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中国改革对香港的提示

周期性经济波动是大家习惯的现象，不少人以为时间可以解决大多数问题，少有深究这是否合理。中国的发展经验通常不依循“传统”规律，对经济波动有不同解释。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刚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中国在过去一年“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在讨论货币政策时提出“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意思是时间或许能解释周期性问题，却难以应对结构性困难。西方经济政策一般不强调结构性调节手段，更不轻易将困难理解为结构性的，香港同样不会将身处的困境用结构性视角去理解。

如果疫情或社会骚乱可以让经济萧条找到借口，“复常”之后市场持续萎靡不振就让人困惑。很多人希望时间可以修复创伤，就好像病毒在传播一段时间之后会弱化，历史上瘟疫大多不超过两、三年，证明时间确实具疗效。人类后来发明了显微镜及疫苗等工具，强化了对病毒的应对，大大增加了克服瘟疫的能力。然而，在处理新冠疫情时，中国是全世界最低死亡率的国家，而美国可能是最高的，它们为什么出现如此差别？中国和西方在使用疫苗上是一样的，但中国采取了严厉约束社交行为和严格要求接种疫苗政策，借此减少传播率，让病毒在弱化过程中尽量降低感染和死亡人数。当中国最终放松严厉政策后，大多数人短时间内感染了新冠病毒，但疫苗构筑了防御屏障以及病毒自身弱化，结果是重症和死亡人数低。历史上静待病毒弱化属于周期性手段，疫苗的发明就是结构性变化，但在今天，使用疫苗和静待病毒弱化只是周期性手段，严厉管控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疫情治理结构性差异之所在。

跳出“周期性”思维，发掘经济结构变化

工业革命是触动世界旧有经济模式的重大结构性变化。晚清时中国是旧有经济的典型，李鸿章悲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显然是周期性认识被工业革命当头棒喝之后的感受。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认为中国崛起触动了它的核心利益，但至今难以理解这种触动源于什么，没有意识到中国崛起或许不是美国取代英国的翻版，而是正在重复工业革命对古老中国的冲击。

周期性理论是因循的理论，前提是客观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结构性问题无法依据旧理论来解释，因为客观条件很可能已经发生变化，两种议题的前提假设不一样。发达经济体习惯用周期性态度看待问题，无论是古老中国还是今天的欧美国家；发展中经济没有底气认为自己的发展模式已经稳固或成熟，也就更容易用结构性导向看经济发展。事实上，任何理论都要依靠前提假设，但理论假设大多是静态的，现实却是动态的，简单依靠旧理论必然会故步自封，随时碰壁。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多次在评价香港情况时提及“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破解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李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讨论中国经济时同样提及“拆除各种藩篱”，而且直言过去一年“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加速显现”。香港人不习惯这种用语，因为不熟悉用结构理论理解问题和设计解决方法。中国崛起既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变化，同样是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它是通过主动改革发生的，但如果大家只知改革，不知改革背后依靠的是创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那就是只知其表不知其里。要推动结构性变化，除了“改革”之外，更普及的手段是“转型”，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至少在35个地方用了“改革”，7个地方提及“转型”，证明中国应对经济发展的手法更多受到结构性而不是周期性理论指引。

这几年不同群体对中国经济评价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方面认为疫情和针对资本无序扩张的“打压”让经济增长乏力，心理预期偏弱，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甚至让中国经济崩溃论再次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中国的创新型新兴产业不断崛起，直接触动了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均衡，威胁到传统发达国家的产业优势。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中国经济，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差异所在？当我们将两种感受或现象用二元对立的视角理解，自然认为它们是矛盾的。事实上，这种“矛盾”现象非常普遍。就以美国为例，一方面通胀让基层市民生活压力加大，不认同国家经济前景，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却异常活跃，股票价值甚至屡创新高。究竟美国经济实况如何？特朗普的共和党说经济很糟糕，而民主党认为拜登总统的经济成就是胜选之所在，两群人对经济有着截然相反的感受。

“改革”不是政治语言，而是经济大破大立转型

中美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制度差异。美国政客绝对不会说自己领导的政府在经济上很失败，就算是失败也是反对党的错。拜登总统刚发表的国情咨文就是典型案例，几十年来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是千篇一律。不熟悉中国政治的人或许认为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同样是千篇一律，事实上其中的差异很大。八十年代中国政府的报告更多是讨论国家的方向，九十年代是实施大型改革举措的时代，千禧年之后开始注意经济发展是否科学，开始强调可持续发展，过去十多年关注各种治理挑战，包括反腐、依法治国，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近五、六年，“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最近提出的“新质生产力”，都可以在各种中央文件、包括党代表大会、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看见。

西方媒体喜欢指责中共官员都是官僚，因为不需要面对选举而对经济建设粗放无为，或者借着经济增长专制执政。这些误导性言论把中国经济奇迹增长说得好像是上帝的恩赐，中国人民对国家的支持是愚民政策所致。事实证明这样的理解何其荒谬。中共官员确实是行政导向，自然保守，但它建设经济的魄力很强，因此有人将中国经济形容为“市长经济”。保守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应有态度，但这里所说的“保守”绝不是裹足不前、议而不决。中国仍然落后于西方经济，还不至于自满，而是对发展经济有极大渴望，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西方国家视中国为威胁，但想像不到中共的危机感非常强，毫无懈怠的本钱，一部分官员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确实严重，但绝不反映全域。

作为后发经济体，自然要吸收前人经验，减少犯前人的错误。中国除了做到这一点，还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比别人复杂，基础更弱，而且价值观与别不同，故而针对自己的现实，提出各种全新发展理论。中共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结合，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认识和实现方法上更不会与欧美相同。譬如，西方经济学家通常认定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仰仗劳动力价格优势，有其局限性，难以发展高科技产业，但现实却证明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共认为“改革”才是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但西方不把“改革”视作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它是政治语言。其实，“改革”是相对于经济结构调节，甚至是大破大立的深刻“转型”，沉迷计量经济学的学者不习惯这种理论解释，因而无法理解中国如何在短短十多年由劳动力推动发展转换为科技推动。

美国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将“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理论推向了极致，很不幸，美国没有将这套理论用来认识国家和经济治理，更没有将其与“改革”和“转型”联系起来。最近新能源车出口让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出口国，触动世界汽车行业维持了接近一百年的格局，这就是产业和市场格局的“范式转移”。它是否同时在预告中国新能源产业已经占据绝对优势，在新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中独占鳌头，为更深刻的能源体系“范式转移”给予提示？

“新质生产力”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如果大家看得懂5G、芯片、新能源车、能源结构转型，也许就能听明白中国这几年不断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新发展格局”等理论，它们都是摆脱传统经济学制约的创新理论。中共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更是颠覆了西方现代性和自由主义几百年的理论假设，既证明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性，更是挑战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理依赖，也是对西方理论范式的扬弃。最近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从更高视点、多视域说明中共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凸显了理论在指导它如何思考问题、凝聚党内共识。然而，没有太多人将这些不断崛起的创新产业与创新理论联系起来，就好像它们存活在平行世界。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这是几个月以来国内经济界的热门词汇。重庆市长前黄奇帆认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中央发改委发表的专题文章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以新技术深化应用为驱动，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进而构建起新型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体系的生产力。”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战略政策室主任盛朝迅认为：“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是指大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与高素质劳动者、现代金融、数据信息等要素紧密结合而催生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

香港人不习惯使用“生产力”概念，但发展生产力事实上是经济的唯一目标和任务。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既是抛弃旧理论，更是对旧经济的扬弃，表明不同的生产力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认识，中国不会在二十多年前就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习近平不会提出供给侧改革，它们都是根据邓小平呼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指向，也就是在发展先进生产力道路上的必然方向。

习近平最近几年不断强调高质量发展，香港官员也开始跟着说，但大多数人不明白“高质量”的具体意思。新质生产力很好地凸显了与传统生产力的差别，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意义。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2024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将“科教兴国”视作“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编列为第二项重要任务，结合《二十大报告》对科教兴国的强调，中共经济发展的重点便清楚陈列，扎实地将人回归作为经济的主宰，而不再是资本。新质生产力既是绿色的，也是智能的，高度依赖人才，不只是指制造业，而是带动经济全领域科学发展的纲领性理论。

美国都在跟着中国变，香港能够不变吗？

两年前，Google原 CEO 和董事会主席Eric Schmidt作为拜登政府创新产业政策关键主导人物，在接受CNN主持人Fareed Zakaria访问时，承认美国一直否定产业政策的作用，但现在必须改变并积极推出高科技产业政策，如大量投资高端芯片和AI，不然就难以应对中国产业的强势崛起。美国都在跟着中国变，香港能够不变吗？问题是，知道要改变是一回事，如何改变又是另一回事。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改变依然是线性的，也就是在周期性认识基础上进行修补，而不是从结构性上进行彻底的“改革”或“转型”。香港的情况是一样的。然而，如果只围绕原来的模式，在传统轨迹上加强投资，没有从认识上突破，根本无法达到“转型”的结果。当然，从一开始就不将任务理解为“改革”或“转型”，无论是因为认识不足还是魄力不够，都无法实际上推动变化。

香港需要的是切实探讨中国如何建立了5G的优势，抖音如何发展为TikTok并动摇了美国社交媒体生态和视频产业的利益结构，新能源汽车如何挑战西方一百多年在汽车产业的领导地位。香港需要明白，中国可以在商用飞机、船舶制造、量子科技、空天技术、能源结构、新材料等产业弯道超车，本质上就是因为使用结构性的理论认识。只有这样，香港才能摆脱周期性认识的羁绊，重新找到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