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规三部曲】香港能否对大湾区“长期打算　充分利用”？

开展《香港01》的城规系列时，团队心怀一个基本问题—香港的城规路“跟住去边度”？我们希望探讨这一代的城市规划问题，也希望探讨更长远的发展问题，并且提出一些看法。我们不是专家，所以急需向专家求教。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批评香港“没有规划”，有地也不知如何运用。刘太格说，规划师要有人文学者的心，科学家的脑和艺术家的眼。究竟是什么导致香港的规划没“心”、没“脑”、没“眼”？我们可以看看其他城市的经验，有人说深圳的规划神话建构在一片空白之上—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一切也变得容易。上海开发浦东的经验则告诉我们，“怕事”是大问题，要解决城市发展深层次问题，就不可以害怕失败。具备撼动既得利益的决心，是重新上路的起点。

向新加坡、上海或深圳“取经”是否明智？我们心中确实有疑问，这三座城市都有领导意志大于一切的倾向，即中央国策对城市规划有着凌驾性作用。对香港而言，这也许并非市民大众所能接受的发展模式。另一忧虑是，我们会否过分放大了各个城市的理想一面，而没有顾及它们欠人性化的一面，误堕“隔篱饭香”的陷阱？随着采访展开，我们的担忧渐渐有所疏解。不论是新加坡、上海，还是深圳，它们的确在发展上各有盲点，但关键在于它们始终不放弃直面问题、修正错误。

在上海与深圳之行中，我们发现，规划与政策文件上的主旋律并没有完全主导、左右专家的思考。他们对外界的赞许与批评，多能一一加以分析，甚至指出外界过誉。我们在香港接触官员，听得多的是“我们做得很不错”；在内地，听得多的是“我们在哪里哪里做得不够好”。我们在香港接触规划人员，听得多的是“困难很多，不能硬碰”；在内地，听得多的是“困难很多，要集力攻坚”。由认识与解难能力两个关键环节组成的“问题意识”，决定了双方官员或规划师的高低。深圳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院长王富海曾在论文中提出，城市规划存在“三种问题”—非问题、伪问题、真问题，他跟我们说，城规就是针对解决真问题，然后为下一阶段发展谋理想说法，真正为“城市病”开药方。

在内地专家学者眼中，香港是个相对独特的城市：她曾经是上海参考模仿的对象（特别是在土地批租制度上），是深圳赖以成长的核心原动力；现在，她是中国所有大城市中的例外。思考与香港关系的发展，是中央委派所有一线城市的关键任务。香港相对严谨、公开、民主的规划程序，在他们眼中还是相当有学习价值的。当然，在关键问题上议而不决，欠缺解决结构性问题的决心，是香港不值得追随的缺点；至于长远规划，专家都忧虑香港自我隔离式的发展，会影响城市的未来。

攻守齐下　打造城市多中心

政治合作或融合的陈腔滥调说多了，容易产生反效果，但政治及社会宣传上如何推进，才能令港人意识到时代的转变，始终是免不了的课题，也是政府责任所在。我们与专家在“务虚”面讨论不多，集中谈的是“务实”：香港在规划上急需有什么大转变。专家们都讲到了空间布局转变的重要性。王富海说，单靠中环的发展模式并不理想，最好是要在新界的西北或东北—以不损害米埔自然保护区为前提，再发展一个商业中心区，与深圳罗湖区协同发展，从而拉松城市布局。王富海与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孙施文都出身于“内地规划界殿堂”—上海同济大学，师出同门。他们都建议发展沙田，利用交通网络枢纽的便捷发展成副中心。

对香港长远发展而言，建设副中心只能算是“守”。要“攻”，就要顺应区域发展，应对国际金融服务业的强劲需求，构建全新商业中心区。这既能协助香港疏解中环的极化压力，也能把握深圳近来的“区域转型”机遇，实为相得益彰。在深圳城规系列中曾论及，深圳对这个新中心落户前海似乎是志在必得的，香港要竞争，就须急起直追，而香港现有与计划打造的新中心各有致命伤—东九龙地处旧区，难以与大湾区发挥协调效应，东大屿则过于依赖中环，而且建设期长。

粤港澳大湾区的构想使港人喜忧参半。在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等人眼中，“香港边缘化”或“沦为二线城市”等命题都是过分忧虑。值得认真探讨的是香港如何才能加强与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合作，特别是促进经济生产要素的流动，真正形成一个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相互尊重的大都会区。

找一个适合发展成真正第二商业中心的地方，好好规划基建与移动政商机关的时间表，是香港须展开广泛讨论与商议的要事。这事急不来—且看福田的发展，十年规划、十年建设、十年成长，一切都不能急就章，但要有一套完整、可供滚动调控的部署。

香港要容下多个中心，先需确保港深间要素流动畅通。不同学者，包括反对拉松城市理论的陆铭都强调便捷要素流动的重要性。当中尤其要让“过关”便捷化，尽量缩短时间。王富海更提及，建立一些特殊区域，让深、港籍居民可以用近乎毋须通关的方式，就可以往来活动。这是否意味着撤掉深港边界？郭万达认为“隔着”就好，任何两座或多座城市之间的合作，最好还是做到相互独立下发展，并进行良性竞争，没有必要过分追求“融合”。但隔还是不隔也只能算是次要考虑，更重要，是要有一套全局发展的观念。对于港府一直未能利用深圳高速发展的机遇，好好规划包括沙头角在内的北区，沙头角区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洪便大为不满。

政府大众协作　务实布局

专家指出两大发展方向：一、布局应对大湾区发展，二、适度维持自主性，但不要以简单二分法看待“自主”与“融合”，必须有机地看待这个问题。前者是务实的，后者是务虚的。务实看待布局大湾区该如何做？这离不开王富海强调的“第二商业核心”布局。深圳现时有清晰的东进战略，而且似乎早就“预埋香港玩”，在东部基建规划上随时做好与香港的连接。东部发展的前景如何，王富海说他心中抱有疑问。

事实上，这个旨在发展“第二个深圳”的宏远计划如何推进落实仍是一个大问号。但在湾区整体布局中，除了珠江东岸的穗莞深港极强经济带外，经济发展的重心增长带还将辐射至珠江西岸的中山、珠海。随着莞番高速、虎江二桥、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穗莞深城轨等重要基建陆续建成，东岸的经济一体融合化将加速，经济外溢或带动作用最大的受益者，将是西岸的主要城市。

就此点观察而言，选择偏西地点发展新商业中心区，能较好利用地理优势—这也是上海浦东一举而起的关键。若思考的时、空是港珠澳大桥及深中通道均已开通时的大湾区，则屯门以西的一带，正是控扼两者的重要区域。这个区域本来就有屯门西绕道的设想（机场、北大屿接驳的计划），也有十一号干线的“再”幻想，要与原有商业中心区中环之间建设一条快速连接铁路，相对于大西北或大东北此地也是较为可行之处。

若重点发展这片地区，那里原有的部分非中心区功能（特别是厌恶性功能）就需及早部署迁移，已推行近六年的《屯门40区及46区和毗连地区规划及工程研究》也需推倒重来。然而，事关香港前途命脉，若经广泛讨论后社会认为仍有实施必要的话，政府在当中更有主导协调的责任。

大湾区是险还是机，视乎港人自己的价值判断。中共建政以来，对于奉行资本主义的香港殖民政府，一直能做到“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今日大湾区作为国策部署，将来定然会有不少倾斜政策出现在这个区域内。香港要在这个过程中袖手旁观，还是积极参与当中，继续强化自身金融业及借机寻找新的发展增长点，既视乎主事官僚的识见，更关乎社会大众看待大湾区将引发的连串融合或合作机制时，能否放弃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香港人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务实规划未来，对大湾区发展“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上文刊载于第12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7日）《香港要发展新中心应对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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