咁先系改革．二｜认清香港经济的虚假自由
大多数香港人曾经认为，自由开放的经济可以消灭垄断与社会不公，也就是可以避免裙带资本主义的腐败。现实是，香港的“自由指数”与“裙带资本主义指数”同时位居世界前列。原因何在？不论是香港的管治精英，还是中央的治港官员，早就丢失了对香港资本主义的批判认识，固守八、九十年代的普遍误解，错误将自由、放任、公平等理念混淆了。
自由很可能是现代哲学中最具误导性的概念。绝大多数推崇自由理念的学者都不会将其等同为回归原始。换言之，它是指在现代社会生活的自由，而不是在蛮荒时期的放任，更不会是违反现代法律的自由。纵然如此，很少人会将经济自由视作自由的重要内容，或者说自由包含免于贫穷的自由。
真正的自由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容
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自由和民主与资本主义密不可分，而没有去质问为什么自由与民主和资本主义可以联系上？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甚至声称，资本主义是这两者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大家都被误导了，资本主义与民主自由无关，它是以财富的私人积累以及通过市场的收益追求为本意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已经被局限在抽象的政治自由，专指个人的投票权利，将民主收窄到狭隘和肤浅的解释上，为真正的自由制造了迷雾；自由市场只是为资本主义提供国王的新衣，让它看似是自由的重要平台，甚至让人以为三者之间无缝对接，但事实并非如此。
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为了自由和民主而设立和推广的。市场并不自由，资本更不是平等参与市场的无害角色，民主选举对政治自由的保障只能说是初阶的，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保障经济的自由，而所谓的自由经济更是裙带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缘由，与人们追求的经济自由无关，甚至是束缚经济自由的主要枷锁。其实，“最自由经济体”和“裙带资本主义”两者是一体两面，两种定位只是用不同角度观察香港的真实情况。
香港曾有长达一百多年受英国这个资本主义鼻祖的殖民统治，因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可谓原汁原味，有着“繁茂”的根基。殖民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衍生物，更何况香港是英国早期重商主义国际发展战略的结果，是欧洲殖民主义在亚太地区发展的重大枢纽，因而有着非常纯粹的资本主义基因。香港没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但其港口和地理位置优势完全符合欧洲打开对中国和亚洲经贸往来的需要。
很多人知道香港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却不知道即使到一战后，香港政府依然依靠来自于鸦片贸易的收入支撑它的财政开支。今天大家熟悉的不少大企业，无论是英资或港资，都曾经是鸦片贩子，但没有人为此作过赔偿或道歉。这就是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的传统，政府的思维里没有什么社会价值，而且是对治理的权责做了最狭隘的解释，自由就等同放任，资本可以为所欲为。
鸦片交易当然是违法的，但如果循此脉络去理解香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或许我们可以找到某种遗传，在此背景之内，自由与裙带资本主义自然是孪生兄弟。所以应该说，香港资本主义的纯粹性为今天所说的“自由指数”和“裙带指数”建立了历史基础。其实，在所有的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中，政府都为资本的利益服务，富裕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渠道获取政治权力。
资本主义香港应服务国家发展
在香港原先的制度设计上，自由经济是指市场中各种不同势力可以自由搏击。港英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就是将发展的主导权让渡给最大的资本势力。英资为什么能在香港如此成功？因为它们受到港英政府的支持，故而拥有庞大的政治经济权力，这种“自由”与殖民统治的属性相一致。
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当然不会改变它创立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制度，由于错误理解“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回归之后的香港同样没有意识到制度转型的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香港可以既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但同时发展或转型为与时俱进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结果，回归之后，虽然港资逐步成为主力，中资亦在壮大，但香港过时和粗糙的“自由”模式并没有改变，发展的主导权依然被资本所垄断，包括中央政府在内的治理团队没有意识到这种自由经济只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包装。这与香港社会过于强调“两制”而忽略了“两制”前面的“一国”有着同样的不足。回归之后的资本主义香港没有警觉自己无法继续服务英国或西方的利益，而是要改变为服务中国的资本主义香港——这不只是因为回归了，更重要是因为服务国家的发展就是为香港发展提供助力，而调整是不可能通过粗糙的制度延续就可以完成的。
资本主义的现代高级模式是金融资本主义，而香港当然应该发展高端的、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体系。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本来就具备金融属性，香港的资本主义就是沿着贸易、金融等中介路径发展，它离不开“自由”的经济交易环境。有些人认为香港曾经蓬勃的轻工业可以是再次转型的参照，这是错误的，因为轻工业无法为香港提供足够的增值，与香港的土地和人口结构不匹配，而且与周边地区的资源禀赋比较处于弱势，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因此，香港再工业化绝不能够是传统轻工业的再工业化，必须是高端制造业。可是，香港仍缺乏如此发展的人文和人口结构，特别是从资本属性和人才的比较优势上审视。
由于内地与香港的结构联系，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必须是扩大与内地经济的优势互补，这种联系不能够是消极的、被动的。很可惜，今天香港的金融业并非如此，它只是一种无方向、无战略的财富中介，是知识和创意含量极低的中介服务业。
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必须是高增值，它要求自由的交易环境，但不是美国传统基金会所鼓励那种放任的自由经济模式，更不应该是《经济学人》所批评的裙带资本主义，英美自身都摒弃这种过时的资本主义，香港又如何继续拾人牙慧？香港特色资本主义鼓励的金融业应该是更完整的高增值服务业当中的一环，具备极大的经济外延性，承担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角色，而不是粗糙的、低端的金融交易，甚至异化为赌博性的金融投机。香港必须是以中国经济的双循环战略为基础，为内循环和外循环提供具针对性、增值意义的金融及高端服务，这样才能满足香港整体利益的需要。
回归缺少了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当然，自由经济逐步转换为裙带资本主义也是经历了发展过程，就好像改革开放偶有不慎也会异化为腐败的、无序的资本扩张。香港回归过程缺少了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改造，在社会意识和教育层面更缺少了对历史的反思，无法对原教旨资本主义进行重新认识。结果是回归只为形式上的回归，殖民统治的无根文化被保留下来，无法培育出有着主体认知、自主依附在国家母体的积极社会心态。在身份政治正蓬勃发展的世界潮流中，香港的精英阶层更是裹足不前，他们既提供不了发展方向的指引，更缺乏发展的动力，甚至纵容了分离主义的新一代，这种严重后果成为今天香港的最大危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七一讲话已经非常具体和极具针对性的提醒了香港，如果大家细心和踏实研究他的讲话内容，将会掌握到他是如何理解香港在坚持资本主义制度时所需要推动的改革，如何以此来破解传统利益结构，让香港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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