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三问——一国两制如何走下去？
香港社会学家吕大乐上个月在北京大学访学期间，接受《香港01》记者采访，就三个议题发表了看法，将香港身处的困局形象地提了出来，特别针对中央在这些困局中的角色给出了意见。由于吕教授说得比较隐晦，《香港01》又一直关注这三个议题，为此我希望沿着吕教授的意见给出更多说明，为讨论提供支持。
吕教授关心的三个议题是为什么不对“一国两制”做深入探讨，建制派在做什么，香港如何是国际城市。这一篇是有关“一国两制”的。
在大多数香港人心目中，中央政府很陌生，以往普遍认为内地落后，这种感觉今天已被国家的发展成就抹掉，大家建立了中共治理能力很强的判断，逐渐形成敬畏感，但至今还是畏惧多于尊敬。香港人非常重视“一国两制”，但对其内涵和具体应用却是一知半解，对内地治理模式也是一片空白，甚至缺少提升认识的有效方法和制度路径。同样地，不少内地学者和官员开始质疑自己是否对香港有足够认识，他们意识到以往的认识更多是片面的，难以理解香港政府的效率原来如此低下，社会竟然充满怨恨，更不理解香港的精英们凭什么如此傲慢。
这种陌生感其实没什么奇怪，两地本来就是“两制”，本质上就是不“认同”另一制，所以选择自己的制度，才会有了“一国两制”的构想。问题是，不少香港人以为选择“两制”是建基于对内地制度的认识，“合理地”拒绝采用它，而中央认识到抗拒力的存在，从善如流，甚至是无可奈何接受“两制”安排。这群人估计已经开始反思，质疑自己是否真的了解内地制度，是否认识“两制”之间的差异。面对包括2019年的冲击、香港人大量到内地消费、香港经济的寄生性越来越明显，大家开始承认很可能夸大了“两制”的冲突，更是意识到自己对“一国两制”是雾里看花。
中央与香港都未真正认识另一制
回归之后二十多年的交往很好地证明了香港和中央都不真正认识另一制，或者说，在过去的认识中隐含着大量误解，这种误解恶化了相互的关系，让不少问题难以解决，让两地之间的陌生感持续巩固。今天可以下一个判断，在“一国两制”过去的实践中，误解没有因为回归而减少，经历二十多年政治冲突之后，误解反而有增无减。 香港早就到了必须解决这些误解的时刻，很可惜，中央和香港的精英们都没有这样做。
“一国两制”看似是香港的问题，其实更是中央的议题，如何与另一种制度沟通，不正是中国面对的巨大挑战吗？国家主席习近平孜孜不倦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不就是因为别人听不懂看不明中国在做什么吗？香港是最不应该，但事实上却是最听不懂看不明中国故事的样板，估计大家都对“事实”有共识，对“不应该”却可能存在较多争议。
吕大乐教授问了很有意思的问题，究竟是2019年百万人游行能够代表香港，还是每个星期四五十万人北上消费才是正常的香港？他的答案是后者，因为香港是一个“市场社会”。我同意这个定位。在2019年之前，《香港01》策划了深圳食买玩的栏目，它因为骚乱和疫情停了下来，通关之后重新恢复，收视非常好，而且扩大了内容覆盖领域。这是说明香港定位的实证，但将其纯粹说成是市场性也是不足的，因为港深一“通”即“融”，恰恰说明过往视区隔为“一国两制”本意的认识是错误的。一家人从来不见面，自然不吵架，但那是一家人吗？当大家住在一起，生活方式却不一样，又可以其乐融融，甚至家业兴旺，这才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融合才是真正的“一国两制”，但当制度被误解，有心人操纵舆论，借用偶发事件没事找事，自然是家嘈屋闭。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在文化、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没有人会怀疑香港的归属，但由于生活和政治制度的隔离，加上殖民地统治强加于香港的意识形态，香港从一开始就对内地存在偏见。回归之前中央没有鼓励对“一国两制”的学术探索，它的工作主轴是回应来自港英政府的政治操弄，焦点放在顺利回归上，结果是一叶障目，看不见回归之前香港早就积累了不少危机，包括经济结构僵化、社会利益固化、公务员治理能力官僚化、政治派系之间撕裂、社会弱势群体普遍存在不满等现象。中央看不见，香港的治港精英更是盲头苍蝇，在英国政府的豢养下无意掌握身处的时代挑战。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曾经积极思考香港的变革，但附和他的人不多，更多人反而认为他在破坏回归之后得来不易的安稳。结果是既得利益阶层继续构筑藩篱，公务员继续巩固官僚恶习，建制群体继续尸位素餐，反对派继续为虚妄的民主自由做无用的努力，到头来一事无成。
回归27年仍在雾里看一国两制
回归之后香港出现过无数针对“一国两制”的质疑，在法庭上提出过不少值得探讨的议题，中央通过释法参与到这个讨论，但都没有激发针对“一国两制”的全盘思考，学术界的研究更是少得可怜。2014年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权，一些香港人认为它背信弃义，违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就算这样，争执依然只是口水仗，而不是深刻研究“一国两制”的具体意思，为香港发展提供指引。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央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的黄平老师坦诚，中央“为了顺利回归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可回归后，反而以为万事大吉了。这方面学界也确实要反省要检讨”。基本法委员会的饶戈平教授认为，内地对港研究虽然很早就开始了，但大多集中在政治学与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对欠缺和薄弱。吕大乐教授的说法更是一针见血：“从某个角度来看，北京也不见得有进入议题的自觉。它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只在于‘收’与‘放’之间的考虑，回应眼前的问题，而不是深入了解一国两制本身存在的张力、矛盾。”
“一国两制”不是口号，更不是简单粗暴就可以落实的制度构想，它必须是一系列精心设计循序渐进的制度规划，是需要在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多个维度通过多种实践才能逐步成熟的理论体系。“一国两制”是否有效的最直接考验就是如何定义香港政府和中央的关系，特别是行政长官在中央施政序列中的角色和职责，以及他如何根据以《基本法》为核心的宪制安排承担香港的治理任务，系统确立行政主导的政治原则。到目前为止，我们未曾看见过中央政府清楚说明对香港治理的要求与对每一届政府的绩效评价，更没有看见过它对香港治理失效实施过问责——估计没有人相信二十多年来不存在重大治理失责。这是因为它不具备这些职能？监督、问责是否就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相违背？大家无从知晓，一头雾水，让某些机会主义者随意发挥。
中央去年成立中央港澳事务办公室，其中在工作描述上首次提出对“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的调查研究、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职责”，这与以往的“井水不犯河水”显然是巨大变化。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最近对香港议题的表述更为直接，与中央任命的治港官员谈话后发放的信息不再精简，但还远远无法让香港治理团队明白中央对香港的要求，香港市民至今不清楚中央的机构改革究竟有什么意思。
我们一直质疑香港官员是否听得懂中央就香港事务发表的意见。事实摆在眼前，如果中央不是对香港事务存在不满，不至于到今天还没有一任行政长官能够完成《基本法》允许的两届任期，更重要的就是回归初期不断强调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早已经被全面管治权所替代。虽然两者并不矛盾，甚至本就是“一国两制”的设计原意，但孰轻孰重很好地说明中央对香港治理成效的判断。既然中央明白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的关系，那么香港治理的失效是因为前者还是后者的失职？也许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消极的、被动的、区隔的“一国两制”存在系统失灵。
是时候挑明特区政府当家职责
根据《香港01》过去多年对香港政府和中央治港官员的观察，香港政府和行政长官作为治港的“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并没有很好“承担着治理香港的主体责任”，香港今天陷入困局，中央持续深化全面管治权及探讨它如何具体呈现，就是其结果。然而，中央是否有与这个“当家人”就“主体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行过完整、深刻、细致、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双方有否根据“一国两制”、全面管治权、高度自治权的关系，对相应的宪制设计、组织规划、议事规则等进行有益的检讨和商议？从目前的情况看，答案很可能是没有。
没有人会认为“一国两制”与香港的繁荣稳定无关，更不会有人认为成功落实“一国两制”反而引发2019年的骚乱以及香港今天的经济民生困局。就好像吕大乐教授所言，很多人认为九七回归之后问题就解决了，没有想过“一国两制”可能是一个不停演变的过程，“一国”在变，“两制”也在变。更关键的问题是，2019年修例风波之后，至今各方的反思都没有切中要害。
当中央的焦点是国家安全，而香港管治团队缺乏将思考问题的方法超越对安全狭隘理解的警觉，不习惯将经济民生议题与国家安全关联起来，自然无法通过全域的检讨去反思如何解决当前的困局。香港政府不将经济民生视作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港英时期遗留下来的坏习惯，不会因为2019的骚乱就改变。中央将议题聚焦在国家安全，大量任用拥有安全经验的官员，谁又会认为自己误解了中央治港的焦点所在？
在香港内部事务上，由于香港身处的困局，结合中央的权威，中央被迫承担了最大的治理责任。这不是指中央主动剥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而是在社会心理结构上，大家都误以为香港应该静候北京的指示，自作主张的风险实在太大。客观造成的治理格局就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得就拖、推得就推，主动承担变得是天方夜谭。
吕大乐教授所言“香港没有大题目”指的是什么？他是指“香港社会还未进入一国两制的议题”，而且这是一种“尴尬”，它的表现就是香港整体“对此感到焦虑，觉得浑身不自在、躁动不安”。他的描述非常中肯，确实说明白了香港治理精英们的心态。中央对此不会毫无警觉？或许中央早已成竹在胸，所以还没有动静，我们这些升斗市民或许缺乏大智慧，看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大家都沉默，静候中央的下一个“指示”。从《香港01》读者对中央过往“指示”的反应看来，似乎没有多少人听得懂看明白，看来中央还是换一种给“指示”的方式来与香港社会和治港团队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