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规三部曲】从大拆大建到社区微更新　上海旧城新貌变奏曲

旧城改造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词，近年逐渐被更替为城市更新。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旧城改造往往是大拆大建的粗暴行为，加上商业资本和国家机器的介入，城市与人的记忆都难以保留。面对土地资源紧张、城市病愈趋严重的景况，如何破除旧有观念，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肌理，让旧城市与新时代共存，成为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必须直面的问题。在上海，城市更新是近年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从过往的大拆大建，到商业改造旧区，到社区微更新，我们在上海看到不同的改造范本，试图探寻资本市场和政府力量如何形塑城市空间，居住于此的人们又何去何从？如何才能让城市成为“人民的城市”？

“我对现在的上海没有乡愁”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迅速推进城市化，大拆大建成为往后十几年的主调。大中里是上海新城建造大手术中的一部分，拍下关于大中里纪录片的导演舒浩仑曾表示，大中里作为一个索引，让他感受这地方与国家、民族发展相结合。

读大学之前，舒浩仑都住在大中里。2002年夏天，在美国就读导演系的他接到祖母的电话：大中里要拆迁了。老人在大中里生活了一辈子，90岁前知道家将被拆除，忧虑重重，不知道未来怎么办。舒浩仑决定拿起摄像机，记录这个自己成长的地方。他至今还记得年少时期的生活片段，怀念远亲不如近邻的邻里关系，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关照有加，哪家大人还没回家做饭，小孩能到邻居家一起吃饭。在拆迁前，舒浩仑的祖母独自一人留在大中里，邻居做饭时便多做一份给她。搬到新社区后，邻里关系大不如前，“现在的新型社区顶多是业委会交流吧。”舒浩仑开玩笑说道。

中国不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而是房地产化的过程。其实没有多少城市化，只是把原先的东西拆了，把城里住得好好的人弄到城市周边的地方。中国始终处在一个荷尔蒙过剩的青春发育期，好像永远不会结束……

舒浩仑自小就喜欢观察人，无论是卖菜的还是小流氓。回忆起印象深刻的场景，他脱口而出讲起一位扫地工人，她每日工作后就坐在弄堂门口，“和每个人都打招呼，但不一定每个人都理她。”时隔多年，舒浩仑才知道扫地工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生活作风不检，失去所有工作，成为扫地工人。“一扫就那么多年，说难听点，就扫到她死了。”

一开始，舒浩仑想将纪录片的名字取为《时间》，后来觉得名字大众化，在拍摄过程中又泛起乡愁，最终决定命名为《乡愁》。在大中里的生活是精神上的原乡，滋养舒浩仑成长的大中里，提供了一个让人与人之间亲近的场域，“那时候年纪小，不像我们现在看人都会有个滤镜，大致对你先有一个成见。”纪录片在2006年上映，意外获得很多关注，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将其称为“一首关于逝去的上海的电影诗”。或许因为上海有太多记忆被抹去，《乡愁》近年不断重映。然而，用影像可以真正留住大中里吗？

“这个东西现在不太可能有，几乎无法复制，回不去了。人心也不一样了，社会形态也不一样了。”舒浩仑直言，他对现在的上海已没有乡愁。在纪录片放映后两年，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说：“中国不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而是房地产化的过程。其实没有多少城市化，只是把原先的东西拆了，把城里住得好好的人弄到城市周边的地方。中国始终处在一个荷尔蒙过剩的青春发育期，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从19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壮年期，始终在拆这个造那个。再不遏止，就变成一个怪物，变成巨人症了。”

大中里也成为“巨人”一部分，如今它另一个名字叫兴业太古汇，该购物中心在去年落成，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兴业太古汇在建设筹备的五年中，投入高达160亿元（人民币．下同）。这个体量超大的商业地产项目，已完全抹去大中里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息，留下的老建筑身影只有建于1920年代、在新地产项目兴建平移57米幸存下来的查公馆。查公馆的另一个角色是民立中学的行政楼，舒浩仑依稀记得学生们在楼里热闹奔跑的场景。

最近20多年，上海已推行了三轮旧城改造，第一轮在1992年，政府为了解决“住房难”的情况，实行土地批租；第二轮是2001年的《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目标改造700万平方米、28万户人家；第三轮来自2005年，政府希望在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改造余下的800万平方米旧城。在三轮旧城改造中，大部分石库门社区都被拆除，或改造为商业模式，居民陆续迁往郊外。

商业活化可以保留城市记忆？

商业地产项目在上海遍地开花，但上海也找到了兼顾商业活化和保留老建筑的双赢道路。上海新天地便结合了石库门建筑和现代化的餐饮、购物和娱乐服务，被视为商业地产典范。2004年，新天地获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新天地模式”更走出上海，内地其他城市纷纷仿效，全国上百家单位和企业每年到访。新天地旁边紧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平时门口总看到长长的队伍。

回溯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天地还住着超过2,300户人家、8,000名居民，香港瑞安集团取得新天地项目的发展权后，在动迁上就花了超过六亿元。如今，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游客，都将新天地视为融合新旧文化、别具上海风情的休闲娱乐场所。当商业地产项目遍布上海，对商业活化究竟是保留了城市记忆和人文价值，抑或单纯是牟利项目，在社会中有不同声音。

盈展集团发起人司徒文聪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上海新天地是他十几年前第一次参加的内地城市更新项目，“那时想将上海的石库门保留，这个项目很出名。”司徒文聪认为，石库门那80年的历史看似少，内容却很丰富。“在九十年代，上海或很多国内市政府不鼓励留下旧建筑，而是鼓励有更多高楼大厦、更新的科技，更新的空间给城市增加活力。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包括新天地。”司徒文聪指出，一个城市并非只需要新的东西，新旧共存反而是魅力所在。新，指的是现代化城市的商业业态；旧，则是古建筑、老街道等。

司徒文聪认为，文化商业化的力量，可以达致城市更新的目的，留存城市肌理。“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城市不太重视建筑保留，当时尽量引进新的事物、高楼大厦。中国这么有历史文化，规划拆迁剩下的内容不多，但能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

留下老建筑的形态，改变空间用途，一度引起不少争议，这种商业化的方式能算是保育吗？司徒文聪认为，有历史文明的国家都有商业化做法，例如拥上千年建筑的罗马，因为要保存旧建筑而带给政府不少负担。他提出，若老建筑不能与产业结合，无法融入城市之中，即便由政府拨款帮助发展，也不能全方面地加以利用。若能在老建筑中加入商业元素，反而能与居民产生互动，建立对话机制，“将建筑的意义保留，让老百姓有以前的回忆，同时也给他们一个不断自我生存的力量。”

然而，仅仅留下建筑的外壳，是否意味着保留风土人情？充斥现代气息、成为高端商业区代名词的新天地，还是原住民心中的家吗？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曾对《纽约时报》表示：“新天地是假古董。上海没剩下几个石库门建筑了。留下来的都是体现上海生活的活化石。”阮仪三认为，房子离不开人，石库门塑造了上海人的性格，有居民生活着的里弄，才能见识到真正的石库门。

记者问舒浩仑，新天地是否算保留了石库门的风貌？“算是一个装饰，总比造新的楼看上去更有意味吧。”他沉思片刻，轻声答道，“就是个商业设施，社区肯定不存在了。”我们到访新天地时随机采访了几位游客，有人不知道这里是上海传统的石库门建筑及其背后的百年上海故事，只因是有名商业区才来游玩。

官方也逐渐懂得商业活化能在口碑和收益上双得利。2010年世博会倒数100天时，上海市旅游局、妇联等单位组织鼓励居民自愿提供居所，让游客体会老上海人的生活日常，试图用石库门彰显上海的历史文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上海世博会的口号，也成为政府重新赋予石库门老社区的价值。曾经被视为落后、脏乱的上海老弄堂，摇身一变成为可以让游客感受“上海老房子神韵”的“文化享受”。上海申请世博会成功是在2002年，也是在这一年，舒浩仑得知大中里将要消逝。

社区微更新　在地改造自身活力

“新天地是上个时代的事情了，那个是九十年代开始做的，拆完再建，本地的居民也都全部动迁走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童明说。在他看来，新天地是不错的改造项目，但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看待，“所谓的不错，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不仅是城市功能上的提升，在商业操作上也是较为成功的案例。投入资金、带来收入，改变城市格局，带来商业发展。这个项目是可以复制并且有效发展的模式。”但童明进一步指出，这个模式目前已经不成立了，城市也没有更多的空间操作利润较高的项目。当商业到达饱和程度，意味着这种模式不太可能有持续进展。

自2012年开始，童明参与了一个社区微更新项目，建筑系出身的他，近年更多地参与了城市议题。他希望通过设计，为居民做更多的事情，这些设想需要通过具体的房子实现。

社区微更新的理念近年在社会上逐渐推广开来，与政府在城市更新思维上的转变息息相关。根据《上海市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对于规划保留的、未纳入旧区改造的居住小区，要积极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结合地区发展需求……逐步改善和缓解老旧居住小区，普遍存在的居住配套标准偏低、公共空间不足、养老助残设施缺乏、小区停车难等问题，切实改善居住生活环境。”

童明介绍，微更新是另一个情境，谈的是城市的发展，脱离了经济考量的计算方式。城市在发展中总会衰旧，关键在如何持续不断地推动城市的修缮和改造。“这些提升性的工作，单方面靠开发商和政府是做不来的，他必然是需要集体性，共同性参与，所有市民要参与其中。”当政府和市场力量共同参与、介入，才能形成一个合力。“如果城市没有任何控制，不加改善地延展下去，它就和我们看到的里弄住宅一样，经过五、六十年就残破不堪，没办法适应生活需求，如果这种景象是整个城市的景象，那就是非常可怕的问题了。”

倡导在地改造，在老社区中注入活力的理念，正在北京西路的贵州西社区萌芽。这个社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发，原是英国煤气公司的所在地，上海的煤气供应就是从这里开始。街道政府希望能在这个社区做城市更新，亦有配套资金支持，于是找到童明的团队。童明坦言，在老里弄社区做更新很有难度，不仅因为有着100年历史的住房已经十分陈旧、难以修复，还因为现时石库门的居民经济收入相对较低，不可能承担高额修复费用，于是决定先利用政府的资金，进行公共空间的改善。

这片老旧的里弄，原先环境并不宜居，电线、排水管、雨污管横飞，垃圾房和公共厕所脏乱无序，童明曾在“我们的城市”论坛中坦言，“这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感受，也是一个很基本、很沉重的包袱。”同时，由于涌入大量外地人口，一栋房子住着多户人家，产权关系也变得十分复杂。

公共环境的改善分成12个小项目。童明带我们在社区里寻觅这些改变，例如有由防空洞改造的小广场，因为弄堂空间小，原先居民无法使用这块小空地，只能晒晒衣服。改造后，广场上竖起了架子，居民不仅能在高空晾晒衣物，还能在低层的架子上种爬藤植物。除了衣架和花架，社区还多了公共图书馆、共享客厅等，垃圾房和公共厕所的外侧也通过绿化装饰，焕然一新。“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小的发展点，让大家看到原先残破的里弄社区通过设计和工程，可以变得比原来更好。”童明说。

童明打破了设计师单纯在工作室画草图的刻板形象，为了做好社区微更新项目，他几乎天天跑现场，因而发现实施项目时出现不少问题。技术是其中之一，例如现在看起来白净透亮的共享客厅，曾是一栋危楼，里面的木头、柱、梁腐烂了，最后用钢结构替换。

这就是个很大的变化了，上海到底是属于谁的？如果是属于原先比较固定不变的居民，它实际上是一个家园的概念。如果它变成中国的上海，甚至是全球化的城市，那它就不一样了，这个城市需要有包容性。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人心，童明称之为“集体性共识”——“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的动力。”童明坦言：“这个是最核心的阻碍，也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逼狭的里弄住了许多人家，一栋楼三层高，最多的会住有七、八户人家，每家人或许只蜗居在一间房间。我们走进环境稍好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一部电视、一把蒲扇，就能填满出爷孙的日常生活。人多却缺乏共同认知，“大家为了有限的资源，可能要吵架、搏斗，为了生存，都是情有可原的状态。”若能达到共识、形成合力，将住宅地结构、管线、楼梯，乃至厨房、厕所都一起修复，便有希望改善居住环境。

城市森林需要大怪兽和小昆虫

微更新的三个设想中，公共空间的提升仅是第一步，在未来，还希望进入居民楼的内部，在卫生间和厨房进行改造，改善居民的实际生活；最后，则是真正介入到居民生活中，做家庭的内部改善。

微更新的理念并不囿于老社区，童明希望能把贵州西社区的经验带到其他社区，未来对城市街道、公共空间和整体环境都有所助益。

童明认为，城市发展就像新陈代谢，不断处于更新过程中。“这个更新不是休克疗法的更新，就像新天地一样，从原先的轨道转到另一个轨道。”他强调，要做的是有机更新，在原有基础上，按事情本来的原理持续不断地推动。童明认为城市更新最理想的情况，能有持续改善和提升的常态，“我们现在做的项目，再过两三年也旧了，没有用了。有没有同样的工作可以接续上？而这种工作并不是由我们来做，或政府来做，而是由居民来做，这个是在本质上（进行城市更新）。如果我们城市更新能做到这点，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童明在1995年来到上海。根据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上海约有1,300万人口，现在上海总人口已超过2,400万，外来人口从2000年的305.74万人，到2015年增至981.65万人。“这就是个很大的变化了，上海到底是属于谁的？如果是属于原先比较固定不变的居民，它实际上是一个家园的概念。如果它变成中国的上海，甚至是全球化的城市，那它就不一样了，这个城市需要有包容性。”这短短20多年间，上海也从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探索精细化的发展方式。童明对精细化自有一套理解，“精细化不是说每个角落要怎么样，而是观念上面，如何关注更多细节性的问题。”

城市好比森林，童明打了个比喻，森林里有很多相互竞争，也有很多相互帮助，有大怪兽，也有小昆虫，是一个丰富的领域。不同的生活环境都应包容到城市规划中，“我们现在最大的思维转变，是需要从眼睛里只有大象、狮子和老虎，变成更加地全面。”进入存量更新时代，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满足不同人的生活需求，保护旧社区的生态秩序，是大城市都将面对的难题。

上文刊载于第12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0日）《大拆大建、商业活化，再来微更新　旧城新貌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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