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01有话儿｜这是我们坚持了八年的希望
香港不再是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更不能是“京官治港”，香港必须是“港人治港”。港人治港需要的是有领导力和魄力的政治家。《香港01》作为倡议型媒体，当然会积极推动和参与社会改革。
“香港要改革”在最近一段时间俨然成治港者的共识，行政长官李家超表明香港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实现更好发展，几个建制派大党亦纷纷响应——民建联主席陈克勤指出，要完成香港改革进程，管治团队就需要破除治理思维上的条条框框；工联会会长吴秋北直言新时代对爱国者治港的要求是“想干事、会干事、能干事、干成事”，那些可能导致不作为的制度都要改革；经民联发表研究报告，提出“改革求变抓机遇，实现香港新发展”……
如此高涨的改革呼声是香港前所未见的新气象。众所周知，卷起这股浪潮的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当香港社会仍在尝试理解三中全会的精神、摸索香港在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里可以担当什么角色时，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会见访京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时一锤定音，表明持续改革是国家缔造发展成就的重要法宝，面临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的香港“同样要识变、应变、求变，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
中央提要求在先、香港扬声在后，难免予人感觉香港又接到了一项“国家任务”。两位建制派元老——曾任全国人大常委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与立法会前主席曾钰成接受《香港01》专访时，便不约而同流露出忧思，担心香港到底是只在跟风欢呼，还是认真想过应该如何落实到特区治理当中，会不会是抱持着观望态度，等待中央派员来港宣讲才再作决定。
要保障香港这一制，依靠的不是中央的“恩赐”，而是香港本身必须自省自强，以实绩显示香港的一制是充满生命力与正向能量，能够与内地的另一制分庭抗礼，走一条与内地截然不同，而且能够“成功地成功”的发展道路。
香港为什么需要改革？当然不只是因为中央派了功课。夏宝龙主任说得明白，改革是为了实现香港自身的更好发展，香港需要做的是“把握机遇、锐意改革、主动作为”。换言之，三中全会对香港来说不仅止于认识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同时要使香港自身成为改革的主体。但是，谭耀宗与曾钰成的担忧也不是无的放矢，特首固然明确宣称必须以新思维守正创新、勇于改革，但一众司局级官员在参加三中全会宣讲会后分享心得时，讲得最多的仍然是是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而不是香港自身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无论如何，治港群体把改革提上日程，必是中央，也是市民乐见的，接下来的问题是，香港需要怎样的改革精神？中共言及改革，必强调“刀刃向内”，指向体制与社会内部各种沉疴宿疾。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中共中央是“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从而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下的改革任务。改革精神就体现于“主动”、“担当”“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体制机制弊端”这些关键词之中。
香港要在治理中落实改革，这也是题中之义。在2022年的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明言：“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同年年底，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又表示，中央支持香港“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已到达临界点，去年初的旺角骚乱已是一例，如果新一届政府如过往政府一样视而不见，不作具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可预视到未来香港的社会局面只会愈趋混乱，或会引发下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香港社会对“矛盾”并不陌生，尤其是涉及香港与内地关系与香港自身政制发展的政治与文化矛盾，相对而言，中央领导人关切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却长期受到忽视。把时针再往前拨，2005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指出香港“仍有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但“深层次矛盾”这个概念直到2019年反修例风波爆发后才真正引起香港精英阶层的警觉，同时也成为中央治港体系与涉港研究人员重新认识香港问题的重点。
有论者认为这是由于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有主次之分，过往一段长时间里香港的主要矛盾都属于政治层面，直至中央强势出手拨正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对“一国两制”的混乱认知后，矛盾重心才转移到经济层面。这种解释也许符合香港这段时期的社会表象，但用它来认识政治文化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却是片面的。
事实上，源自经济结构扭曲的深层次矛盾在英治时期已经存在，回归后未受重视的后果是矛盾不断恶化。经济结构扭曲造成香港产业空心化，经济发展过度依赖金融、房地产等少数行业，只有少数精英阶层能从中受惠，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贫穷人口占总体人口比率超过两成。经济结构单一也反映在香港虽然自回归之初便提出发展创新科技产业，但一直停滞不前，导致香港的竞争力每况愈下，年轻一代缺乏上流空间，世代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相比起一直浮于社会表面的政治矛盾及由于香港与内地文化与发展水平等差异而构成的陆港矛盾，深层次矛盾才是香港最为根本的矛盾所在，温家宝近二十年前面对其时的治港精英提及它，当然不会只是说说而已，数年后他于卸任前又再重申，可见在其眼中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香港长期未对此给予应有重视，要么是如曾钰成所担心的那样对香港社会矛盾变化缺乏认识，要么是像谭耀宗观察到的那样没有足够胆量和底气去谈去动。无论是认知不足还是有意回避，其实都离不开既得利益与僵化施政理念作怪。
当政府把“大市场、小政府”奉为教条，任由小商户被赶尽杀绝，基层市民走投无路，可再生能源发展也远远落后于国际，所谓“维护自由市场原则”，只不过是官员用以掩盖自己懒政无能的遮羞布。
谈起香港的既得利益结构，许多人第一反应想必是“地产霸权”、“官商勾结”。无庸讳言，商人与官员都可能是构成深层次矛盾的结构要素，但“破”不是针对他们，而是与其紧密相关的“藩篱”和“深层次矛盾”。长期关注香港事务的内地资深媒体人“靖海侯”曾经分析，“利益固化藩篱”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施政理念和发展路线上的藩篱、体制机制和制度运行上的藩离与特定阶层和既得利益者的藩篱，对应到香港，要破除这些藩离，就要突破思想束缚成为有为政府、尊重资本逻辑但更有力驾驭，以及要发展成果共享并且让利于民。不难看出，这是回到了夏宝龙多次对香港提及的推动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更好结合的命题。
土地问题是香港深层次矛盾的症结，也是认识政府与市场如何更好结合的基础。过往针对香港畸型的蜗居现象，官方说法是缺乏土地，但经历了2018年“土地大辩论”的洗礼，普罗市民都知道，香港并非没有地，新界到处都是农地和棕地，香港真正缺失的政府对土地供应与发展规划的主导权，而其带来的恶果不仅仅是市民难以拥有合理居所，经济发展空间亦被扼杀，消费者与营商者均成为昂贵租金的压抑对象，最近一两年的北上消费热潮则是对其自然反应。
香港曾经自傲为国际大都会，如果无法克服发展困局，未能摆脱结构泥沼，国际大都会的声誉只是徒具虚名。从政者应为生民立命，施政顺应民心，体察民情。营商环境和经济发展就是要服务于市民的福祉，可惜不少人将其本末倒置。
早在习近平提出两个“破”之时，《香港01》已明确指出，香港需要准确掌握“破”与“立”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掌握香港困局的深层次原因。《基本法》规定了香港是行政主导体制，香港法律、政府拥有的权力都保证了政府拥有土地供应的主导权，可是香港政府长年盲目迷信市场无形之手，主动放弃调节市场的能力。特首李家超在首份施政报告作过重夺土地主导权的明确表态，但若以迄今的“结果”来看，力度仍远远不够。事实证明，地产商主导土地供应并未解决香港的经济问题，反而让“数码港”等鸿图大计异化成豪宅项目，断送了经济多元化机遇。安居乐业是社会整体利益诉求，而能够为此提供合理环境的只能够是政府，地产商不可能越俎代庖。
过往国家领导人催促香港革新求变的谆谆之言遭遇冷淡回应，相比之下，目前香港出现的“改革”声浪展现出治港者有了主动担当的意识，但“量变”不会自动带来“质变”，特区政府要在治理中“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更迫切要求是回归根本，全面剖析习近平所提出的利益固化藩篱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何在，寻找破解之道。特首李家超在10月中下旬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是第一份答卷。
香港......亟需一场全盘变革。举凡新一波疫情揭示的安老、医护人手不足与社区组织能力低下，乃至本地国情教育偏差与永久居民制度造成的国民身份认同薄弱，以及经济产业结构单一与社会缺乏流动性，全部都是长年失治遗留给下任行政长官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