胆想像，定下“带状组团”式的多中心发展路径，以期对香港及自身条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发展罗湖、蛇口、沙头角三个重点区域。这个《八六总规》的空间布局原则，影响深圳规划发展至今。

深圳的“带状组团”式发展，既是适应性的，也是破格性的。它适应的是城市空间特质。深圳的狭长地貌，难以沿用单核心，再向外一圈圈扩张的发展模式。“带状组团”式发展，是先发展7至8个小中心，再由各个小中心扩张发展，较适合深圳的成长。组团之间，则利用各种“留白”地——包括今日逾3,000公顷的高尔夫球场作隔阻，留待日后发展所需。

在周干峙的主张中，组团是相对独立的“量子”，其城市功能相对综合及完善；新建的城区除具一般城市功能外，更负责发展原有旧城所未需应对的新用途。发展新城的同时，扩充整体城市活力，也保障了旧区不会衰落，增量、存量、减量发展，融于一炉。这种城市结构后来被概括为“组团─跃迁模式”。大部分研究深圳城市发展的学者，都将城市土地及空间利用成功应对难以预料的超高速发展、经济升级转型，归功于组团布局的灵活性，更有学者称之为中国规划史上“最伟大的杰作”。

顺应规划发展　推动产业升级

理念上非常清晰，实践上又如何？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郭万达强调，深圳经济重心的西延，也伴随着产业升级的发展。现时深圳的两大核心组团中，罗湖─福田组团是商业中心区，罗湖的发展比较有机，也更接近港式较密集的城市布局，到规划福田时则更为贴近国内主流商业中心区的发展，以道路宽度来说明二者之别，罗湖区的深南大道路宽只有30米，福田区中心的路宽便扩阔至150米，较罗湖更“以车为本”，也突显了福田区更为浓厚的资本味道。再往西进入前海组团，那种极为宽阔的路面设计，四周摩天大楼林立的气势，更是明显。南山除了有金融业发展，也是现时中国科技、互联网企业发展的重镇，尚在发展的前海，则以五种并合功能——“金融、科技、资讯、现代物流及专业服务”集中一体。这就是适应时代特征的“滚动规划发展”。

组团─跃迁式规划以外，深圳早期规划最大的特点，就是让道路先行。这曾经引起争议。曾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的罗昌仁主张“以规模促速度”，通过修路吸引资金，以及区分居职区域，即使未有投资项目，也须先建道路。他的主张受到不少攻击，但市委最终压下反对声音。

周干峙虽然认同道路先行，设计时按稳中待变原则，主张先建18米宽的北环大道，确保建设运输道路通畅，再谋划以“景观大道”方式发展深南大道，以利将来城轨系统建设。确保建设上“撸起袖子努力干”，同时强调规划上做到“时刻保持头脑冷静”，是深圳政府推动基建发展时的两大要素。

若只以港府常挂在口中的“成本效益”来量度深圳的发展，大概只会觉得它不断违反“城市发展的规律”。在规划深圳初期，中央或广东省政府虽然财力有限，但根据调研结果推进的深圳建设，还是小心估算，放胆建设。1979年编制的《深圳市城镇发展规划》中，估算远期人口至2020年为20至30万（最终为700万）。至1980年编制的《八六总规》，到2000年的远期人口推算也只60万，预设用地49平方公里。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院长王富海笑说，在建设中，基建的实际处理能力多是远超总规上的设想人口。规划要滚动，建设要适度超前，关键是冷静思考、深刻认识现实变化，既不作空中楼阁式妄想，更不墨守陈规。

上文节录自第12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7日）《四十年不断自我超前　深圳神话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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