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规三部曲】上海钉子户维权15年　城市发展为谁服务？

上海市区的石库门老社区愈来愈少，静安区的东斯文里算是少有的“标本”。尽管官方近年规划思维从大拆大建转向微更新，但在东斯文里，还是充斥着老建筑遭到暴力拆除的痕迹，以及居民的愤怒与不舍。

曾包容2,700户人家生活的东斯文里，现仅剩20户左右。他们的坚持与城市的雄心壮志格格不入，他们希冀得到“公平与公正”的对待。72岁的吴祥志是其中之一。

吴祥志连续上访已经15年了，为户口，为动迁（因原建筑拆除调迁）的安置房。他有半头白发和厚重的眼袋，因为思虑过多，常常凌晨三四点才能入眠。石库门房子的年纪比他还大，里面充斥着腐烂的气味，油渍沾满墙面，灰尘堆积在木板缝隙里，踩在木楼梯会听到吱吱呀呀的声响。一到深夜，蟑螂和老鼠肆意横行，在吴祥志的床边“开会”。但他立定决心，为了维权，要在这个房子里度晚年。

知青回城竟成异乡人

吴祥志自称为“被蒙蔽的一代”，16岁响应号召远赴新疆，将自己奉献给国家，不料返城后家里的房子被充公了，政府不承认“关系”、不让办户口。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莫名其妙沦为异乡人。“新疆知青”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烙印。1963年至1966年，10万上海青年组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63年9月，初中毕业的吴祥志加入知青队伍，成为兵团一员，在1968至1980年期间，中国约有1,700万人参与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改变的不只是一代人的生活轨迹，他们及其后代的教育、工作、人生，亦深受影响。

运动结束后，大家归心似箭。吴祥志说：“我们的根在上海，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在上海。”他没想到，回到上海，由新疆发放的粮油关系、户籍证明、劳资调动等，上海政府一概不承认。在中国，“户籍”与“关系”是人们在不同城市迁移中的通行证，亦是官方管控人口流动最为便捷的手段。不被承认，无法落户，落叶无根。

作家叶辛在《我经历的知青回城》中写道：“虽然国家有了明确的政策，但知青回上海很不容易。1978年、1979年上海最紧张的是什么？就是住房，如果你把户口迁回来，走进这个家庭，你就有几平方米的权利。知青回来就免不了和家庭其他成员产生利益冲突……当时法院经常有这样的案子，当知青的孩子要回上海，叔叔不让上户口，父母怎样协调都不行，必须写保证书——长大之后不要房子，才让户口进来。”这种经历切切实实地发生在“吴祥志们”身上。

上海知青曾在人民广场发起抗议，但收效甚微。政府向他们的父母兄妹施压，阻止他们上班，以此来劝退。返城一年多后落户无望，吴祥志只好回到新疆，拿起农具种水稻和棉花。受影响的还有孩子，“刚开始孩子可以在上海学校上学，后来就不可以了，没有户口的孩子不能留在上海上学。”后来根据政策，上海知青每个家庭能有一个孩子回到上海。1994年，吴祥志的儿子高中毕业，回到故乡。

坚持留在上海的“黑户”知青不断抗议，终在1990年代迎来转机，政府允许给上海知青报户口，并每月发放369元（人民币，下同）。“这是当时的最低工资。”吴祥志说，“但你要写保证，不让政府给你安排房子和工作。”“369政策”在上海知青抗争路上竖起一个里程碑，但对他们的生活而言微不足道。

上访路上遭百般拦阻

吴祥志十几年来的生活，为户口维权，为动迁奔波。“我们新疆知青上访十几年了，我们70多岁了。尤其最近几年，同事战友走了不少。对我们来说，时间不会给我们留很多。现在大家都妥协了，抱团取暖，你有事情，大家都帮你；我有事情，大家都帮我。”十几年的上访路，吴祥志见惯官方对他的百般拦阻。今年两会，上海知青计划到北京上访，街道办事处（行政区）就在他家对面的楼里安放监控设备。为了反监视，吴祥志习惯在窗边挂上布帘，不分昼夜。两会期间，吴祥志买了3月3日下午6时的火车票。下午1时，他从家里出发，派出所的车紧随其后，在站台把他截住，直到列车驶出才放走他。由于火车票实名制，官方很容易发现知青们的行踪，结果这次大部分新疆知青都没走成。唯一一个离开上海的人，回到上海后被关到崇明岛一个星期，官方后来赔偿了微薄的精神损失费。

吴祥志对上访地点、应对措施了如指掌。他能迅速准确说出静安区人民政府的具体地址，还知道如何对付“黑衣人士”。“黑衣人士”是平常站在区政府外面的保安。吴祥志将这种手段称为“老百姓斗老百姓”，“那些保安也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好像解放军的附庸军人。需要追究责任了，就说他们是临时工，踢掉，实际上是换另一个地方。”一群老人上访也挨过打，但兵团出身的知青讲谋略，“尽管我们是70多岁的老人，但年轻时是新疆军团，我们经过严格训练，所以对这套很了解。我们年纪大，就两三个人对你们一个人。”吴祥志讲起如何对抗武力，颇为得意，但又轻叹道，“现在（上访）去得少了，经不起他们弄。”

户口牵制了吴祥志和妻子一生，他们也认命了，更重要的是子孙的户口。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还处在大拆大建时期，户口直接影响到动迁分房的利益，吴祥志的弟弟因为分房的利益将其拒之门外。吴祥志因为代替哥哥成为知青，兄嫂才勉强同意落户在他们家。吴祥志的妻子一向寡言，谈起兄嫂情绪便激动起来，连说了几句“他哥嫂也不是什么好人”。为了省钱，在刺骨的冬天，吴祥志兄嫂让他儿子用冷水洗澡，吴祥志妻子心疼地说道。

城建断送“石库门”社区

六年前，东斯文里开始动迁，吴祥志的儿子虽有户口，却从兄嫂那里拿不到应有的一份拆迁补偿。吴祥志和妻子决定从儿子在浦东租的房子搬到石库门房子生活，自己来争取儿孙的利益。“十年前静安区区政府说给我一套房子，当时我们家兄弟姐妹都不让我报户口，因为这会侵犯他们的利益，我想可能也就一室一厅了，给我们夫妻。因为我哥哥嫂嫂不给我儿子孙子安置，所以我必须把他们考虑进去。”

斯文里位于苏州河旁，由大田路分割成东斯文里和西斯文里。1992年，浦东进入建设年代，浦西这边的“存量更新”也带来了大拆大建。斯文里被拆迁改造成商业住宅，如今西斯文里已焕然一新，站在大田路上，几乎感受不出另一侧的石库门气息。从高空俯瞰，东斯文里的石库门社区十分醒目，成片红瓦屋顶仿佛在诉说老上海的故事，然而走近一看，已然十室九空。

东斯文里在动迁前原有约2,700户人家，388栋石库门住宅，是上海最大的旧式里弄之一。2012年，静安区将该地块列入当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同年6月，东斯文里达到85%住户签约的条件，开始动迁，2013年5月，已经有逾一半居民搬离。时至今日，仅剩约20户人家。

吴祥志带我们走入这个上海最早的石库门片区，一路萧索，偶尔有人经过，行色匆匆。突然一面鲜红的国旗闯入视线，在一片灰色的空间里格外突兀。“那户人家还没搬。”吴祥志说道。走着走着，一转角突然多了些日常生活的烟火气。房子的灰墙也不再只是伤痕，墙上贴满告示，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那时，两户人家正在做饭，几个居民坐在狭小的过道聊天。听到吴祥志介绍当地的情况，几个人都忍不住插话，“他们（政府人员）都是违法的！”

说到底，就是利益，与民争利。

违法，是钉子户们对政府行为的最大不满。他们在墙上贴上证据——“这是烈士，按照政策应该照顾他们，现在政府就没收（房子），不认帐。”其中一户人家墙上贴着上海市烈士英名录和烈士证明。烈士证明旁边，还有东斯文里被评为静安区文物保护的报道和2016年的行政诉讼状。

年轻的上海人或“新上海人”中，很少住过石库门房子，石库门生活成为老一辈上海人的记忆。外界对石库门的评价往往流于环境恶劣、生活不便等，但对老上海人而言，石库门的生活不可取代。动迁意味着离开他们成长与生活的地方，意味着迁往郊区，意味着晚年生活无法得到保障。东斯文里已经签约动迁的居民，不少去了松江和青浦，这两个地方远离上海市中心，开车需要一小时。吴祥志不愿搬到远郊，那里医疗、教育条件均不如市中心。他希望搬迁到三林，那里离儿子近一些，在余下的年月接送孙子往返学校。

钉子户：要的是公平公正

一说起动迁，钉子户张菊红也激动起来，“我不想搬！这里多好啊，长安医院、静安中心医院、华山医院……什么都有。”相比郊区，还留在东斯文里的老人更看重市区令人安心的医疗条件。过往政府往往先建楼和搬人，再搬迁具有功能性的公共服务，这几年不少医院的分院才逐渐往市中心外迁移。

老上海人都离开市区中心了，“没办法，是政策啊。”吴祥志的妻子语气平淡地道。“我在市区的房子给政府了，拿的是远郊的房子。”吴祥志说，“说到底，就是利益，与民争利。”市区要做存量更新，老百姓成了政府与地产商交易的牺牲品；郊区要做增开发展，他们在规划未到位时，就成了发展的开荒牛。

为了维护个人权益，东斯文里的居民尝试走上司法维权之路，但道阻且长。60岁的钉子户倪伟明曾于2016年将静安区政府告上法院，指对房屋的估值不能反映市场价值，以及补偿的安置房源不符合法律规定。“我的诉求，就是要他（政府）公平公正，”倪伟明直截了当说道。

根据倪伟明提供的再审判决书，2012年动迁时，东斯文里的地段估价约为每平方米2.9万元。静安区作为上海核心城区，有多个地标商业区，地价今非昔比。从东斯文里出发，约1.3公里可抵达人民广场，约1公里便是南京西路商圈，兴业太古汇的写字楼，每平方米价格逾5万元人民币。以住宅而言，距离东斯文里仅600米的国际丽都城，每平方米价格已逾10万元。无论是商用、办公抑或住宅，静安区的升值潜力都不容小觑。“我到最高法院，说这里是文物，不能征收，判决只字不提，只谈征收补偿。这里（每平方米估值）29,200元，去哪里有，这不是抢吗？”倪伟明愤然说道，“老百姓现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老百姓输掉是正常的，赢了才不正常。

高企的楼价，微薄的赔偿，基本扑灭了续住原区的盼望。对钉子户而言，自然不能接受动迁赔偿的价格及搬离市区，更别提在2009年《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旧区改造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关于“推进历史文化风貌区整治”写明，应“在有效保护历史建筑风貌的同时，努力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

从城市扩张走向存量更新，土地始终是城市发展最大的政治砝码。普通市民，手无寸铁的人，却要站在利益博弈的前线。在倪伟明看来，“老百姓输掉是正常的，赢了才不正常。”司法维权之路走不通，日常生活也受到干扰。几户钉子户居民都提到“洪智”公司，其业务不仅包括维稳、看管维权人士，还涉及管理道路和小区门岗等。居民刘整表示，2016年8月，洪智公司和警察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他带往郊区关押。2017年《静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十三五”规划》强调，解决住房诉求，要“坚持用群众工作的方法”，同时“树立‘管理的是房子，服务的是群众，必须以人为本’的理念”。“法治是治理的治，但他跟你就是‘刀’（指法制）治。”刘整说，“现在的问题是上面说得挺好，下面全瞎搞，现实的名声、文物啊，已经变性了，以前征收就没有合法性。”

征地过程　居民曾遭侵犯

2013年，政府以商业性土地开发的名义征收陈倜家的土地，他指静安区政府于2013年11月4日作出《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前，还未发布《征收决定公告》，更未向被征收居民传达征收公告。在这几年捍卫权利的过程中，陈倜曾遭暴力侵犯。就在2017年12月14日，他陪家人外出看病，回家后发现大门被封，自己被不明身份人士带到动迁组关押。等他们回到家中一看，已经面目全非。这还不是第一次，在2017年10月10日晚，陈倜也曾被带往崇明区拘禁和殴打。

不仅陈倜一家，张菊红带我们去看离她家不远处的强迁房，那是在今年春节期间发生的事。张菊红回忆，“当时直接把里面的人给拉出去，从三楼敲到一楼。”赶走人，毁了房，在门上钉上铁条，三口之家便无家可归了。

对于吴祥志而言，痛苦更多来自于对子女的亏欠。知青的身份，加上牺牲底层人民的城市发展蓝图，致使他的子孙难以拥有原本该有的生活。“我们新疆知青，献了青春献终身。我们16岁起，到60岁回来，贡献在祖国边疆，还不算。献了终身还坑子孙，所以，我无论如何要把房子争取来，减轻他们的负担。不然我死了以后，眼睛都闭不上，”吴祥志的语速慢了些，“我这一辈子，硬是把儿子给坑着了。可是我儿子，40多岁了，从来没有埋怨过。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受蒙蔽的一代。本来我想反驳的，但想想是这么一回事。”吴祥志在六年前决定搬来东斯文里时，也与家人坦露了自己的想法，“我在做这个事情之前，儿子、媳妇、妻子，对我们家的情况都了解，对政府对我们的态度也很气愤。”吴祥志说，“我们已经退无可退，忍无可忍。”

平衡人民利益、经济发展与邻舍关系的路怎样走下去，东斯文里具体的改造前路如何，现时还是未知数。留守此地的居民打算继续住下去，问他们为什么门口都挂着国旗，张菊红脱口而出：“这是要捍卫我们的权利啊。”

上文刊载于第125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20日）《反思大拆大建　城市发展为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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