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规三部曲】香港民间规划方案屡触礁 推动变革建立互信
推动参与式规划的团体，最希望打破民间参与发表意见的门槛。新加民间组织P!D（Participate in Design，“齐设计”）邻舍千秋可谓十分成功，因为计划获得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及建屋发展局基金分别拨款一万坡元。然而，民间团体的想法很难无时无刻与政府立场一致，他们如何在平衡自身想法与政府愿景时，从中发挥影响力？现时香港民间团体，又面对甚么困局？
民间团体要与政府建立互信
大约三、四年前，麦波申（Macpherson）社区发生了一宗撞死儿童车祸，当时P!D向陆路交通管理局提交建议，包括增加行人过路设施，希望改善当地交通安全。但建议最终被当局拒绝，P!D高级项目助理杨万琦推测，政府内部有许多专业人士，不喜欢民间团体“教导”政府如何施政。最终，他们转而举办教育和艺术展览等，宣传道路安全讯息。
邻舍千秋的项目，或许带点“幸运”成份，“社区凝造、兴建社区新设施，这些都是当局所重视的。”P!D创办人米莎（Mizah Rahman）笑言，P!D项目刚好能配合政府政策目标，因此才能成功“落地”。
“不能太对抗（政府），否则民间团体与政府之间失去信任，便很难再合作下去。”杨万琦补充。米莎则认为，每个政府部门有不同政策目标，有些较保守，有些则较开放，民间团体要发挥影响力，关键仍是要与政府部门建立信任。“我们与许多政府官员分享经验，有些政府官员说，他们不懂如何与居民沟通，不知道如何问问题。”民间团体正好补足政府角色的短板，成为居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我认为要坚持信念，我们也乐于分享经验，希望当局会继续信任我们。”
香港民团推动参与式规划逾十年
在新加坡政府强势主导下，民间团体能发挥的影响力有限，杨万琦说他们没有能力改变总体规划（Master Plan），只能在社区公共空间发挥影响力。至于香港社会，近年亦有民间团体积极推动参与式规划，但似乎也是举步维艰。
建筑师罗健中多年来参与保育工作，他在2013年创办非牟利组织“非常香港”，关注公共空间议题。谈到参与式规划，罗健中联想起多年前参与的湾仔联发街闲置土地社区改善项目，将联发街公园改建成具社区特色的休憩空间，“当年与街坊交流很多，发觉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花园，而是客厅。那几条街主要是老人家带着孙儿（使用），因此空地上不需要太多花花草草，只要有地方坐、有地方让小朋友玩就可以。纯粹看数据的话，很难看出这些。”
罗健中认为透过参与式规划，可以令规划师、设计师更了解社区的需要，在过程中更能让人与人之间产生连结，累积社会资本，增加社区抵抗灾害的韧力。“社会资本可分为强、中、弱三种，即使很弱的社会资本，也在社会起了很大作用。”经过多番努力后，联发街项目最终成功“落地”，他认为其中一个关键，是当时的民政专员有类似看法，于是便与合作的民间团体—圣雅各福群会一拍即合。这种情况，与P!D有点相似。
罗健中：民团须维持自身专业
不过，民间组织作为沟通桥梁及促进者角色，往往面对不少挣扎。罗健中认为，一方面，它不能成为政府工作的延伸；另一方面，它不能被民粹意见影响专业判断。以联发街项目为例，“当时康文署称应该要用标准材料地砖，因这样可以省却麻烦，但我跟政府说不能这样，设计一定要保留当地特色，居民希望地砖有湾仔旧区街道图，要跟一般康文署的休憩处有所不同。”
“专业判断是要明白兼容社区有什么原则，不是康文署或街坊叫你推动，你就跟着推动。”罗健中说。
除了联发街项目外，大王东街休憩处、蓝屋保育都是近年较成功的社区项目，然而，并非每一次参与式规划都成功。十年前利东街（俗称囍帖街）重建项目便是一例，当时民间团体提倡“哑铃方案”，即在利东街街头及街尾建楼，街道中间部分则用作保育，形状犹如“哑铃”，此民间方案曾获规划师学会银奖，亦获得城规会慎重考虑。不过，最终市建局却将利东街旧屋、旧舖全部拆除，原来的社区面貌从此不复见。
“（当时）市建局有固定方向，无论（民间）如何做，他们也不听。”由此可见，政府往往主导了社区发展权力，民间团体则需要极力游说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团体如何发挥更大影响力？罗健中叹了一口气，“唉，很难一概而论。每个个案也不同。”
不过，建立信任是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合作基础，罗健中认为，不同持份者应有更多机会交流，借此更多了解彼此需要，有助促成合作。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牵头的“土地大辩论”公众咨询进入尾声，然而，各界讨论大多集中于各执一词的“如何觅地”，而非更加关键的“如何用地”，即对土地分配仍然缺乏规划、对城市规划仍然缺乏愿景。《香港01》特此策划“城规三部曲”系列深度报道，先后到访新加坡、上海和深圳，探讨当地城规建设经验，冀为我们未来的城市面貌带来一些想像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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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2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13日）《建制外寻求突破 民间组织如何推动“参与式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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