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专访｜谭耀宗的提醒——小修小补不是改革

2022年7月，不断推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首次要求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但治港群体未有进入改革议程；两年过去，2024年7月，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再次叮嘱香港“锐意改革，主动作为”，但个别官员仍然冷待改革议题。“这是中央进一步的要求，香港要进一步地去改，不是小修小补那种。”——曾任全国人大常委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接受《香港01》专访，直指中央要求香港改革的意味相当明显，但他担心有些官员不敢带领香港全面改革。这番忧思来自他对特区官僚体系的观察：一则未能客观检视自身不足，无法掌握香港必须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二则未有仔细思考改革路向，无法针对改革内容形成明确意见；三则未能自行参透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需要等待中央派员来港宣讲再作定夺。

“我们必须以新思维，守正创新、勇于改革、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推进各方面的工作。”——8月26日，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举行首场宣讲会后，行政长官李家超见传媒时分享个人体会，首次表明香港必须“勇于改革”。此前一个月内，尽管夏宝龙藉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时明确要求香港“通过改革实现更好发展”，但有关官员回港后持续避谈“改革”。8月中上旬，全港最大党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就“香港要改革”议题接受《香港01》专访，对于香港能否深刻领会中央要求，并不非常乐观。

“香港很多时候看这些中央文件，都是找找有没有提到‘香港’、‘港澳’这些涉及特区的字句；有的话就再看看会有什么好处、什么机遇，没有的话好像就不怎么关我们的事了。”谭耀宗纵横香港政坛40年，早在1985年就获委任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回归后又历任立法会议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算是非常资深而又较常接触中共决议文件的香港政治人物，自然很熟悉本地政客一直以来如何解读中央政策，但他认为那种惯性思维已经不再适用，因为“认识不够深入，不是很能掌握。”

谭耀宗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列印了出来，标注了密密麻麻的笔记。他提到，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全面深化改革”，再到是次三中全会通过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主轴都很明确，就是持续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有目标有系统有方法地解决问题：“一开始国家还很落后，改革力度不能太大；现在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而国家有了更远大的目标，也面对更复杂的问题，需要更深入的改革。”

“相对其他文件而言，《决定》较少谈及国家的成就，而是直面发展的瓶颈和自身的不足，很少有国家能像我们中国这样，不断总结发展经验，大胆承认哪些环节薄弱、面对什么制约，再推出全方位的改革举措，而且明确承诺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任务。”对谭耀宗而言，中共这种“改革永远在路上”的精神，最令他佩服，也最值得香港学习：“他们有一种自我改革、自我完善、自我提升的动力，但香港很少这样做......如果我们从政府到民间，人人都可以好好反思，能有这样的改革精神，那么香港未来发展一定会更好。”

谭耀宗强调，并非要提倡香港完全跟足内地一套做法，“不是说因为国家讲改革，所以香港也要讲改革。”在他看来，从政人士本就应该保持一种持续革新的意识，“但香港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好像形成了一种安逸的心态，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多少有些故步自封，甚至以为‘只要国家好香港就会好’；不过，国家也有经济调整时期，国际形势也会出现很大变局，而香港本身也面临一些发展瓶颈，原有的优势受到不少挑战，但我们并没有优先从自身角度出发去看待问题，反而习惯性地认定是外在因素，没能主动解决问题。”

“这是中央进一步的要求，香港要进一步地去改，不是小修小补那种。”谭耀宗相信，夏宝龙在三中全会闭幕后藉见陈茂波率领的财金官员呼吁“香港要改革”，是经过深入调研后充份掌握香港问题而提出的要求，“我们以前不是没有改，政府不时都会因应一些社会诉求作出些许改变、或者当一些人就某个问题嘈得很厉害时就会动一动，例如楼市辣招、股票印花税，但多数都不能算是大型改革，不是内地那种涉及整个机制体制的改变。”

事实上，在三个月内，夏宝龙已经三度要求香港“识变应变求变”——4月15日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致辞，5月9日接见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一行，7月23日在北京会见陈茂波等财金官员——而夏宝龙的措辞，也从“变化”调整至“变革”再强化成“改革”，可见中央对港要求越来越明确，但有关官员回港后迟迟未有直面改革议题。

对此，谭耀宗并不意外。首先，“有些官员未必明白‘香港要改革’的重要。”如上所述，一些官僚仍然相信香港大有优势、政策行之有效，被动等待外围环境变好，而未能客观检视自身不足，自然不会认为香港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其次，“他们不知道改革的话要改什么，也担心一旦改动就会引起外界揣测甚或引发轩然大波，所以未能针对改革内容形成具体意见，也就没有足够胆量和底气去谈改革，怕说多了会被追问，而且日后无法兑现的话又会被‘追数’。”第三，“‘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有些人的利益会因而受损，而一些公务员本身就是这种保守力量，外界一提‘改革’他们就说这不能改、那不能改。”

“其实民间一直都有提出‘改革’的建议，只是没有使用‘改革’的字眼，因为‘改革’给人的感觉火力好像比较猛烈。”以谭耀宗本人为例，他曾于2021年2月撰写《变革香港，促进公平——积极探索适合香港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一文，提出鉴于香港深层次矛盾不断加剧，理应对深刻影响香港的新自由主义学说进行反思，努力将“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索出一个更加符合香港自身需要的发展道路，包括推行公有私营、改善二次分配。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1月，《香港01》创办人于品海提出透过改革建立“香港特色资本主义”，受到港澳研究体系高度关注，而谭耀宗的说法算是建制阵营的一大突破。

那么，如果以“改革香港资本主义”作为回应中央要求香港改革的起点，是否可行方向？例如成立最高层次的“香港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入研究中西经济治理模式，检讨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经验得失；全面改组负责经济治理的“财政司司长”的组织体系和职能职责，革新公共财政和社会发展的原则和目标，确保经济活动有效转化成为社会资源......

答：香港应该没有人敢这样做。
问：国家都可以不断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迈进，香港为什么不能改革资本主义？
答：因为国家有个中国共产党，但香港没有。
问：如果香港迟迟未能主动改革，中央会否自己出手，帮助香港改革？
答：中央应该会继续提醒，若要等到中央自上而下推动香港改革，到时候问题就很大了。
问：邓小平当年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这会否在香港发生？
答：有些官员可能会应酬一下......但中央一直对香港很包容，不到万不得已都不会出手。
问：是否又要等到大型的社会动荡，香港才会改革？如何体现‘港人治港’的自强精神？
答：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现在已经完善选举制度，大家就应该一起来想办法，不要故步自封、不要孤芳自赏，而是看看有哪些问题阻碍我们前进、应该怎样系统改革。

至于中央到底需要把对于特区治理改革的要求说得有多直白？谭耀宗也没有答案，但认为“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未必需要紧跟国家政策，本地官员也不敢自行解读中央文件，“不太懂得中央到底什么意思，多少有些观望心态，需要等待中央派员来港宣讲，再作下一步决定。”然而，特区政府本应就是“香港”与“中央”的沟通桥梁，但如果连有关官员都未能有效对接中央思维、掌握中央要求，又怎能令人信服他们能够承担中央所托、做好港人治港？谭耀宗也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但指出“一国两制”需要不断探索实践、学习改进，“习主席要求香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政府就要不断改革，不能‘一本通书睇到老’。”

后记：
特首现已表明香港必须“勇于改革”，而下月发表的《施政报告》能否提出全面改革蓝图，外界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