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规三部曲】走出城中村才是深圳人？ 城市不能只有高端人才
城中村与深圳紧紧捆绑在一起。“没有城中村就没有深圳”，在主流叙事中，深圳往往被视为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深圳的另一面，是百万移民通过落脚城中村为城市发展带来的活力。虽然在这个移民城市的发展史叙述中，城中村逐渐被视为城市发展的另一种可能，但在深圳短短的成长过程中，大量城中村已经被拆除，市区更是寥寥无几。当我们谈论城中村时，不可忽略深圳的历史源自于此，深圳的发展依托于此，那么深圳的未来，又能否给保留城中村一个可能性呢？摄影：余俊亮（此为“深圳城中村” 全文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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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城规三部曲】从推倒重建到综合整治 资本进城中村是隐性驱逐？
香港大学建筑系教授杜鹃忆起2005年在深圳，与许多专家和规划师谈论深圳时，内容全是小渔村如何变为华丽城市，作为旅客，视线中全是深南大道、世界之窗、锦绣中华……唯独没有城中村。在该年的第一届双年展，她提出将城中村作为独立主题受阻，“当时是规划局协助、深圳市主办，观念是城中村是不好的，要消除掉，经过一番博弈才放为一个主题。”同年，深圳针对城中村，进行城市美化，100多万人受影响。
“对我来说，研究城中村，就是研究深圳；研究深圳，就是研究当代城市。”杜鹃坦言，想不到在全球化、现代化、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深圳能有两个不同面貌，既有普遍意识中的新城样子，又有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想像不出的一面。“但在后来的研究里，我也发现了这不是两个城市，而是一个城市的两面，是互相巩固的，又互相排斥的。”杜鹃续指，“如果你没有经济特区，没有深圳，村也不可能成为所谓的城中村，人也不会来，它是巩固的。它排斥，是因为在这么一个规划的城市里，怎么可以有这么多违建和无可控制的发展，所以它某种程度是在互相排斥。”而这个互动过程，正是体现了城中村伴随着深圳的成长。
早期规划 城中村“开天窗”
然而在深圳的早期规划中，城中村在图纸上却属于“开天窗”的部分。深圳在1999年开始采用法定图则进行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师黄伟文曾在政府任职，他指出，早期政府觉得城中村是个难题，先放一放，制定法定图则时采取开天窗方式，留给以后专门做规划。“规划专业是这么回避（城中村），政府也就回避。”黄伟文说。
城中村最为人惊叹的原因之一，是其自发生长的能力，极高的空间利用率。这种自发性，也与政府回避城中村议题有关。原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私人建房需要到规划部门办理手续，“但政府逐渐把窗口关了，说私人建房我们不受理。你回避，那他就自己建了。”黄伟文认为，自发现象与深圳政府面对复杂的私人发展利益，缺乏规划治理经验有关，“他们就是想，新的住宅政策就是给村民新的宅基地，然后再给村集体一个预留发展的空间。”
“城市规划没想到的是，一个城市对不同阶层的居住需求基本是空白的。他们所想像的居民是模糊的、一样的 。”黄伟文指出，在以前的土地分类中，一类是住宅用地，低密度，可能只有富人可以居住；另一类是高层商品房，中高收入的人才能接受。这些年来，伴随着商品房价格节节飙升，社会开始对住房价格有焦虑和反思，尤其在“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之后，认为政府应该有责任建保障房。“这个时候你再用社会住宅、公共住宅、可支付住宅这样的眼光来看城中村的话，事实上它就起到了这个作用。”
城市规划没想到的是，一个城市对不同阶层的居住需求基本是空白的。他们所想像的居民是模糊的、一样的 。
“这些年深圳、包括中国在大数据研究上好像是突飞猛进，但能把这些数据整合用在地图上，反映不同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布好像没有，局部技术的应用好像有展开，但城市规划系统的改进比较慢。”黄伟文续指，尽管有居住用地的分类和对人口的估算，但目前仍未能从法定图则或最正规的总体规划中，看到对保障房或不同收入阶层的居住空间和土地供应的表达，不会要求细分居住用地里有哪些供应给中低收入阶层，或是计算中低收入阶层在整个人口中占比多少。“这是一个过程，我觉得未来的城市规划需要考虑。”
“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在深圳这个城市，提供低收入人群的住宅是多么重要。当这个城市不再包容低收入人群和新的外来者，城市的经济活力一定是往下走。这个问题不光是社会性的，还是经济性的。”杜鹃指出，若深圳要保持经济活力，必须意识城中村能为许多人提供居住条件，以及社交关系、商店、学校等城市基础设施，而这本是政府应该提供的。
2017年北京清除低端人口事件，曾引起广泛关注，一时间大城市如何接纳低收入人口问题都变得敏感起来。在深圳居住23年的美国人类学家马立安（Mary Ann O’Donnell）熟悉深圳历史，她在“制造深圳”到“文创深圳”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看到相似路径，“北京低端人口事件，纯粹是用政治清理人口，但深圳是用改造和升级，不是在拆迁，是在‘升级’，也是在做类似的工作。”马立安说。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深圳在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这位“深圳学家”，就连改革开放博物馆都找她做翻译。如今查阅城中村的议题，经常在大陆媒体看到她的身影。2013年，马立安与另外四名艺术家发起社区公共艺术项目“握手302”，12.5平方米的工作室在白石洲上白石村。面对不断拆迁的城中村和居民不断寻找下一个落脚点的现象，“握手302”试图用一系列扎根白石洲的艺术作品，回应农村与城市、新生和消逝之间的复杂博弈。
城中村的意义是让人们有另一个选择
深圳官方态度和主流声音对城中村从批评的态度，逐渐转变为肯定它的重要性。马立安指出，对城中村的定义发生变化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真正开始意识到年轻人没地方住了；第二，开始关注深圳的历史，意识到深圳很多历史扎根在城中村；第三，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来到深圳的人，怀念以前住过的新村，而原本的深圳就是一个巨大的村。
马立安对深圳的观察视角，始终着眼于对人的关怀。她认为，八十年代移民过来的人，回顾时能发现他们实现了梦想，但现在用他们的经验概括刚来的人，会有错位。“现在年轻人把工资花在公共交通上，花在特别小、不一定舒适的空间，然后我们叫这个‘追梦想’或‘实现梦想’的路，但这个定义其实是20年后回顾才能做的，而不是现实。”马立安说，“实现梦想是回顾做的事，不是当下的现实。当下的现实是你能接受多少剥削，或者是你的条件能让你抵抗多少。”
这个错位，与深圳对自我定位的转型息息相关。2004年至2006年是深圳重要的转折点，2005年，深圳开始进行国家的文化产业政策；2006年，进行扫黄行动、推广“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而在2009年，岗厦村开始拆迁，2011年拆完后，这个新的城市的形状就渐渐形成了。岗厦村是第一个本地人以拆迁发家致富的案例，拆迁后全由商业业态取代。
约十年前，深圳逐渐将纺织、电子和玩具等制造业挤出关内，之后再搬至邻近城市。例如沙河东部的工厂，以前用作仓库或互联网经济链条的中转站，2016年被拆除，留下的厂房成为餐厅、工作室和小啤酒厂。“以前是制造深圳，现在是文创深圳，线索是当时的劳动力和自我剥削的人，当时外来工是来打工的，现在是来做设计、建筑、游戏等，但一样是单身，一样是要卖青春。”马立安指出。来了就是深圳人，一度成为这个移民城市最友好的口号。但来了就可以成为深圳人吗？在马立安看来，并不是来到深圳就能成为深圳人，而是从城中村走出来才是深圳人。“深圳要的人群资格不一样，但要的功能是一样。而单身劳动力，在深圳是没法扎根的。我觉得现在深圳都在牺牲30来岁的要成家的这批人。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你可以来深圳做几年积累体验，但如果你要成家，你家在哪？”
深圳要的人群资格不一样，但要的功能是一样。而单身劳动力，在深圳是没法扎根的。我觉得现在深圳都在牺牲30来岁的要成家的这批人。二、三线城市的年轻人，你可以来深圳做几年积累体验，但如果你要成家，你家在哪？
“如果城市的发展重点是在劳动力，而不是在做一个社会，你可能做得没错。但一个社会是由不同阶层组成的，不可能只有高端人才，你都看过北京和上海在努力赶走低端人口，但它做不到。因为你不可能有一个不平等积累的体制，而不产生更多的穷人，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这个相对的概念，就体现在能否拥有“主动权利”上，譬如能否随便搬迁，能否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我们能在深圳看到文化创意，但真的不多，而不多的原因，是大多数的年轻人在自我剥削，大多数人要买房成家，他宁愿加班。”一半的人生都给了深圳，对深圳有归属感吗？马立安坦言，深圳很难扎根感情，“我来的时候住在南山老街，那边的一个村全拆光了，我在那边住了三、四年。东门、蔡屋围、岗厦拆了，白石洲也要拆了。能让我有一个生活的地方，也不见了。”
建筑师出身的段鹏，面对城中村，觉得相比于建筑，更有趣的是人。“人才是空间的灵魂，才是城市的灵魂。”段鹏说，若城中村消失了，白领还可以移动，但最弱势、没有户籍和文凭的人，离开城中村基本上就无法生活了。在段鹏看来，城中村是设计不出来的，因其自然形成和生长，不仅有自我提升的机制，也弥补了廉租房的空缺，承担了政府的社会责任，“城中村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有另一个选择，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有选择的自由。你可以去拼搏奋斗，进入商品房小区，成为有房一族，当房奴；如果有稳定的预期，也可以在城中村租房。一旦城中村消失的话，你就只能进入权力和资本的体系当中。”
上文节录自第126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7日）《规划白纸上构建奇迹 深圳能 香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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