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发展与改革——三中全会给香港的提示｜于品海
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正在举行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它之后的第九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每五年一次有关发展的重要会议，它通常是在党代表大会之后一年举行，这一次推迟了接近九个月，并不寻常，多数人因而对本次会议的政策宣示很期待。虽然邓小平的十一届三中和习近平的十八届三中回过头看都非常重要，但在当时，中国以外的舆论却没有重视。十一届三中或许过去太久，十八届三中只是十年多前，当时西方政府，主要智库、学者都没有搞明白它的意义，香港社会也不作讨论，对今天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会否也是如此？
放下傲慢才能看懂中国变化
中国的发展轨迹很特别，外人确实不容易明白，西方的专家更是感到陌生，从来都没能解读好，事后更证明大多分析或理解是错误的。为什么“特别”？因为中国与西方经济的表现不一样，用传统理论剖析中国变化，在起点可能就是歪的。“外人”这个词没有任何贬义，是因为政治和经济语言完全不一样，所以才称为“外人”，用香港的通俗说法就是“鸡同鸭讲”，对不上话。当西方经济学家讲经济增长，中共讲新质生产力；西方学者在讲经济放缓，中国是在推动结构转型；西方政客在讲小院高墙，中国在讲深化改革开放，反对单边主义。西方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或见顶，但对中国电动车和新能源产品又采取紧急限制措施，如果中国要“崩溃”了，为什么还能威胁超级大国？
有些人质疑，作为先进经济体，西方国家是否过度缺乏自信？说它们缺乏自信或许并不准确，因为超级自信也会让人盲目，甚至看不清摆在面前的事实，失去自信反而是认清事实的起点。满清晚年的中国就是信心爆棚才一败涂地，还记得乾隆皇帝如何拒绝与英国通商的故事，鸦片战争的虎门炮战和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傲慢的教训，以此认识发达经济体今天的态度或许会容易一些。香港曾经是西方对中国傲慢的缩影，如今失去自信，可能是时候看懂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为了更好讲明白中国的变化，《香港01》设立了“中国观察室”，以报导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始，尝试用“外人”听得明白的语言讲中国故事，它的第一项工作是梳理习近平上任至今中国的变化，以及他在发展和改革中的认识和倡议。要“鸭子”听明白“鸡”在讲什么，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开始时还是会晦涩难懂，但“鸭子”现在至少愿意听了，对“鸡”的讲话有了尊重，听明白就存在客观条件。
【专页】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带领中国开启下一征程
新质生产力不只是科技创新
要听明白这次三中全会的内容，离不开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和习近平说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大多数人认为发展是指发展经济，不错但不准确，中共所指的发展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更多是讲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理论提出之后，外媒和西方经济学家对它的报导和解读将其狭隘地等同为科技推动的经济发展，其实新质生产力涵盖的范围远不止于此。就以创新和科技之间的关系为例，科技是创新的具体领域，但创新超越科技范畴，生产模式、商业模式、组织形态都可以是创新的对象。
福特汽车一百多年前发明的流水线不是科技，是生产模式和组织的创新；连锁加盟经营是商业模式的创新；雅虎最早推出搜寻引擎，但是Google创新它的商业模式，借此成为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雅虎反而一蹶不振。这些都是科技之外进行创新的结果，基于此让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竞争优势。
新“质”生产力既包括物质意义的新型生产力，更是指经营效益导向，包括对社会生活品质，劳动回报，社会公平，生态友好多方面作用的生产力。为什么习近平在提及新质生产力时经常与“全要素生产率”联系起来？以资本为依归的传统生产力，就算是依赖创新科技也不必然是“新质”的，只有对所有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都产生积极作用的生产力才是。当我们提及“生产要素”，又有不少人对此感到陌生，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更多使用该理论，西方经济学很少提及。
西方的发展理论奠基于15至19世纪的发展经验，亚当．斯密为重商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提供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国富论》作为那个时期的代表作，恰当地和间接地说明财富是国家和资本家的所有物，通过无形的手和供需关系支撑的市场来实现。生产分工和自由贸易让劳动力通过滴漏效应从中分得利益，这种收益相对于朝不保夕的农民虽然更具优势，但当年斯密对它已经有着道德的担忧，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但他没有提出补救方法。西方最早的资本家是由贵族和大地主发展而来，一开始就拥有巨大市场优势，殖民主义就是为了支持市场扩张。拥有造船技术、生产技术、军事力量的西欧海洋国家成为第一批富裕起来的经济体，奠定了资本主义的成功传播。
传统发展理论已经过时，不再是大家习惯的单一模式，中国的成功相对较早时成功的东亚模式是更好的证明。不少发达经济体，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由于金融化和去工业化让经济脱实向虚，弊端逐渐显现。它们的困难让大多数国家认识到以经济增长数据来衡量发展成效容易被误导，无法持久，甚至是错误的。美国近年开始追求再工业化，制定产业政策，企图扭转颓势。香港是殖民主义的结果，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范例，同样进行了金融化和去工业化，由于是外向型、附属性的小型经济，当面对全球经济转型，自己缺乏比较优势，情况自然比英美经济体更糟糕。
以中国为师是香港待补功课
解决问题的方法可以是创新的，也可以向别人学习。香港不习惯创新，学习和执行的能力却不错，过往的成功就是依靠学习和灵活运作而达到。如果不认为对方值得学习，自然不会当成老师。中国早就是不少南方国家的老师，欧洲亦注意到中国模式的作用，愿意保持合作，甚至寻求互补。美国很硬颈，但拜登政府近年的政策开始被经济学家认为从中国的发展中学习了不少。香港人认为英美先进，内地落后，前者自然就是老师，如今情况变化了，但香港还没转过弯来，另投师门依然不容易。
中国的过人之处在哪？很简单，就是专注于发展和改革，用香港人的俗语就是专注于“揾食”，懂得“用脑”和“识转弯”。当所有人都专心做这些事情，社会自然不会瞎折腾。如果有一家大小要养，大家必然专注于“揾食”，目标明确，不会像一头牛，钻牛角尖。懂得“用脑”和“识转弯”，就像夏宝龙讲的“识变、应变、求变”。当一部分人有钱有闲，另一些人还在奋斗人生，群体之间又不相互体谅，就很容易发生冲突，欧美国家和香港都存在这种风险，也已经表现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有关发展和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如此，而且深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改革，二十大更是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深化改革、谋求高品质发展。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共除了改革又是改革，除了发展还是发展，只是场域更广，程度更深更彻底。当然，用世界上任何方式或标准衡量，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效是惊人的，而且影响深远。
只有认真改革才能做好发展
香港今天身处的困局是什么，要从三中全会学习什么？简单说，身处的困局就是缺乏发展和改革，要从三中全会学习发展和改革。香港政府最近更多地讲经济和民生，较少将国安挂在嘴上，看似调整了方向，其实还是语焉不详，市民至少不知道它想做什么？大家不认为“夜缤纷”就是发展和改革，这是纯粹由于用语不同，还是根本不在同一轨道上？我认为是后者。
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香港人不喜欢提及改革这个词，它是如此简单易明。听闻精英们将其理解为“认衰”，或者暗示了会挑战某些群体的利益。认衰就不必，中共不断提出改革，显然没有将其理解为认衰；挑战某些群体的利益就确实如此。试问这些既得利益群体还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多久？最近不少香港人关心游泳总会存在僵尸会的新闻，以及网约车同传统的士的利益争夺，其实都是社会对既得利益的讨论。僵尸会的实质利益不大，的士就确实存在实质利益，特别是车主手上的牌照。问题是，香港社会为这些过时、狭隘的利益还要付出多少代价？僵尸会和的士牌照只是冰山一角，只有认真改革才能做好发展，避免撞上整座冰山，所以说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
要香港人学习中国的改革很不容易，甚至难过美国。香港与内地既远且近，“远”是指对改革的习惯认识和意识形态相差甚远，“近”是朝见口晚见面，面子还是放不下。我经常问两百多万过深圳消费的香港人跟2019年上街游行的人是否同一批，目的不是要答案，而是让大家反思，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很多时候只是一念之间，过于执著，辛苦的是自己。既然可以适应北上消费，不如对内地的发展和改革多了解一下，看看别人的经验是否能为己所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香港人从英国人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从美国人那里也有收获，或许也可以从内地学到一些。三中全会确实是一个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