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三问——建制派在做什么？

香港社会学家吕大乐上个月在北京大学访学期间，接受《香港01》记者采访，就三个议题发表了看法，将香港身处的困局形象地提了出来，特别针对中央在这些困局中的角色给出了意见。由于吕教授说得比较隐晦，《香港01》又一直关注这三个议题，为此我希望沿着吕教授的意见给出更多说明，为讨论提供支持。

吕教授关心的三个议题是为什么不对“一国两制”做深入探讨，建制派在做什么，香港如何是国际城市。这一篇是有关建制派在做什么。

“建制”这个词有很多解释。一般的理解，建制是指维系某个社会或国家的核心组织，它的范围可以包括特定群体、机构、政府组织、社会力量，关键是它们拥有决定社会或国家走向的力量。维基百科将建制定义为“在某一国家或机构内，拥有权力或权威的支配群体或精英”，百度百科更具体，建制是指“国家机构或团体内的编制和系统”。

香港的“建制”较为精准的定义可以有两个，广义说，负责治理香港的政府、政党社团、财团企业、社会精英等，都可以属于建制。根据这个定义，以往的民主派也属于这个范围，甚至外资和中资机构，如汇丰银行、中国银行，跨国大型企业，如怡和、太古等，只要它们活跃于香港的决策过程，就可以说是建制。

然而，更多香港人是用较为狭窄但更灵活的方式定义建制。民建联、工联会等“亲中”党派，各种地区组织和社团、同乡会、行业商会等才是建制派，它们是与传统民主派或反对派相对立和抗衡的政治群体。不少人甚至认为建制就是以往“左派”在今天的延续。如果大家记得从前公务员和左派的关系，看着他们现在共同成为建制一家，真可以说是往事如烟。

“建制”不是名衔，而是治理责任

将这一群人称呼为建制有什么意义？很简单，就是要找到负责香港治理的责任群体。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不久前强调香港行政长官和香港政府就是香港的“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这是重申他们是建制的领导者，对香港治理承担着主体责任。这不只是一种名衔，更是一种责任和必须完成的工作，按常理，如果成功完成了工作，那是无上的光荣，相反，他们就要被问责。在国内，刑法第九章规定的渎职罪就是针对“建制”的，具体罪名共计37项，它是针对国家机关人员，就是以公职人员为主体的中国“建制派”，严重的渎职罪甚至会被处以十年以上徒刑。香港没有如此严格的渎职罪，但从“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认知来理解广义的建制，估计不会再有人将其简单视作一般的称谓，而不附带任何责任。

吕大乐教授对建制派的批评，估计不少人都熟悉。在建制派眼中，吕教授本来就属于泛民主派，很多建制自然认为他的批评不客观。如果建制派以此拒绝吕教授的批评，那么北京大学邀请他去访学，重点谈论香港议题，饶戈平教授甚至出任吕教授讲座的对话人，难道北京大学和饶教授不懂政治，甚至是违反中央的立场吗？估计不会有人这样理解，相反，或许中央正是想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特别是像吕教授这类人的意见。希望建制派不会欲加之罪，反而应该细心聆听别人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如果建制派是“派别”，由于其他的派别都不复存在，那么今天香港的政治议程就是单声道。这不是说单声道不好，正所谓“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一只猫就能捉到老鼠，那自然不需要两只，无论是黑或白。建制派垄断政治议程因而让香港由治及兴，那当然是好事，应该说省事少费心。谁会愿意每天吵闹，甚至“拉布”、“动粗”。问题是，建制派能解决香港的困局吗？吕教授的观点认为，“当前香港政治之所以是一个困局，又岂止是因为反对派势力做大那么简单，而我甚至要强调，这并非主要原因所在……建制表现不及格，是一个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关键之所在。”吕教授其实语带相关，他一方面批评建制派没有承担好主体责任，但也认同建制派是香港治理的关键责任人。

当然，称呼某些人或组织为建制派不只是认定其功绩，也还是会有不少失职失责的建制派。欧美执政党被赶下台不就是因为不称职因而失去建制派的位置吗？香港的制度设计不是欧美的政党制，制度上无法将建制派赶下台，不然或许昨天的反对派已经是今天的建制派。

为什么建制派无法获得香港社会的普遍支持，这不是如何认定的质问，而是要被重点探讨的议题。中国共产党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它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原因很简单，它是领导国家富强，为人民谋幸福，解决数千年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执政党，这样的执政党到哪里找？所以人民支持它，也不需要什么反对党来替换它。

中共“自我革命”，香港蒙混谈变

我完全赞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中共要长久执政就必须做到“自我革命”，他的话是补充毛泽东在建国前的观点，认为中共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才能长久执政。中共只有不断改善国家治理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这样的执政党就是香港应该有的建制派。但是，香港的建制派能做到“自我革命”吗？答案是大大的NO！有一位建制派的大佬曾经说过，香港人不习惯说“改革”，因此他们的宣言顶多是用了“变革”一词。如果连“改革”都羞于启齿，又如何做到“自我革命”？当我反问对方时，他竟然嬉皮笑脸地说，香港是“一国两制”嘛。

可以说，正是这种划地为牢、自我区隔的心态导致香港陷入今天的困局，也使得中央提出的治理要求到了香港总是变腔走调，最新例证是夏宝龙主任说“香港无处不旅游”，收到的回响是香港需要发展“红色旅游”。香港当然为中共的革命运动做出过贡献，但夏主任是在意香港缺乏革命遗迹，还是更担心香港缺乏治理观念，想唤起建制派自我革命的意识呢？

2019年之前，民主派在立法会直选议席中占多数，但在整个议会中是少数，因为议会的组成并非以直选为主。同时，在区议会选举中，只要没有重大风波，建制派所占议席一般情况下较多，这是因为建制派在地区的服务还做得不错，而不少泛民支持者较重视所谓宏观议题。吕教授在这里又问了一个尖锐问题，“当2019年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为什么特区政府没有能力动员社会本来的力量出来止暴制乱？”我认为他所说的“社会本来的力量”就是指建制派，更具体就是支持建制派的社会群体为什么没有站出来“止暴制乱”？更讽刺的质问其实隐藏在吕教授所说每周北上消费的几十万人中，他们在2019年究竟是示威派、骑墙派、建制派，还是泛民？当然，这是一个伪命题，无论他们是那一派都无所谓，因为上街游行的大多数人和北上消费的都是“一国两制”派，它们上街游行和北上消费不就是用香港的独特模式在监督政府吗？

我不认同香港没有民主派就无法是民主的，我甚至认为，没有了反对派的民主是更值得期待和争取的民主。但这样的前提假设必然是对建制派有着严格要求，他们必须是真金白银称职负责的建制派，而不是享有建制的爵位和福利，却尸位素餐，毫无建树，甚至是在“阻着地球转”的，如此建制不要也罢。

让我们回到建制派的大佬，作为“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的香港特首和香港政府，他们自然就是香港是否成功、能否成功的根本依据。曾经的民主派可以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懂得拉布或做出“其他戏剧性的行动”，但毫无能力改变政府政策和市民苦楚，当年愚蠢到支持领展私有化，后来被“港独”牵着鼻子走的也是他们。当别人批评他们一事无成时就喊冤，认为自己只是少数派，既然如此，为什么叫人投票给他们？

黑猫白猫不行，该换灰猫花猫

现在的建制派的好处就是“成事不足”却也不会怎么“败事”。最近社会对修建T4公路存在普遍的反对声音，而政府只要给点小让步建制派就会配合，谁不知道所谓削减3.5亿元工程款只要工程稍作变更就会在最后被加回去，地铁票价、最低工资不就是政府用一些障眼法就蒙混过关吗？建制派私下往往埋怨有时候“身不由己”，将责任推给别人。这样的建制派当然不会造成施政延误，但如此门面功夫值得吗？香港的问题能够解决吗？建制派的委屈跟当年民主派的委屈没有什么分别，究竟谁是建制派，谁是少数派？

对于中央和市民来说，在“一国两制”大原则下，无论是民主派或建制派，能够“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这样的道理没有人不懂。然而，如果黑猫白猫都捉不到老鼠，是否就不会有灰猫或花猫？民主派已经被证明是“蠢猫”，而今天建制派看似要步其后尘，中央或许要多培养几只猫。回归之后，多任“当家人”都无法完成两届任期，这是香港的不幸， 同样不幸的是治港精英和建制大佬依然只在空谈支持政府施政。中央或许要认真思考，在治港思路上必须坚持“自我革命”和“让人民来监督”原则，因为始终是人可以换，建制派却不能换，这个道理中央不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