咁先系改革．一｜“一国两制”同样需要改革
不少人曾经以为“一国两制”是容易理解的概念，事实却非如此。邓小平当年提出这个理论创想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是极具政治性的。但科学理论显然不等同解决个别问题的具体手段，它必须经历时代的历练。香港的“一国两制”是这种科学理论的一个切面，澳门是另一个，台湾回归之后的“一国两制”必然是另一番情景。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全新的政治体概念——它既像独立的政治体，有自己的货币、关税 、护照、立法机关，却又是从属的城市，没有主权、宪法、军队，其主要官员由中央政府委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其制度和《基本法》拥有最终修改权和解释权。
内地与香港普通市民未必深究这种看似矛盾的关系，但都对中央作出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决策给予最大的支持，因为它解决了人们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对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关系的焦虑，又满足大多数人希望摆脱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
不断求新才能冲破“五十年”迷思
问题不如想像那样简单，一个新定义也无法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唯一的方法是不断创新，让新定义有更饱满的内涵。邓小平当年为“一国两制”作出“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的注脚，题中之义也是如果“一国两制”做得好，中央和香港市民都满意，“五十年”就不会是期限。
说来容易，实践中还是会遇到不少挑战。虽然中央已明确指出，“一国两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项显著制度优势，必须坚持和完善，意味着它并非到2047年就戛然而止。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来港出席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活动中亦提到：“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但“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荆棘满途，以至于来到《基本法》许诺“五十年不变”的中期，香港社会却有人喊出不如改为“一国一制”。这若不是气话，就是糊涂话，但也实实在在地提醒大家，“一国两制”正处于关键节点，是时候检讨制度的优劣，适时推动改革，让它能够真正行稳致远，冲破五十年变与不变的迷思。
《周易．益卦．彖传》说：“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习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这句古训，阐明无论社会治理还是国际交往，要得益、要受益，就要懂得把握时机、与时俱进。这个道理对亟需破除迷雾、摆脱“中年危机”的香港也贴切适用。
反思制度原意 找出矛盾本质
解决任何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反思制度的原意，如果它还是大家所接受的，困难必然会少一些。幸运的是，估计没有多少人会否定“一国两制”的设计思想。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确认，“一国两制”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都是执行层面的。然而，由于情况比较严重，我们不能低估它的复杂性，更不要低估纠正这些困难所需的努力。
国家与香港社会精英三十多年前共商“一国两制”的具体制度设计时，无论是国际格局还是知识背景，都和今天很不一样。自从为“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的《基本法》于1990年颁布以来，国家和香港也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内地企业已经成为香港金融和证券市场最重要的财富制造者，内地旅客及他们的消费支撑香港另一大经济支柱——旅游业，香港的大学里不少学生都来自内地。单凭这些变化就足以触动香港的内在结构，更何况在回归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对国家有全新的理解和体会，如果不作出相应调整，“一国两制”的想像与现实将会发生冲突。香港这几年承受折腾，不少是源于对此缺乏认识。
什么是“一国两制”的精神？它是回应香港因曾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被英国殖民统治，无论生活方式、经济水平、身份认同都与内地存在差异，特别是指八十年代的中国内地。这种差异让香港人心理上普遍对回归有着极大矛盾，一方面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与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又担心香港当时相对先进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会被破坏。根据这种民意，各方同意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主权，但香港可以保存原来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用最简单的描述，就是香港可以延续资本主义制度，香港的社会环境及经济体系都可以保持，法治体系可以与内地不一样，香港依然有自己的货币和税收制度，甚至继续拥有自己的护照和移民政策。
由于香港与内地本就是血脉相连，无论是港英时期还是回归之后，两地一直频密交往，这是如何区隔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但是，国家的快速发展使陆港的联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是由香港单向主导的经济关系变成双向融合，甚至逐步颠倒了，内地的财富成为香港社会的重要角色。
在政治上，两地之间本就是两种制度，必然对另一种制度感到陌生。随着美国全方位对中国展开大国博弈，不少香港人把制度差异视作冲突的源头，忽略了国家利益才是真正原因。更有不少香港人将自己视作西方的一员，将陆港差异无意义地放大。当生活水平的倒退被误导为内地干预香港的结果，甚至是因为内地不合理占据香港的资源，矛盾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
任何新概念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巩固，从而与现实更加紧密结合，“一国两制”也是如此。然而，现实是发展中的，若领导者没有对“一国两制”作相适应的理论创新，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就愈发严重，一旦遇到极大的刺激，就会演变为更大的冲突。从2012年发生的国教事件到2019年发生的反修例骚乱，就是漠视构成冲突的内在矛盾，应对不力的结果。
朴实看待“港制” 积极改革资本主义
“一国两制”并不能简单解释为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并存，或者说，这种粗疏的制度分野是不足够的。国家宪法开宗明义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香港实施资本主义制度则是因为主权的认可，但作为“一国”的社会主义能否任由资本主义在香港以原教旨形式无序发展，甚至在香港发生资本主义常见的经济危机或社会动乱时置之不顾？如果确实如此，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对“㓥房”的批评，不就是越俎代庖、小题大做，是对高度自治的僭越，甚至是对香港经济发展的误解？
事实上，香港无论依靠什么样的制度来发展，作为“一国”的中国都不可以置之不理，这就是“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原意。“一国两制”所提及的香港资本主义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它不能触动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也就是假设了香港实施的资本主义必须是符合香港整体利益，符合香港社会的全民福祉。既然原来的资本主义已经无法解决香港的社会和经济困局，那就要对其进行改革，是在“一国两制”的大原则之下的改革，是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前提下的改革。
八十年代初期，内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香港的资本主义在这一特定时期承担着帮助内地发展，打开经济建设的思想桎梏的特殊历史任务。但资本主义对香港的作用不会是固化的，而且会因应香港自己的发展周期及内地的发展周期而变化。事实上，资本主义既帮助香港经济发展及为内地的发展提供动能，但亦同时集聚着庞大的扭曲性，甚至在GDP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制造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
除了自己内在结构发生了问题，香港今天面对的困局还牵涉到内地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型。中国的经济升级早就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结构变化，也反过来作用于香港的发展路径。内地经济反客为主，香港的传统角色也不复存在。可以说，经过二十五年的实践，“一国两制”的各种制度规划都或多或少遇到了适配的困难。在“一国”的前提下，“两制”应该是相互促进，中央已对此提出明确的改革思路，并在香港具体实施，香港也是时候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决心，踏上真正的改革道路。
去年底发布的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表明，总结历史经验和成就是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做准备，这个新征程指向消灭贫穷、美好生活、文明与幸福，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朴素追求，既是物质的，亦是超越物质的。香港同样应该谋划自己的“现代化社会新征程”，这一次，香港应该针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去除资本主导、两极分化、物质主义，用全新和朴素的视角看待香港这一制，更要借鉴内地的现代化路径，反思“一国两制”的进步意义，让“港人治港”更上一个台阶。否则，香港恐怕将会优势尽失，甚至堕落为纯粹的附属型经济，降格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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