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二十大．三｜中共意识形态的中国化时代化

【编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报告，具体阐述了他将如何带领中共实践治国理政愿景，表明中共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伟大复兴”。
要读懂篇幅逾三万字的二十大报告或许不容易，但它却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一段时间战略意图和治理规划的最直接文献。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的中共为什么积极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化时代化？中共所展现出的长期执政坚定自信底气何在，报告中正式阐释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又有什么差异？中共如何认识习近平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变局中心的中国又将给世界格局带来什么变化？本系列文章围绕这些问题作出解读。（系列十之三）

二十大报告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心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持续的中国化时代化。报告认为，“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经过理论的探索和创新，中共获得了重大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它的集中体现，亦因此“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两个结合”活用了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就是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体实际相结合，“时代化”就是与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可以大致分为：革命时期、经济建设时期、治国理政时期，大家可以用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为主要代表考察这三个时期。将中国化时代化用再简朴的语言表述，那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这样解释“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什么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就是指相对于实践而言，没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是理论，无法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而它一旦中国化时代化，就是找到了与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的联系并应用到现实中。只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能与中国人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联系起来，延续下来，它的应用才变得可能以及是可持续的。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反过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就是实践，“事”是现实的、唯物的，“求是”就是寻找规律、建立理论，“是”是规律、理论、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各个政党中最为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执政党。由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共一直被误解为意识形态主导，甚至是教条、僵化、激进，有着宗教般狂热的政治组织。这种印象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逐步消除，但中共还需要更多努力，才能真正纠正这种认知及建立科学、反映现实的形象。

中共曾经教条地理解中国的社会结构，错误解读苏联的发展经验，但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不断纠正错误，正确说明中国本质上是农业社会，农村和农民是革命成功与否的依据和动力来源，最终赢得了革命。二十大报告认为，中共成功深化了“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结合”证明中国共产党严肃对待社会具体实际和创新理论的辩证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更是整合了中共过去一百年不断思考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而提出的时代理论。

中国化时代化的关键是任何理论和实践都无法摆脱以人民为中心这样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将使命任务锁定在人民身上，它为什么能够打赢国民党，为什么能走出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为什么能做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部署，都是因为它全面和深刻地将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连结起来。中共能够走出文化大革命，推动经济建设，建立以治国理政为中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同样是因为它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和“实事求是”的价值观。习近平能够提出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因为他重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天人合一等中华文明的智慧，将“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融通起来。中共认为，“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这是因为它知道社会主义必须是中国的，而且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国家治理。

如果说毛泽东能够成为中国革命领袖是因为他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通过研究历史和现状来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习近平是掌握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以此思考中国和世界的走向，为中国勾画出“治国理政”的路径，赢取历史主动，为中国以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提供指引。他们的共通点就是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发展过程，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研究中国的问题找到理论的钥匙。

坚持理论必须以实践为基础

中西方哲学认识之间最大的分别就是对历史、现实、未来的不同理解。可以说，西方哲学大多是形而上学，是抽象的哲学，而中国坚持哲学必须“实事求是”，是用于改变世界，而不是只解释世界。就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例，它们都是建立在对实践的坚持上，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

西方哲学是缺乏历史维度的，而中国强调历史的学问，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之前就是这样。习近平在《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筹备工作的介绍中，第一句就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他用非常简洁的方式，将这一百年的历史总结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历史不等同简单的经验记载，而是对经验的有机整合，通过各种理论对历史进行剖析，继而实现对理论的提升，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指引和参考。

西方对现实的理解更多是表像的和线性的，也就很容易陷入“对、错”和“有、无”的二元对立分析，并不关注实践、试错、渐进、改革等规律。西方强调竞争，但焦点却放在输赢，而中国人认为竞争能够推动进步、和谐和共赢，竞争只是人与人各种关系中的一种。西方政治最突出的就是强调权力的对比，将霸权、赢者通吃视作力量博弈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则鄙视霸权，强调王道，它关注的是富强，“富”是为了给人民更好的生活，“强”是要防御外部的侵扰。

西方对未来是缺乏想像的，可能因为它有着强烈的宗教传统，一直都教育人们未来就是天国。这种对未来的想像或缺乏想像，与过度强调个人主义有着鲜明的关系。就以工业政策为例，它是对社会未来存在想像和追求才会选择的经济规划。然而，由于过度强调资本和市场在发展中的主导性，西方经济学家批评工业政策是非市场行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直到最近，美国才意识到要为未来做准备，开始模仿中国推行工业政策。如果坚持教条的经济学理论，固步自封，缺乏对历史和实践的警觉性，不从发展的角度考察社会，结果就是放弃了对经济未来的主导权，让其随意漂泊。

社会是不会死去的，天国没有为社会预留位置，天国论难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人没有天国的想像，非常重视社会和经济的现实作用，为此不断思考，形成了丰厚的传统思想。集体主义与中国人重视家庭是同源的，亦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国家为人民做谋划，就好像家庭为儿女的未来做准备，相比之下，沉迷于天国论的西方世界难以建立为子孙后代做准备的习惯，两种文化下私人和家庭储蓄上的差异就是很好的证据。

用通俗语言转化意识形态

如何通俗地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方法，将“治国理政”作为它的现实体现很可能是最科学的路径。2018年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开启了政治机构层面的“治理现代化”。它是衔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案，使得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开始成为普遍的认识，也让人开始看明白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系列政策和改革行动是如何与他的理论相结合。

理论是需要传播的，难以传播的理论无法帮助社会统一思想。实践除了是检验理论的过程，它还是理论最佳的传播手段，通过实践来接受的理论是统一社会思想，让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消除社会转型障碍的关键。“社会主义”并不如此好理解，“共同富裕”更直接；“马克思主义”难以掌握，“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却感觉亲近；“民主自由人权”过于虚无缥缈，“治国理政”大家都明白，“脱贫攻坚”更是非常实在。

二十大报告很好地展现了习近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想像，他让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回归到中国的具体现实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序列中，这是更大的政治，但它是“日用而不觉的”。只要细读报告内有关意识形态发展的原则，包括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就能感受到习近平将中共的意识形态体系转化为更容易被人民大众掌握的通俗语言，他提出的原则都是用普及化的沟通方式传播，尽量避免晦涩难懂的哲学用语。这就是中国化时代化，也传承着“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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