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二十大．四｜读懂中国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
【编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报告，具体阐述了他将如何带领中共实践治国理政愿景，表明中共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伟大复兴”。
要读懂篇幅逾三万字的二十大报告或许不容易，但它却是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一段时间战略意图和治理规划的最直接文献。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的中共为什么积极推动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国化时代化？中共所展现出的长期执政坚定自信底气何在，报告中正式阐释的“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又有什么差异？中共如何认识习近平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身处变局中心的中国又将给世界格局带来什么变化？本系列文章围绕这些问题作出解读。（系列十之四）
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意义的政党，更不是中国传统的朝代，应该说它是一个时代。习近平为什么强调“建党精神”和“莫忘初心”？因为在过去一百年，中共确实没有改变自己的初心使命，用二十大的说法，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读懂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图和抱负，二十大报告是不错的文件。
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用四个主题将中共今天的情况说得很明白。他首先详细介绍了中共过去十年的工作，不只是说成就，还将问题和挑战说得清楚。他用事实剖析了“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通过说明“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本质进行了解读。其次，习近平突出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共的“科学理论指导”是如何中国化时代化，强调了“中共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他继而强调了中共的“使命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后，习近平给出了庄严承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手段就是“自我革命”，而且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中共知道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才能“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
习近平为“窑洞对”提出第二个答案
最近几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经常被提及，估计是因为中共迎来百年党庆，中共能否长期执政再次成为话题。习近平借机说明，显然是要争取主动。当年黄炎培的质疑是：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的回答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样的回答在当时很有突破性，那时的政党能保证自己接受人民监督实属难能可贵，但它不足以满足今天的政治要求。习近平提出的第二个答案是“自我革命”。
习近平很重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对中共的警示。他深刻体会到苏共是如何从一个先进政党变成腐败的特权组织，最后被彻底击溃，而且在多个场合反复引用这个教训。习近平是在中共十七大成为中央领导的，当时中共的腐败形势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不少中央领导成员深陷腐败的质疑中，中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正逐步弱化，如果不尽快纠正，中共的执政前路堪忧。这是习近平提出“自我革命”的背景和原委。
中共领导人熟悉用唯物辩证法审视问题。接受人民监督理论上是外部力量对执政党的约束，但在实际运作中执政党可以毫不尊重人民监督。西方政治论述认为选举就是人民监督的最佳方式，就是民主，现实中，西方的政党轮替变成轮流坐庄，选举变成挑选不那么烂的苹果，竞选承诺只停留在获取选票，当选之后应付一下就过去了，完全背离了制度初衷。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监督重要，政党自我监督同样重要，不只是监督，而且是“自我革命”。能否做到，却是道难题。
如果说中共历史上发生多次路线斗争，不如说中共内部不断发生路线争论，改革和自我革命是它的常态，包括否定自己曾经的政治判断和政策。改革开放是一场否定文革的革命，反腐是革命，延安整风也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则是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理论革命。习近平提出的“自我革命”就是总结中共过往经验，为了保证中共长期执政而提出的理论构想，为建立政治监督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用“自我革命”不断改善治国理政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的“言官”同样是执政集团自我监察的体系设计，秦汉时期的御史大夫就是人们比较多提及的监察官员。由于当时是家天下，无法在权力传承上包容监察制度，结果是失败的。中共不是世袭制度，更不是家天下，管治团队来自五湖四海，少了结构性障碍。习近平成功推动反腐，因为中共的权力组织非常严谨，存在组织内部的制衡，党内一旦形成决议，消灭腐败虽然不容易，但还是能做到的。为了深化制度性反腐，习近平设置了“国家监察委员会”，结合中央纪委等机构，这是中共“自我革命”的制度设计之一。然而，制度设置虽是解决治理困局的重要路径，但制度瘫痪却同样可以造成尴尬。制度很重要、法律很重要，但执政党的性质、价值观、工作方法、执政文化同样是关键。外部监督重要，自我监督更不能被忽略。中共提出“自我革命”作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长期执政的第二个答案，这是对人民监督的科学补充。
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取决于人民是否认可。无论是什么制度，对执政党的认可决定于人民有否获得利益，问题被解决了多少，对未来是否有所期盼。只有具执政能力的政治组织才可以做出保证。中共视执政为“赶考”，毛泽东在迁入北京之前就明确了这种心态。习近平提出“自我革命”，意义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制度要求，不能自觉纠正错误，接受人民的教导，无法时时刻刻有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戒慎恐惧之心，考试就不会有好成绩，稍有不慎就会失去执政资格。苏共瓦解的教训历历在目。
无论是“人民监督”还是“自我革命”，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治国理政”。没有政党不愿意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当特朗普歇斯底里呼唤“让美国再次伟大”，估计没有人相信这不是选举语言。英国的约翰逊积极参与脱欧运动，估计没有人相信他不是在争夺权力，然而，出任首相后，他的言行却足以让人认清他只是一名政棍。西方政客与政党频繁地此起彼落、你下我上，当然不是民主制度的原意，而当政治制度、政党、政客三者各行其是，政党和政客不断更迭，多好的制度都难以发挥作用。
中国在过去七十多年由同一个政党、同一批共产党员、同一种意识形态统治，过程中确实犯过重大错误，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但将七十多年串联起来审视，它的执政成绩是耀眼的，绝对不输任何国家。特别是过去四十年，它的政策是连贯的，为人民解决贫穷的能力是超级的，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和制度建设多方面都是优异的。
西方批评中国共产党垄断权力，认为它专制，没有保障人民的自由，但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人支持它继续执政。这就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人民为什么支持某个政党长期执政？除了获得幸福生活之外，还能够有什么理由？西方社会不习惯用“幸福”来评价政治，它们喜欢用权力或权利，认为政治就是分享权力的制度。它们强调制约权力、强调权力归于人民，甚至细分到妇女权力、堕胎权利、LGBTQ权力、自由的权利等等。有时候也会呼喊生活的权利，平等工作机会的权利，甚至偶然间会要求合理分配财富的权利，但没有人将这些权利当真，媒体甚至不报道。问题是，有了这么多权力和权利，为什么还不断更换执政党，而且是在同一群政党中不断轮替？
长期执政是为了不断优化治国理政，否则如何保证幸福生活？西方曾经成功构建一套让人信服的政治论述，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做同一样工作。客观地说，西方政党曾经成功过，但后来失败了，人民逐步失去信任。中国共产党的论述曾经失败过，经过不断的纠正，获得很好的成绩，人民对其信任逐步上升，以致西方对其批评开始失去说服力。
中国共产党对西方的最大威胁很可能就在制度设计上。它嘴巴上不讨论权力或权利，却不断强化幸福生活的供给，打击官员腐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控制物价，提升老百姓的收入，提供全民退休、社会保险，推进“两不愁三保障”，落实乡村振兴策略，建设美丽中国等生态保护政策，而且积极宣传共同富裕。它不是在牺牲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这样做，而是有效实施经济发展和分配政策，为完成任务提供经济支撑。更不是靠寅吃卯粮，靠借贷或印钞票来完成任务。当人民深刻感受到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又怎会需要游行示威，争夺政权？推翻政府之后还不是要做同样的事情，完成同样的任务？只要中共维持这样的政绩，估计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支持它持续执政。
长期执政建基于三大要素
政党应该在三个层面为自己长期执政提供支撑：首先，它必须拥有坚定的价值观和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它的价值观必须和人民的追求一致，它的工作只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执政党必须做到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它的相关理论，都是为了改变世界，都是为了造福人民。既然中国人民支持中共的价值观，认同这种价值观相适应的理论体系，中共又可以落实它，长期执政也就不足为奇。
其次，执政党必须具备治国理政的能力，它不是一时的能力，而是持续执政的能力。没有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因为问题本身也在发展。无论人或者政党，都需要不断改革，只有改革才能与时俱进，才能应对不断冒起的新问题。因时而变是任何政党都无法避免的挑战，能否洞察先机是治国理政会否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虽然不需要应对其他政党的挑战，但它将人民作为执政的唯一服务对象，为治国理政提供了纯粹的指向。《百年历史决议》将中共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人民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在这四个时期，我们都看见：实事求是洞察先机、克服艰难险阻、推动范式转移、坚持自己的初心使命。这些都不是靠运气可以获得的成果。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治国理政规律，持之以恒，不断提升能力，为长期执政夯实了基础。
最后，一个执政党必须拥有自我革命的意愿、能力、制度设计。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这是任何执政党必须警惕的，解决这个“魔咒”只能够通过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是唯一不断进行自我检讨的执政党。或许是因为它不用参选，也就不用将自己说成天下无敌，吹嘘自己能解决所有问题。“从严治党”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最频密的政治宣言，党内无数官员因此而下台。在二十大报告中，大家随时读到“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诤言，这些都是“全党必须牢记”的自我提醒。我们可以从共和党、民主党、工党、保守党、绿党、社民党等欧美政党听到这种对自己的告诫吗？
现代政治的起源通常被定格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因为世界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由不同的主权单元构成。政党政治的历史更短，民主选举等政治模式事实上还在发展中。可能是因为政治的介入，对民主制度的学术讨论其实并不多，而且都受制于意识形态偏见的约束。将西方政党理论视为现代政治的理想模式并在中国教条地套用根本行不通，更何况它自身还在完善中。就好像“历史终结论”，结果只是终结了自己不完善的理论设想。
比起中国共产党究竟能够持续执政多长时间，人们更关心自己会活得多长，而活着的时候都希望执政党可以全身心为自己服务。因此，真正的重点是中共能坚持为中国人民提供优质服务多长时间。如果一个执政党确实做到，谁会浪费时间去推翻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也解构了西方政党政治的理论想像，但它能否彻底突破中国数千年的朝代兴衰，很可能还要经历长时间的考验。用今天的情况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时代正在蓬勃向前，方兴未艾，摆脱教条的约束，做好对它的研究，才是认识它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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