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规三部曲】新加坡组屋模式是出路？香港学者：置业非唯一选择
现时全港约有20.97万人居于㓥房，人均居住面积中位数仅56.5平方呎；公屋轮候时间创新高，截至2018年6月底，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为5.3年，比三月份时的5.1年更长，距离政府承诺的三年上楼目标愈来愈远。种种数据均显示香港房屋问题非常严峻，更有每况愈下之势。林郑月娥上任特首后，多次称房屋政策是施政的“重中之重”，上任初期更到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参观。究竟新加坡组屋经验对香港有什么启示？假如香港要学习新加坡，还欠缺什么？
社会上不少人将居屋与新加坡组屋类比，但两者有何异同？
香港房屋发展及建筑研究资讯中心创办人姚松炎曾指出，组屋是按国民需求而建，居屋则只是有限度地提供，反映组屋是权利，而居屋则只是福利，“香港人要符合资格，首先要够穷，还要够运。”
理念的不同，也体现在订价机制上。新加坡组屋与国民可负担能力挂钩，意味即使私人市场住屋价格大幅飙升，组屋售价也不受影响；反观香港，虽然林郑月娥早前将居屋订价由七折降至五二折，但始终未和市价脱钩，市民能否上车，仍取决于市场价格的波幅。
姚松炎又曾表示，房屋是否公民权利可以讨论，“但新加坡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可安顿好市民的房屋保障，他们就会有更多心力发展创新科技、企业、工业”，但香港人人只花精力来炒楼，成为近年落后新加坡的原因。
忧冲击私楼市场 港难仿星洲模式
经常穿梭星港两地的经济学者曾渊沧曾撰文指出，香港若要参照新加坡模式，需要取舍，假如政府将公营房屋提高到八成至九成的比例，就需要靠消费税或提高企业利得税及个人薪俸税，弥补地价收入；此外，一旦政府大建公营房屋，私楼价格会随之下跌，私宅业主将首当其冲，所以仿效新加坡模式并不容易。
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讲师邹崇铭也质疑新加坡模式。他指新加坡鼓励置业的模式僵化，未必适合香港。首先，香港未来面对就业零散化情况，“我可否确保未来二十至三十年都返同一份工？基本上除了公务员外，没有这个情况。那我如何确保每月有钱供楼？”
其次，政府现时鼓励港人到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地区发掘就业机会，“我可能在东莞、广州、越南等地方住，为何我要拿着一层楼在香港？为何我不可以有一个弹性的居住选择？”邹崇铭说。
邹崇铭认为，香港房屋问题症结是“房屋商品化”，即政府将自住与投资需求混淆，强调交换价值多于使用价值。虽然林郑月娥政策是以置业为主导，但其核心观念是重建置业阶梯、促进流转，向市民建构“细屋换大屋”的想像，强调房屋投资的面向。他认为，这等同将房屋推向商品化。然而，若要保障居住权益，未来要减低商品化成分的房屋，此外，社会应该讨论多元住屋选择，例如以政策鼓励出租屋盘出现，以及完善租赁市场机制保障租客住屋权政策，置业并非唯一的出路。
不过，要解决房屋问题，除了要具备良策外，还需一个具长远目光、敢于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及具执行力的政府。香港出生、移民新加坡26年的Jamie，对两地政府处事手法有深刻体会，她指新加坡政府会深入了解居民需要，并通过明确时间表将政策落实；而香港政府的态度则比较消极，政策亦向地产商倾斜，以致炒风蔓延，“好多土地给私人发展商发展，当然他们要赚钱，可是他们起楼并不是满足基层市民，而是鼓吹楼市炒卖。”
Jamie父亲吴先生则认为，香港无论在愿景及执行能力方面均不如新加坡，以填海为例，新加坡政府会于十年前便因应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等趋势开始建立土地储备，反观香港政府每每要等到危机来临才想办法解决问题，“政府不觉得需要急切解决（房屋问题）。”他又指出，香港政府没有长远规划，只是“临急抱佛脚”，“几年前有本书讲‘地产霸权’，书展看到有《香港大崩坏》，这是很多人在讲的东西，（但）政府不觉得需要急切解决。”
针对现时香港的土地大辩论，吴先生批评港府欠缺承担，将土地供应的责任推给市民大众，自己却没有清晰的政策，“郊野公园碰不得，高尔夫球场又不收回，又不填海，又不收棕地，农地也不想想怎样开发。”他认为港府应该要大刀阔斧，加强执行能力，如果现时施政犹豫不决的情况持续，“我们有生之年都不会回香港！”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牵头的“土地大辩论”公众咨询进入尾声，然而，各界讨论大多集中于各执一词的“如何觅地”，而非更加关键的“如何用地”，即对土地分配仍然缺乏规划、对城市规划仍然缺乏愿景。《香港01》特此策划“城规三部曲”系列深度报道，先后到访新加坡、上海和深圳，探讨当地城规建设经验，冀为我们未来的城市面貌带来一些想像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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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124期《香港01》周报（2018年8月13日）《曾来香港取经 八成国民拥组屋 探寻新加坡房策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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