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二十大.十|习近平没有辜负历史重任

撰文: 于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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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报告,具体阐述了他将如何带领中共实践治国理政愿景,表明中共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伟大复兴”。
要读懂篇幅逾三万字的二十大报告或许不容易,但它却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一段时间战略意图和治理规划的最直接文献。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的中共为什么积极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化时代化?中共所展现出的长期执政坚定自信底气何在,报告中正式阐释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又有什么差异?中共如何认识习近平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变局中心的中国又将给世界格局带来什么变化?本系列文章围绕这些问题作出解读。(系列十之十)

我和同事一起在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会议期间发表了题为《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的文章,对习近平开启的“新时代”给出了想像和期盼。在二十大会议后重读该文章,不禁感叹历史的发展从不会让人失望。

十年后回看“十大挑战”

《十大挑战》寄望中共成为“具有革命精神的执政党”,“为中国建设一个提供权力制约的政治架构,主动接受来自体制内外的监督和约束”。它指出,“官员腐败是当前中国政治最严重的问题......反腐就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重构公正的财富分配是中共能够继续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维持一党执政的首要前提”,“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是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在深化经济结构的转型中要树立人的主体地位”,“必须建立一套新型国际观,(它的)核心是‘发展’”,“重构以西方价值和权力结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些期盼与习近平后来全面反腐、强调从严治党、提出共同富裕、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约资本无序扩张,推动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建设“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认为中共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而且提出“自我革命”的党建要求,在国际事务中明确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等政策和战略遥相呼应。

《十大挑战》认为习近平的“第一项挑战是如何发展中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他在中共十九大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之后提出的“两个结合”,将“中国的”放到主要位置,以及在二十大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都给了我们积极的回应。文章的结论是:“习近平要作为这个生生不息伟大民族魂魄的象征,在这崛起的最后一公里以雷霆万钧的气势,承前启后,排除万难,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今天的成就说明十年前的希望正在逐步实现。

我的同事在2014年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正在唤醒中国的习近平》,对他上任一年多发生的变化做了评价。文章写道:“反腐只是习近平所领导的这一届新中央最能直接体现政绩的一个表像。在其背后,一个负载着宏大蓝图的庞大车轮正滚动前行,这个被……称之为二次改革的宏大蓝图非‘改革’二字所能完全体现,它所包含的范围与深度甚至超出了外界当初的想像。习不仅要彻底打破经济大发展时期形成的官场运行既有模式,建立一整套符合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官吏队伍和全新的官场模式;更应该被注意的是,习近平正悄然主导一场革新中共执政理论与法理基础的革命,其中就包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旧式共产党理念。”文章的结尾写道:习近平“正肩负全面唤醒(中国)这头狮子的历史使命。他必将迎来属于自己的一个新的时代。”

社会制度无法“去人化”

十年看似很长,也可以是很短。已经执政十年的习近平究竟是什么样的领袖,大家想必心里有数,但还没有人可以绘画全景,因为他仍带领着中国走在一条波澜壮阔的复兴路上,将来历史会给他恰如其分的评价。有人认为现代社会不应该被某个人定义,这是对制度的误解。制度不是去人化之后才变得重要,它是在与人协同才能创造价值,而且人,特别是伟大的人,是具决定性作用的。人既在制度内发挥作用,更要推动制度与时俱进,只有恰当认识人如何影响制度,制度才算是有价值的。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拿破仑创造法国的辉煌,斯大林让苏联成为帝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改变中国的现代化轨迹,这些都是伟人定义的时代。习近平当然也是决定我们身处时代的人物。一些人心理上不接受,以为这是人治,他们是错误理解了人与制度的关系。否定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能动性,以为制度是客观的,是自主自为的,这种想法其实是违反社会、历史、人类的发展规律。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少人认为前者加上了政府那一部分就是倒退,后者则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官媒也不曾多说。我当时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炸开了所有改革的堤坝,并用通俗说法称它为“第五个现代化”,因为它让治国理政思想可以触达。习近平在此之前发表了“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819讲话),外界对它的解读同样是混杂无比,我的同事对此曾发出感叹:“除了腐败这条‘百足之虫’,可能就只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惯性认识才有这种‘死而不僵’的生命力。”不少人,包括体制内负责宣传的官员,对如何适应习近平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宣传工作的实事求是态度颇为不习惯,但这些都是习近平建立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的序言。

习近平在中共百年庆典讲话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继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其民族化和具体化之后的另一“结合”。“两个结合”强化了社会主义思想不再是舶来品,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有机延续,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已经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是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打开囚禁传统思想过百年的匣子,让他的治国理政体系牢牢地建筑在历史和文化的自信之上,让“中国式现代化”有底气和历史支撑。这是经过百年实践之后的判断,也是需要坚定的道路和理论自信才能做出的判断。

习近平发展了和完善了中共的实事求是传统。他认为,只有真正推动“两个结合”,“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中国的“具体实际”,但在过往严格的意识形态论述中曾经是人们不愿意触碰而又隐约存在的红线,习近平将它放到更合适的地方。中国共产党既然要“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就必须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彻底中国化,不能继续对传统思想采取羞羞答答的暧昧态度,以包含“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实际”作为它的主体,才能“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最为人称颂的政绩是建立科学的“治国理政”体系,用通俗的说法就是他解决了问题,说明了政府为什么重要,人民追求的是什么。很多人提及的是反腐、军改、法治、组织及决策机制改革、建立监察体系、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从严治党、官员走向专业化,等等。习近平上任之后将大学生送到万村千乡的基层锻炼,一大批经历过扶贫、地方经济改革、基础设施建设的年轻干部逐步成为专业干部,他们有能力延续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路,为中国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提供保证。

人民感受最深的估计是以人为中心的改革,包括持续推进“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教育、医疗、住房的保障,以及在脱贫攻坚战胜利之后即时强化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动员。就以医疗物资集中采购为例,结果是医疗成本大幅下降,普及了更多的医疗服务,既发展了产业,又防止了系统性腐败,既解决了人民的“急难愁盼”,又建立了专业、科学的体制和机制。

在经济领域,习近平推动了更宏大的变革,其中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双循环无疑是影响最深远的。西方经济学强调需求触动经济结构改变,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是西方高质量发展以及企业引领经济创新的理论,它以企业的创新对产业进行范式重构,需求是动力来源。相比之下,中共认为经济发展最终靠供给推动,从长期看是供给创造需求,这是颠覆性的观点。习近平从供给来审视需求,企业家精神依然是激发企业活力和创造力的动能,但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一动力,经济是以优质有效的供给满足和创造需求。

习近平认为,中国的庞大市场和内部需求是解决外部经济冲击和稳定经济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将焦点放在人才、技术、创新等要素和资源配置效率上,目的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起点。在处理需求和供给的有机结合时,习近平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新发展理念,强调可持续的有效需求,消费是由合法收入支撑,投资要求合理回报,不能形成落后产能和产品,造成资源浪费。经过结构性改革的有效供给可以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习近平认为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靠山,从最早的劳动力优势,后来制造业的排兵布阵,到今天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接连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提出的双循环,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在更高层次激发中国市场的能量。对比曾经独领风骚百年的欧美经济,以庞大数据和全产业链作基础的中国市场能够展现何等竞争力令人充满憧憬。习近平显然知道,而且懂得借此达到目标。最近,出口电动汽车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出口国,中国兴建的高铁在印尼试车,中国制造的大飞机开始运营,中国的太空站住满六个人,这些成绩都为双循环提供了保证。

驾驭大变局需要胜任的舵手

习近平或许称得上是最早掌握“大变局”的大国领袖,他利用辩证唯物主义考察世界时局变化,提出双循环这个对策,同时说明了他是驾驭变化的能手。“大变局”是中国和世界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双循环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也发展了世界,两者将政治和经济有机结合,是攻守兼备、内外融合的战略安排。习近平知道变化引起的震荡是无法避免的,今天已经风云密布,日后更会是雷电交加,中国崛起的道路注定不会是一马平川,只能积极面对。一些人认为中国应该韬光养晦,其实是希望中国闷声发财,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但习近平并没有采取激进的方式回应,而是积极争取国际关系中的最大公约数。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首访俄罗斯,中俄如今是抗御外部挑衅的好伙伴。无论是上合组织、金砖扩容,还是“一带一路”、东盟10+1、中欧合作等,都证明了若没有具先见之明和超前部署能力的舵手,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前进,那是寸步难行的。毫不夸张的说,习近平在发达国家之外平行建设了另一个立足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的国际秩序。

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权力博弈中本是有名无实,但中国崛起,加上中国的外交思想和言行一致,让这个群体看清了自己的角色,更开启了自己的时代,话语权和实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的独大早就虚得其表,西方的霸权走向灰飞烟灭。美国和澳大利亚现在对七十多万人口的所罗门群岛倍加重视,不就是因为中国吗?

二十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而且要“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非常清楚中国无法在发展路上独善其身,他更没有违反中国人兼善天下的大同思想。当他在报告中宣示“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这难道不是“共同富裕”的回音吗?

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国家的兴衰与中共是紧密相关的。中共的成长促成了中国的发展,中共的改革就是中国的改革,中国的崛起同样是中共的崛起。在革命时期,中共的胜利依靠的就是坚强的领导力,它推动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国家在经济上的巨大能量。习近平引领中共持续改革,坚持从严治党、自我革命,为的就是持续执政,跳出历史周期律,让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中共历任领导者都以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民族能够复兴为使命,从这层意义上看,他们都是伟大的政治家。

中国共产党正在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习近平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党建,就是明白中共与治国理政、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这是光明磊落的任务,他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怀鞠躬尽瘁,自然值得我们尊敬。曾经有人认为政治家和政党垄断权力是不祥之兆,那么,轮流坐庄的西方民主解决了人民的问题吗?中国人实事求是,只要中共坚持这个原则,那些毫无依据的假设也要经过实践的考验,否则不值一哂。

习近平不是意识形态教徒,更不是帝王霸主。他是典型的中国政治家,拥有强烈家国情怀,实事求是,深爱着这片土地和人民,胸怀天下,勇于担当。我在《十大挑战》的结尾提出:“我们殷切期盼习近平能够深孚众望,以一位伟大政治家来要求自己,回报历史所赋予他的机会”。我认为实践证明习近平没有辜负历史委以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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