咁先系改革．四｜建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
任何一个社会，若要等到社会基层反抗，发生重大的社会冲突才意识到需要改变，后果不堪设想。回归后香港如果大力改革殖民统治时期的管治文化，可能就会避免后来的劫难，习近平主席的七一讲话所提出的治理希望就是这个意思。可惜，在此之前中央政府过分强调“河水不犯井水”，香港政府又讳疾忌医，甚至不认同问题的严峻性，香港受到冲击变得理所当然。问题已经发生，如果继续拒绝改革，或者步伐太慢，甚至只是嘴巴吹嘘一下，就更加容易让社会怨气变成动乱，对“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都会造成伤害。对香港来说，适合的变化是透过中央对特区作出要求，推进巨大但温和的改革，习近平最近的讲话减少了抽象的劝喻，直接提出了具体要求，证明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自己在香港改革中应该有更积极的角色。
收回社会经济发展主导权
首要的变化是政府收回社会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而不是将主导权继续双手拱让给资本。近年重新流行的社会改革理论认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统治阶级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于资本，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于草根阶层。这不只是一种理论，而且是现实社会经过几百年实践的总结。美国的统治阶层，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执政，他们的政策都是有利于资本；相反，中国是中共执政，必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不过，我们不应该将分析止于这一层次。中共自建国之后一直拥有执政权，但它也不是只有一种执政方略，改革开放前后的治理模式就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的存在和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扩大了空间。然而，有了资本的中国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吗？它还是中共在执政。就算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一定需要将国家或经济的主导权彻底让渡予资本，政府还是应该扮演积极角色。新加坡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而它的政府却拥有强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导权，德国和不少北欧国家也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的香港，政府自殖民统治时期就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拱手让给资本，回归之后，这种安排没有丝毫改变。这是香港困局的深层次原因，但它不存在任何不可以触碰的内在结构，绝不是无法改变。香港的困局始于政府有意识的不作为，解决的手段就是有意识的积极作为，而且必须是由政府做起。香港社会需要的答案就是思考通过什么政策和制度设计改变这种主导权格局，而不是应否这样做。
香港今天面对严重的治理危机，它必须检讨原来的制度和政策安排，针对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实施改革，没有禁区，更没有任何教条。由于香港精英阶层是既得利益的持份者，他们不愿意推动改革，甚至不承认这里存在深层次矛盾，是改革的阻力。中央既要更积极鼓励改革的气氛，通过社会全面、开放和深刻的坦诚讨论，通过舆论去倒逼既得利益群体，提升社会改革的共识也是有效的手段。
让社会财富公平合理分配
香港需要的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否定资本规律，更不是否定资本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香港的改革不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打倒资本家，重新进行分配，而是有针对性地扩大经济发展，极大地将发展的成果向更普及和广大的阶层倾斜。更直接说，让社会下层的50%分享到更大比例的新增社会财富，让财富得到更合理分配，令收入中位数的上升比人均数字上升更快，贫困人口比例大幅减少，坚尼系数快速下降，逐步构建更公平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居住成本是香港坚尼系数严重失衡的主要缘由，产业结构扭曲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深层次原因。解决居住成本高企事实上毫不困难，产业结构调整所需要做的工作反而更具挑战性。就算这样，最困难的其实是治理团队能否真正认识问题。如果大家对问题的性质是什么依然缺乏共识，就算拥有资源亦无补于事。
就以居住成本为例，香港有着庞大的土地储备，政府财政非常健康，为什么就不能够为超过75%的市民提供平价和优质的居住环境？解决住房是解决生活成本的最关键手段。问题是，不少人错误认为香港缺乏土地，而不知道这种认知本身就是受资本主义消极意识所制约的结果。
香港精英阶层认为政府不应该收回地产商和新界地方势力拥有的新界土地，理由是保护私有产权及保障私营发展商在住房供应产业链上的主导角色。大家都忽略了开发商拥有的是农地，无法用来建设住房，被迫闲置，而政府收回这些农地既符合法律，更是合理合情的发展手段，但却被精英阶层扭曲为违反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精神，结果导致发展停滞。
香港当然应该维持私营地产商作为私营住房的主要提供者，但并不等于否定政府为社会大多数人提供适切公营住房的责任和权利，更不能否定政府是唯一可以将农地转换为住宅建设用地的权力部门。只要政府积极将这些闲置农地以符合市场原则的价格收回，用来发展公营房屋，香港的住房短缺困局可以彻底解决，同时大力刺激经济，对所有人百利而无一害。这一切做法完全符合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只是将原教旨资本主义转变为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同样是自由经济的榜样，但不再是裙带资本主义，更可以避免严重的社会骚乱。
以人民为中心 以香港为本位
将资本主义视作解决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完全合理，但若认为它同时可以解决社会不公就是幼稚的。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期释放资本主义的积极作用，同时约束其对社会资源分配的消极意义及防止因此而积聚的不稳定能量，是实施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制度应有的警觉。香港没有这样做，但中央政府在回归之后也没有意识到这里潜藏的社会风险。
香港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是它必须服务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如果大家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破坏性，承担治理责任的团队只要有警觉性，实施资本主义制度就不一定造成社会动乱。只有当治理团队改变盲目认知，提高警觉性和理论认识，在政策设计过程中积极回应这种警觉性，才不会让原教旨资本主义成为主流，不让资本主义的劣根性野蛮生长。
所谓警觉性，就是要认识到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而不是抽象地讨论经济；要以香港为本位，而不是肤浅地讨论香港的国际地位，苍白地吹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如何了不起；要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而不是将焦点错误摆在GDP的空白数据上，以为人均财富数据上升就能解决贫穷问题。香港的管治阶层非常不习惯这种论述，甚至羞于启齿。解决这项难题的有效方法是中央官员不断以此为题材推动讨论，促使特区政府逐步制定相应的政策，改变对自己工作的要求，相信习近平就是为此而发表了最近的七一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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