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二十大．五｜什么是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
【编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报告，具体阐述了他将如何带领中共实践治国理政愿景，表明中共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伟大复兴”。
要读懂篇幅逾三万字的二十大报告或许不容易，但它却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一段时间战略意图和治理规划的最直接文献。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的中共为什么积极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化时代化？中共所展现出的长期执政坚定自信底气何在，报告中正式阐释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又有什么差异？中共如何认识习近平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变局中心的中国又将给世界格局带来什么变化？本系列文章围绕这些问题作出解读。（系列十之五）
在过去十多年，大家都听过绿色发展、生态环保、气候变暖等名词，它们都是西方进步人士鼓吹的新概念，催生如绿党等以保护生态为主题的政治组织，占据了政治的道德高地。北京的雾霾让人记忆犹新，美国驻华大使馆甚至曾为此公布北京的PM2.5水平，引起轰动。还有沙尘暴，它曾令中国就像是最糟糕的环境破坏者，受到上天惩罚。类似的新闻今天还在出现，但更多是有关美国退出气候协议，印度出现雾霾，欧洲因为制裁俄罗斯而恢复化石燃料发电。同时，中国成为光能、风能、水能、核能的世界大国，英国也购买了中国的核能技术和设备，但因为政治原因后来取消了。这就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但它不只是有关气候，而是有关发展。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几百年工业发展的结果，是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破坏了生态环境。科学家长时期观察发现，传统工业生产方式不可持续，可持续与否也就成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催生了能源改革、绿色发展等理论。很可惜，政治民粹化促使欧美国家撕裂，国际社会共同制订的气候应对方案，包括《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候协定》，美国都曾经退出。
人类追求更丰盛的物质生活，使得“发展”成为进入工业时代的主题。资本主义主导的传统工业生产不只是威胁大自然，也制造了社会阶级冲突、贫富差距、战争和社会骚乱。人类开始反思发展的代价以及如何更好发展，然而，各种不错的倡议在西方都受到既得利益的阻碍。相反，它们在中国被吸纳和纠正，成为中国“新发展理念”的内容，让中国在科学发展成为领导者。
不只应对气候变暖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但它不只是关于气候变暖，而是在更广阔领域对发展进行反思之后的倡议。区域经济差距、财富分配不均、因资本利益而损害生态自然、封闭发展及单边主义、固化的利益结构，甚至是战争，都为发展制造破坏和障碍。与此相对应，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将此扩宽为全民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物质和精神共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现代化。
发展不是新概念，如果要追溯到久远的年代，中国的《易经》就是有关发展的著作。但长期以来，人类更多的是从经济、财富的角度谈发展，却只是作为动词，没有意识到它与生命、环境是同样重要的概念，经济、财富只是发展的衍生品。没有发展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理念就没有引领人类进步的认识论、方法论，没有超越陈旧、过时发展模式的“新发展理念”，我们只能够停留在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的发展中。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二次会议上说：“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
二十大报告将发展视作“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它是根据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去重新认识发展，而不是用野蛮的GDP增长、发财致富等狭隘概念看发展，也不是根据简单的环保想像。倒过来，发展让“治国理政”变成能动的概念，直接将“新发展理念”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式现代化”联系起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使发展与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幸福生活融为一体。
走过三个历史阶段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发展理念走过三个历史阶段：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后来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可持续、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发展，大家普遍意识到发展应该是、也必须是科学的。在前面两种发展理念的基础上，习近平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丰富人力资源、完整产业体系、强大科技实力，以及我国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让中国进入历史跨越的“新发展阶段”。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需要“新发展理念”，而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就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的“新发展理念”并不是教条的理论，不是学者在象牙塔中纸上谈兵，更不是僵化的政治说教，他是针对中国身处的国内外形势，经过深刻的思考和判断，作为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部分提出。
如果说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强调的是经济建设和摆脱贫穷，是以发展生产力为起点，那么“科学发展观”就是它的升级版，强调发展必须与环境结合，可持续的概念开始成熟；而“新发展理念”是反思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和西方式现代化数百年经验综合而成的发展理论体系。它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了五个范畴，由理论到现实、由全面到具体、由经济到社会和生态，既有方法论，也从认识论层面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思想透彻说明。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新发展理念”的五个范畴是：
“创新发展”是针对人类历史积累的经验，不断推动改革和跨越，包括纠正过时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它不是只围绕科技和制度创新，还包括理论和认识的创新、生活和生产方式创新、标准的创新。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创新、通过制度改革建立公平的资源分配也是创新。数字技术是创新，将数字技术变成数字经济同样是创新，它们能够提升经济效率，提供可共享资源，当然是因为创新。创新和致富、求生一样，是人的原始能力，是应对变化的主要手段。科技的源头不是来自自然，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作用，是人在创新。科学家并不呆头呆脑，他们比科幻作家更有创意，因为他们能将想像变成现实。政治家也一样，只要他们不断为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同样是创新。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既是源自历史经验和参考西方的治理成效，更是针对当下需要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五个范畴的“新发展理念”就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创新”成果。
“协调发展”说明发展是为了全域、整体，不能忽略某一个局部，既有一国之内地区之间的协调、国内国外的协调、物质与文化及精神生活的协调，还包括现在和未来的协调、父母为孩子那一代的协调。西方式发展已经被证明是局部的发展、特定阶级的发展，也是不均衡和不充分的发展，是简单粗暴的发展。协调是承认全域和局部的存在，要解决不均衡和不充分的状况，以及平衡因此而产生的不协调。矛盾不必然就是冲突，对立是为了更好地统一，发展本身就是要化解普遍存在的矛盾和对立，不对个别和局部进行协调的发展不是真正的发展。
“绿色发展”要求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持平衡，它的可持续性不纯粹指能源，更是人对自然有节制的利用，反馈大自然，与大自然一起进行有机循环。绿色不再应该是狭隘的理解，必须提升为整体自然观和人生观的概念，让社会行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紧密，确保人的现代发展不是以牺牲大自然为代价。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不应该被容忍，当大家专注于能源的可持续性，通过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不能够因为高效生产降低了成本而鼓励资源的浪费。
绿色发展必然是可持续发展，以自然资源使用效率来衔接这两种发展理念是重要的，但可持续概念并不普及。当人们因为电能是潮流而将新能源汽车视作消费品，就是将消费主义和可持续性相互冲抵，这种消费认识是错误的，但它是现实。化石燃料是工业革命的血液，它是可耗尽的，于是大家反而很容易用可持续理论来认识。自然资源同样是可耗尽的，就好像电子垃圾，如何让其循环起来，已经成为绿色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将绿色发展提升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将人与自然视作生命共同体，提出了“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等可持续原则，这是重大的进步。
“开放发展”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发展模式，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就是以此为主题。它既是指对外开放，拒绝封闭和排外，更是要避免任何教条狭隘的认识，拥抱新鲜事物、与外部融合，包容创新，甚至是自我革命的。开放不是手段，它是原则。中国原来是封闭的，后来解放了思想，知道只有发展和开放才能解决问题。今天中国面对着发达国家采取的单边主义，但它没有以牙还牙，意识到只有持续的开放才能真正应对挑战，中国甚至提出为全世界的发展提供中国机遇，更好地证明了开放不再是权宜之计，它已经升级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主要手段。没有开放就不能改革，创新和发展就都说不上。
“双循环”策略就是“开放发展”的成果。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介绍“开放发展”时就提出了“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他推动的“一带一路”已经为“双循环”和“开放发展”提供了经济动能，甚至为不少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同时加快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共享发展”是最关键和最本质的“新”发展理念，它是最真实的以人为本，坚持社会的共同发展、共享成果、共同富裕，而且是对西方发展模式最具颠覆性的倡议。“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共同富裕只能够通过“共享发展”来实现。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本就应该强调共享理念，但它的论述被西方的强势话语体系掩盖，人们很少从共享的角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制反而成为它更普及的形象，以致错过了正确认识它政绩的机会，特别是在价值观和治国理政的表现。共享发展既是社会价值追求，也是可持续、具包容性的发展理念，更是社会的本质。然而，这些都在过往的发展概念中难以持久，虽然被西方政客放在嘴边，但只是用来迷惑选民获得选票。
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二十大报告是在“新发展格局”的论述中重申“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他紧接着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推动“新发展理念”过程中要求转变经济方式的结果。习近平认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采取果断措施化解产能过剩”。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首先就要认识“结构性问题”是主要影响，“表面上是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是有效供给不足”。
面对国际经济环境低迷、国内疫情的影响，今年中国将首次完成不了自己制定的发展目标，增长将会低过原来预期的5.5%。国务院刚刚提出《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就是回应二十大报告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五规划开始，中共全力围绕“新发展理念”推进经济治理“转方式、补短板、防风险”，为今天应对国际经济风云变幻做好了准备，我们已经看见“新发展理念”在今天的经济运行中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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