咁先系改革．三｜精英的觉醒是香港改革的前提
早在回归之前香港就展现了转型的需要，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提出的产业政策和住房供应改革就是对此的回应。回归之后的公务员体系是反对改革的，商界更是通过对中央政府的影响，为董建华的改革设置了障碍。所有这些都是以“违反自由经济”为借口，其实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及他们所依附的制度，也就是没有了殖民统治但依然是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制度。
官商共治其来有自
香港是一个小型经济体，精英阶层人数不多，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紧密相通。既然大家的经济利益一致，当然容易形成相互作用的认知体系，形成相类似的“信仰”。香港政府官员从价值传统和社会关系都是精英阶层的成员，来自商界的精英也是自殖民地时期就积极参与到政府决策中，回归之后的参与更为直接，甚至是中央所鼓励的，这可以从人大和政协港区成员的组成中找到规律。既然如此，政府决策与精英阶层的利益相连就变得顺理成章。
香港政府官员由两个群体组成——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背景的社会精英。前者大多数是政务官（AO）出身，近年增加了来自纪律部队，如警队、入境处、海关等背景的官员，后者则以商界和专业界别的成员为主。只要分析行政会议、司局级官员和立法会成员的背景，就可证实这个结构，而它在回归前后其实没有变化，亦是理解香港“官商共治”格局如何形成的最直接线索。
专业群体主要包括律师、会计师、银行家、职业经理人、建筑师、医生、大学老师等。很多人以为专业群体高度独立，却不知道它们也可以是商界利益的衍生群体，他们的利益直接依附在资本阶层。在香港，绝大多数的大学经济系教授师从英美资本主义经济学，是自由经济理论的维护者，政府重用的也都是支持“小政府、大市场”的学者；香港的金融体系都是英美资本主导，他们在本地的管理者有着什么立场，显然不需要过多想像；银行家和职业经理人、律师和会计师就更是完全依附在资本和大企业。
多元利益结构待建
与香港相类似的小型经济体，如新加坡等，在商界之外还存在以民生利益为主导的精英群体，商界在政府决策中不独占影响力，官员的考虑因而有了平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意识到照顾整体社会利益对维持执政的重要性，持续搭建社会利益结构的多方均衡存在。香港的情况却不一样，其主要价值观依然是港英时期原教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社会从来都不存在有意义的民间政治力量，不少人对这个地方抱持过客心理，将主要精力放在谋生上。这种社会心理在回归前后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成熟，亦没有培育出可以参与权力博弈的均衡势力，影响不了传统的官商共治结构。
熟悉香港历史的人都知道，香港是在70年代开始才有了脍炙人口的“狮子山精神”，也就是对香港产生文化认同的社会集体心理。由于麦理浩新政以及中国改革开放所形成的经济动能，香港在80年代开始进入了经济强劲发展的周期。然而，它没有改变社会结构，更没有为香港所需要的深层次改革提供人文基础，新兴的中产阶层亦没有意识到在经济基础结构中存在的扭曲，只懂得在意识形态层面玩弄无意义的口舌之争。结果是他们推动的所谓民主运动是松散和脆弱的，在关键时期轻易就失去改革的领导权，被极端民粹力量所替代，自己反而要承受灭顶之灾。这足以说明他们基础的薄弱。
香港至今依然缺乏足以让官商二元结构改变为三足鼎立格局的动能，需要新兴力量为社会治理的多样性建立全新的平衡和方向感，促使原来的官商势力发生变化，降低其消极性和伤害。没有这第三条腿，官商结构只会维持原来的模样，无法建立真正的动态平衡，为改革提供坚实平台，认真筹划符合整体利益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任何短暂的经济繁荣或许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却无法改变经济的结构缺陷。新加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找到了新加坡特色的资本主义，它的官僚体系以及对商界利益的有效约束，让社会矛盾可以被制约在符合整体利益的边界内。在香港的特殊政治格局中，这第三条腿必须得到中央的鼓励才可能实现，这一次习近平主席的七一讲话已经清楚要求香港为此推动改革。
中央持续敲打才能破茧
今天的香港精英都是七十年代之后香港蓬勃发展的既得利益群体，要他们推动调整自己利益的改革显然是困难的。他们都不认为自己与资本利益有所绑定，而是真心实意认为香港一直推崇的自由经济是香港成功的不二法门，而且是先进、现代的意识形态，完全符合香港应有的发展路径。他们所支持的利益结构本来就符合大资本的需要，既然大家都希望这种结构能够持续，又怎么会接受另一种价值观。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就是以如何服务好资本和企业来定位自己，醉心于既得利益制度的“五十年不变”，错误理解经济增长之于社会发展和市民生活的作用与关系，在“两制”掩护下，持续巩固恶劣的裙带资本主义。
缺乏公平正义是香港市民的不满所在，这是社会冲突终于爆发的根本原因。只有当这些人受到重大的外力冲击，改变才可能被迫发生。2019年的修例风波足以让中央和港府清醒认识到香港必须进行一场刀刃向内的全面改革，找到病根对症下药，中央更必须责成香港管治团队认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所在、有担当、有魄力地全力破解香港困局，才可以转“危”为“机”，变一场灾难为香港涅盘重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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