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香港还有什么制度优势？

香港五一劳动节的最大庆祝是“五月天”演唱会和烟花表演，为的是吸引更多内地游客，继续“夜缤纷”。虽然政府也适时宣布新的最低工资安排，但“一年一检”却要等到2026年，可想而知在雇主和劳动阶层之间孰轻孰重。既然工会都接受，工人们还能埋怨什么？香港政府官员循例探访基层劳工，但从网站的点击看来，没有多少人理会这些报道，只是将其视作政府的宣传。对市民来说，这些政策显然都搔不着痒处。

内地是社会主义制度，五一劳动节自然是大节日，除了是长假期，鼓励出外旅游和消费，也是发布大新闻的时刻。今年的大新闻是万众期待的“福建舰”航母进行海试。这是中国的第三艘航母，体量比原来两艘航母大得多，更是美国之外第一艘有能力配备电磁弹射技术的航母。中国也是美国之外唯一能单独自主研发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歼-35”的国家，结合卡塔尔能源集团刚宣布向中国订购18艘全球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的消息，再次证明中国综合科技实力早已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而且正在以超高速度继续转型和升级。

同一天，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NTUC）劳动节集会上发表任期内最后一场关键演讲。在过去二十年，李显龙差不多每年都以总理名义出席该活动，因为五一劳动节是新加坡的重大节日，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就是因为得到工会的支持而成为执政党，并连续在14次大选中胜出。

同为资本主义，星港高下立见

新加坡和香港都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曾经都是英国殖民地，但人民行动党与劳工阶层的关系堪称共融共赢，没有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能够望其项背。新加坡在建国之后建立“三方主义”（Tripartism）劳资沟通机制，以此为原则，由政府（由新加坡人力部代表），雇主（由新加坡雇主联合会代表）和劳工阶层（由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代表）组成“三方伙伴”（Tripartite Partnership）架构，为与劳资相关的安排和保障劳工收入制定政策。新加坡建立了拥有庞大工会组织的经济体中少有不发生冲突的劳资协商机制，雇主和劳工对政府都有巨大信任，双方很少遇到难以磨合的分歧。

李显龙在演讲中重申新加坡经济发展战略是“转型”和“升级”（transform and upgrade），这个战略核心与“中国制造2025”一样，后者是中共推动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今天在多个制造业的成就是这项计划的成果。新加坡长年坚持制造业的核心地位，它的制造业规模依然超过GDP的25%，与德国相似。得益于转型和升级战略，新加坡在制药、纳米科技、半导体、芯片产业都处于世界领导地位，经济不至于脱实入虚，劳工收入维持高水平，社会保持稳定。香港今天的困局就是从来不存在发展战略，而且治理缺位、科技应用落后、金融业和地产业过渡膨胀，毫无产业转型及升级的说法。

李显龙在演讲中嘱托其继任者必须继续巩固社会凝聚力、坚持做好长远规划、保证政治稳定和信任，持续坚守公正平等、贤能治理、清廉勤政（egalitarian, meritocracy and incorruptibility）的传统，更告诫新加坡人“不能被成功和声望冲昏头脑”。李显龙深信这些都是新加坡制度优越性之所在，是新加坡发展的基石。新加坡没有最低工资制度，但它设定了多种低薪职业的渐进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任何聘用外佣的机构都必须满足薪金门槛（Local Qualifying Salary ） 条件，加上任何低于某个水平收入的工人都可以根据就业入息补助计划（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Scheme）获得收入补贴，数额约为每月2000港元。用最粗略的方式计算，这一类低薪工人的时薪超过10新加坡元，大约相等于58港元，远远超过香港现时最低工资的40元。由于新加坡接近80%公民居住在组屋，他们的居住条件更是远比香港优越，成本更低，生活品质自然远比香港好，社会矛盾远低于香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自然就高。

“求变”就是改革，无需再等指示

不少治港精英抗拒将香港与新加坡进行比较，原因大家想必心知肚明。新加坡和内地的治理制度有着绝对优势，它们都非常重视群体利益，即使它们也必然存在既得利益，但只要不是“固化”的，就不存在难以逾越的“藩篱”，它们的治理结构更是具备了化解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内在动能。而在香港，“利益固化藩篱”以及“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已经严重到需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多次提及。

如果一个经济体拥有制度优势，工会绝不可怕，共产党更不可怕，它们可以发挥参与和引领经济发展的角色，而且在发展中不容易发生劳资关系激化的困局。当香港或美国等先进经济体自以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够建设现代经济及高端制造业，却发现依靠劳工执政的新加坡政府和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都可以成功地将经济转型及升级。相反，曾经引领高端制造业的美国、德国、韩国、日本却在多个领域面对落后危机。这些先进国家的造船业、通讯科技、汽车工业都已经被中国大幅超越，就算是在航天、芯片、能源、军事、量子科技等领域，大多数人都相信中国彻底超越只是时间问题。过去两年美国政府全面抄袭中国的产业政策，但很可惜，这种东施效颦的模式根本无法修补西方制度的结构性缺陷，企图以此反超中国已经是幻想。对于香港这样的小型经济体，如果不从新加坡的全面超越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结构不足，如果拒绝改革，不进行战略反思，重振昔日雄风可谓难上加难。

香港需要转型和升级，只有全面拥抱改革才能做得到。为什么香港的精英们就算遭遇2019年的冲击，就算中央积极主动调整香港的治理结构，却至今不积极推动改革？中央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在这一届特区政府就职时就已提出“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要求，但香港人没有听见，估计是因为大家以为这只是一句套话。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结构，要是真的执行，这可是天大的“变”，如何得了！最近夏宝龙主任直白提出要“识变、应变、求变”，相信就是意识到“改革”在香港遇到很大阻力，因而提出较为抽象的“三变论”。但这样的隐晦说明，只会巩固香港人逃避“改革”的要求，因为“变”还不至于是改革，而香港的精英已经习惯了静候北京的指示，既然中央没有明确表示，也就没有紧迫性，就好像《基本法》23条立法，中央一旦重视就会清晰表白自己的要求，大家没有必要自作聪明，否则一旦搞错了，怕是大错特错。

“客气”只会误事，撑不起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香港的特色和制度优势，估计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支持，但它也是香港人的认识负担。叫口号容易，认识它背后的意思却不简单。在过去几十年，大多数人，包括不少中央干部，都对“一国两制”存在各种误解。江泽民总书记就曾经认为“一国两制”是“河水不犯井水”，大多数治港精英认为既然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习近平主席最近也说五十年之后也不需要变，自然不会真的要求香港“推进改革”，而只是说了一句“阿妈系女人”般的套话。香港23条立法中央也是提出了二十多年之后才认真要求，改革就再等等吧。

《香港01》曾经多次讲过，中央官员对香港官员还是要说大白话，过于抽象和客气的哲学话语难以被理解。就以“识变、应变、求变”为例，引述夏主任的香港精英们不在少数，但明白它真正意思的却没有多少。早几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告别㓥房”论，很快就成为普罗市民茶余饭后取笑的例子。中央政府对香港的耐心早已经不多，最近对23条立法的要求和推进过程中的超人速度，再一次证明中央需要重新认识与治港精英沟通的有效方法，“客气”只会制造更多误解。

很多人最近都在讲，香港目前正身处“矫枉过正”的时期，因而应该给香港提供更多调整空间。这句话看似有些道理，但将“矫枉过正”视作情有可原，甚至是合理和必然的，就会变成是借口，为缺乏“识变、应变、求变”的理解和改革魄力寻求开脱。新加坡、中国内地、香港都有着自己的独特背景，难以相提并论，更不好直接比较，但这不表示相互之间无法借鉴，甚至作为学习对象。当内地和新加坡都是不断改革求变的成功例子，为什么香港就不可以模仿一下？

今天是五四运动105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推动的革命就是在这场运动的“识变、应变、求变”气氛中生根发芽，它或许不是夏主任提出同一句话的背后意思，但香港今天的困局与当时的中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香港不需要革命，但如果不主动“求变”，它将承受的冲击估计不会低过当年的北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