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任特首必须解决三大矛盾 我们对林郑月娥的期望
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民望支持度不足三成的情况下，取得比上届梁振英胜选时更高的777票，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过去五年，社会撕裂，民生及经济问题得不到改善，政治矛盾、中港矛盾及深层次结构矛盾等愈演愈烈，令香港遍体鳞伤；未来五年，有志令香港变得更美好的林郑月娥，必须鼓起无限的勇气及魄力，正视香港现正面临三大矛盾之困局，深刻理解问题症结，并且大胆对症下药，这样才是真正与港人“同行”，令香港变成大家都抱有希望、感到幸福、可以持续发展的香港。
三大矛盾之政治矛盾
香港内部的政治矛盾，是因为意识形态之争所引致的政府与市民、行政与立法、建制与泛民之间互相对立的政治争拗问题，导致政府管治及施政困难。而问题的症结所在，可归因自回归以来，历届特首都是经选举委员会“小圈子”选举而非“普选”产生，导致行政长官及特区政府的民意认受性低，导致凝聚力不足，继而欠缺足够的政治能量推动施政。
林郑月娥在不获市民认同的“小圈子选举”中胜选，必然难逃“低认受性”的魔咒；而根据《香港01》独家委托港大民研的滚动民调，其支持度由3月6日时的34%，跌至由3月25日的29%，被主要对手曾俊华抛离近一倍，同样比上届梁振英当选前夕的33%还要低。作为在“低民望”下当选的“低认受性”特首，林郑月娥难免令人担心，她或会重蹈梁振英“跛脚鸭政府”的覆辙，而倘若她延续梁振英的斗争路线，将会令香港内部的政治矛盾加剧。究竟她应该怎样做，才能打破对立，摘除“梁振英2.0”的标签、避免社会“撕裂2.0”？
政府与市民
自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之后，历任行政长官如董建华、曾荫权及梁振英，均是经过认受性有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前两者的得票率均高达八成，惟梁振英上届只在1,200人当中取得689票，得票率不足六成，故此被视为低票、低民望及低凝聚力的“三低特首”，这无疑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及认受性，加上梁班子良莠不齐，上任之初已不断爆发丑闻，而陈茂波、吴克俭、刘江华等人的民望亦不时处于负值，更挫政府的管治威信，令市民怨声载道。
根据港大民研《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满意程度》调查，市民对梁振英政府施政的满意度，由2012年7月开始，就一直徘徊在负净值的低位，最好亦不过负3.3个百分点，比前特首董建华任内的35.8个百分点、以及曾荫权任内最好的48个百分点要差得多。另外，根据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去年4月发表的一项调查，有66.5%的受访者认为，政府与市民之间的矛盾“严重”，另有只有6.6%的市民认为“不严重”，可见民怨沸腾，难怪施政举步维艰。
其实，无论是竞选失败的曾俊华，还是胜选特首的林郑月娥，作为现届政府的前主要官员，对于施政不善所引发的民意反弹，都难辞其咎。但本身作风强硬，被指是“梁振英2.0”的林郑月娥，既身负“中央钦点”的原罪，加上自宣布参选后爆发多场“关公灾难”，而有关部门倾巢的“高压”助选， 无疑更令市民反感；而曾俊华在高民望下落败，支持者的愤怒或会投射到对新一届政府的不满。在这样大背景下上台的林郑月娥若要扭转劣势，首先必要正视自己不获民意认受的现实，虚心聆听市民意见，着手重建政府的管治威信，例如精挑慎选其管治班子，不能任人唯亲般凑够一队“杂牌军”，其次她在候任特首付间及当选特首后，亦应定期低调落区切实接触市民 。当她扭转民意后，就可从根本解决特首的“低认受性”问题，即是在凝聚了各界共识的情况下，推动重启政改。
行政与立法
行政与立法关系的剑拔弩张，导致政府施政困难，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与泛民主派关系的全面破裂。梁振英五年前低票当选特首时，曾经豪言“从今没有梁营、唐营，只有香港营”，但他任内五年却以斗争为纲、到处树敌，不单常与泛民主派政党针锋相对，在建制阵营也不讨好，例如他曾经下令梁班子杯葛出席民主党党庆，又公开呼吁选民要利用选票把泛民逐出议会（Vote them out），导致双方互信决裂，战火更蔓延至立法会议事厅，令不少政府议案备受质疑，政策裹足不前。
有“好打得”之称的林郑月娥，在提名期间强势取得580票“入闸”，惟当中却没有任何泛民提名票。 泛民批评她自出任政务司司长开始，已经不再和民主派沟通， 担心她或会延续梁振英的斗争路线，导致行政与立法会关系再度崩坏。
凭着林郑月娥以往的工作效率及执行能力再强，倘若她不能化解与泛民的嫌隙，实在非港人之福。如果要解决当前的困局，林郑应致力兑现其竞选政纲中所提及的广纳贤才，邀请不同党派的人士加入各个法定和咨询组织。在兑现政纲之余，我们亦冀她可重视泛民主派在专业行业如法律界、会计界、教育界、建测界、社会福利界、咨询科技界、卫生服务界的优势，不但让他们担任公职，甚至大胆邀请他们加入行政会议或问责团队，既可汇聚不同政治光谱的贤能，又可在不同政策上采纳更多持份者意见。另外，目前梁振英每个月定期与建制派都有一次饭局，但和泛民主派就鲜有来往，林郑月娥上任之后，大可打破这种隔膜，定期邀约民主派到礼宾府饭聚，以促进交流、增进互信。当双方具备一定的互信基础之后，林郑月娥便可以重启政改，以解决最大的政治矛盾。
曾经在回归初期昙花一现的“八党联盟”，或许也是重建双方互信的基石。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早于2001年，首次提倡“八党联盟”，当时民主党、民建联、自由党、早餐派、港进联、前线、职工盟及民协等八个党派，曾就不少民生议题达成共识，从而迫令财政预算案采纳他们的建议。林郑月娥早前曾经承诺会参考有关做法，而我们更期望见到，她可以把“八党联盟”的合作及沟通原则，扩阔至教育、社福及劳工权益等议题当中，致力从各方面寻求双方可以合作的空间。
建制与泛民
建制与泛民阵营的对立，间接造成行政与立法关系的紧张，民主派经常以“拉布”抵抗政府强推政策，而建制派以为政府护航为己任，双方不时对骂，导致议会乱象丛生，政府议案难以通过。根据立法会秘书处的统计，上届立法会（2012-2016）会期之内，共举行2,186小时会议，其中“点人数”多达1,496次，合共浪费了223小时，另外流会18次，损失会议时间229小时。议会光阴的虚耗，延误了多项拨款，例如在2013/2014年，就有27个有关民生的工程项目，未能完成审批，导致民怨四起。这种对立气氛在2014至2015年讨论政制改革期间，尤见明显，甚至深蔓延至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当中，造成社会撕裂；作为行政长官，梁振英理应担当沟通桥梁，惟上文已经提及，他却经常 “帮倒忙”，令问题恶化。
建制与泛民的决裂，导致政改方案在建制“甩辘”的情况下，被大比数否决，令香港人梦寐以求的“普选梦”落空，亦令继续循这个“小圈子选举”上台的林郑月娥，不得不被视为“低认受性”的特首。作为当年主责推动政改的官员，林郑月娥未能凝聚建制与泛民的共识，导致政改失败，这自然责无旁贷；正所谓，“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但以目前的政治环境来看，贸贸然重启政改实非明智之举，故此，林郑月娥必须在修复双方关系后，才可重启政改，从根本上解决特首“低认受性”的问题。
当年政改对“人大831”方案的最大争议有二，其一是提名委员会的界别划分不够广泛，例如占有多达60席的渔农界，其GDP生产总值只有低于0.1%，而全港从事渔农业的熟练工人亦只有3,400人，当中只有158名登记选民；另外同样占有60席的劳工界，亦只是由600多名该界别的登记选民选出，惟全香港有380万就业人口。其二是每名候选人必须获得超过50%提名委员会委员的支持，令外界批评该方案的入闸门槛过高，甚至被质疑当局有想藉提高入闸门槛而严格防止不获中央信任的泛民候选人入闸。
有见及此，林郑大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向中央如实反映社会对“人大831”方案的争议，并提出优化方案，例如在界别划分方面，可根据实际情况及从事各界别的人数比例，调整提委议席，甚至可考虑取消第一至第三界别的公司或团体票，改为个人票，以扩阔选民基础。至于入闸门槛过高的问题，根据去年底的选举委员会选举结果，代表泛民主派的民主300+，一举夺得最少325票，占整体选委逾25%，可见泛民在选委选举中具备一定潜力，因此，林郑可致力在25%至50%之间，寻求一个符合中央、各党派、以及社会各界期望的入闸门槛。林郑月娥必须先修补立法会内不同阵营的关系，才可重启政改。
三大矛盾之中港矛盾
中港矛盾的结构问题，表面是内地及香港之间关于民生、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争议，实质是中央及香港就如何落实“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所引发的连串问题，具体呈现在特首选举话语权、中联办职能及单程证审批权等问题上。
要解决中港矛盾，就要从制度入手，解决根本问题，即是要深刻认识“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的意义，并厘清中央及香港之间的关系和权责，而刚刚当选下任行政长官的林郑月娥，不但需要从中扮演沟通的桥梁角色，更要鼓起无限的勇气及魄力，大胆提出并落实有关解决问题的方案。
“一国两制”既是中央对香港的美丽愿景及坚定方针，亦是香港继续发展的独特优势及必然出路。《基本法》当中明确指出，“一国两制”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及法律基本，而特区政府更享有“高度自治”，然而，当中却没有清楚界定“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的限度，故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社会及中央政府对此仍然各有各的理解。
2014年6月，国务院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表明“高度自治”的“限度在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就享有多少权力”，而“两制”仅能“从属”于“一国”，特首人选亦必须“爱国爱港”，选举制度更需“符合国家安全及利益”。 《白皮书》引起当时社会的高度关注，更引发不少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不服、不信及不安，惟特首梁振英一方面并没有向中央充分反映港人忧虑，另一方面也未能充分理解中央的治港思维；结果每当出现小至民生大至政制的见解差异时，港人很容易便得出中央根本不想真正实行一国两制的结论。
特首选举话语权
中央认为其理所当然具有对特首选举的话语权，必须确保选举制度符合国家安全及利益，而特首人选亦须获中央认可。但香港人则倾向以为，香港人的特首应该由香港人说了算，而选举更应是公平公正而不受任何干预，因此，无论是在政制改革以完善特首产生办法，还是在现行制度下的特首人选问题，都会引发中港争辩。而现行制度下的特首选举，是2010年通过的政改方案，由于有关方案仍未达致“普选”，加上中央在当中仍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故特首选举又被不少人视之为“小圈子选举”。
上届特首选举投票前六日，国务委员刘延东突然南下深圳为梁振英拉票，加上中联办助拳，最后梁以689票低票当选，当时中央“临门一脚”的动作就曾引起港人不满。时至今日，“双司对决”由1月中揭幕，亦处处可见“中央”的影子：港澳办主任王光亚提出特首的四大条件，再有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提名期前南下力撑林郑月娥，及后在两会期间，张德江又提及中央有权过问特首选举，并重申中央对特首有实质任命权，而中联办亦经常被指帮林郑助选。凡此种种，皆加深了港人对中央“操控”特首选举的质疑，亦变相令林郑背负“中央钦点”的原罪，这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很大程度减低了她的民意认受性。
林郑在这样的中港矛盾中上台，若想避免重蹈梁振英“跛脚鸭政府”管治困难的覆辙，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是修补双方互信，并厘清中央政府及香港人在特首选举上分别享有的权力及权利。首先，若想修补双方互信，作为特首的林郑月娥，需要用港人更能接受的方法，向港人解释中央在法理上，的确具备绝对的宪制责任，以确保特首选举结果不会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大家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实；同时，她亦必须如实向中央反映港人脆弱的情绪、对“操控”的不安、以及对“高度自治”的追求，并为港人在有关问题上争取最大程度的民主及自由空间。
其次，在厘清权力方面，林郑则应大胆提出修改《基本法》，列明中央及港人对特首选举产生办法分别有多少话语权，以及双方对行政长官在任期之内又享有怎么样的罢免权，即中央能否在特首任内基于非辞职的原因而免除其职务，而港人又能否透过公投要求特首下台。或许，只有重新检视及修订一套有双方互信基础的《基本法》，方能令香港更清楚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善用“一国两制”及“高度自治”的优势，继续向前迈进。
中联办职能
今届特首选举和上届的其中一个相似点，就是中联办的大力助拳，亦不禁令香港人担心，在林郑上台之后，中联办会更进一步介入香港政治。究竟中联办在香港扮演了什么角色？它又能否“干预”香港的选举，甚至是“介入”政府的内部事务？到底中联办主任与行政长官在职级上又有何关系？凡此种种的问题，中联办及香港人，亦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因而形成另一种形式的中港矛盾，令“西环治港”的怨声载道，并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港之间的互信。
在上届选举期间，中联办明目张胆地“游说”选委支持梁振英，到梁振英以低票当选后翌日，他更公然到中联办谢票；及后梁振英政府施政期间，中联办亦不时协力就各议案为政府拉票，而在立法会选举及区议会选举时，中联办更是大张旗鼓，动员地区选民支持“契仔契女”。中联办高调介入特区政府以及香港政治的做法，令港人既反感又忧心，认为其干预在很大程度上蚕食了“高度自治”，损害“一国两制”。
自从梁振英宣布放弃竞逐连任后，扬言会延续其施政路线的林郑月娥，亦得到了中联办的大力支持，过去三个月，不时有传媒报道，指中联办以“夺命追魂call”的方式打电话给选委为林郑助选，惟林郑却指不能要求中联办停止拉票，又建议受压的选委“觉得唔舒服咪唔好听电话”等等，令不少人批评中联办在特首选举中的参与过了火位，亦质疑林郑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台，难免会像梁振英般，对中联办唯唯诺诺。
林郑月娥上任特首后的其中一个大挑战，就是要洗脱“西环治港”的形象，还原“港人治港”的方针，而洗脱有关形象的最好方法，就是着手解决中联办在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并呈请中央进一步厘清中联办在港的角色及职能。
首先，必须清楚订明中联办主任和行政长官的职级及关系。中联办前身为“新华社香港分社”，是中央政府以新闻社的名义在殖民时期设立的半正式代表，当时属国家干部体系中的“副部级”；及后于1983年，原任“正部级”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调任社长，令社长一职由“副部级”升至“正部级”；后来新华社于2000年改组，并成立了中联办，其主任一职亦维持在“正部级”。梁振英五年前当选特首后，属候任的“正部级”官员，按道理他和时任中联办主任彭清华平起平坐，根本无需要“卑躬屈膝”地前往中联办谢票。因此，中央有需要订明两者之间的职级和关系， 保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其次，《基本法》第22条提及，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不得干预特区自行管理的事务，因此，中央有需要清楚界定何谓“干预”。香港普遍市民认为，动员群众参加区议会及立法会选举，或在特首选举中用某种形式为某候选人助选，不应该是中联办的职能范围。特别是选举期间，社会不同阶层的关系可能变得极为敏感撕裂。中联办若此时代表中央直接介入选举事务，这并非明智之举。倘若有关行为其实并未得到中央授权而又对选举或特区政府的施政造成“干预”，中央便有需要研究这做法是否恰当，给予香港人一个明确的说法，让他们更了解一国两制的真正意义。
单程证审批权
单程证审批权，是中央及香港在实践一国两制时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内地人以“单程证”方式移居香港，是回归后香港人口急速增长的主要来源，然而，每天负责接收150名新移民的香港，却没有“单程证”的审批权，为香港社会带来不少影响，例如假结婚问题猖獗，而新移民的涌入亦令社福开支难以预计，他们与港人的生活文化差异亦不时引发骂战，因此社会对香港政府收回“单程证”审批权有一定的期望。
不过，曾任政务司司长的候任特首林郑月娥曾于2013年提到，单程证的审批有其“宪法上的基础”，及后在她竞选特首的政纲中，亦未有再就有关问题作任何表态。倘若林郑上任后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单程证审批权的问题，使香港能有份参与审批的过程，必将在中港之间产生更多误解，衍生更多社会问题，不利香港的长远发展。
事实上，收回“单程证”审批权，除有助打击假结婚，亦有利当局更好地制订社福开支预算之外，还可令当局制订一套全面的人口政策。根据政府《2022年人力资源推算报告》的预测，2022年香港对持文凭、副学位、学士学位、研究院学历的人力需求，相对2012年有约3%的增长，总数逾50万人；倘若政府可以收回审批权并仿效新加坡，更精准地制订吸纳人才的方案，或可借助每天150个的“单程证”名额，来填补上述庞大的人力资源缺口。作为候任特首的林郑月娥，绝对有责任就此向中央据理力争，为港人争取收回“单程证”审批权，让它服务于一个更适合香港发展的人口政策。林郑月娥若想避免重蹈梁振英管治困难的覆辙，只能修补中港双方的互信。
三大矛盾之深层次结构矛盾
林郑月娥素有“好打得”的称誉，不过在今次特首选举中，她这个形象却似乎失灵，因为她的政纲之中，对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显得百般避忌，对楼市、丁屋等等问题，都未有提出大刀阔斧的解决办法。林郑月娥对既得利益显得投鼠忌器，很可能是因为她作为一名特首选举候选人，不敢贸然“得罪”有票在手的选委。但她当选之后，就是香港的政治领袖，必须有政治家的担当，为香港化解一系列社会深层次结构矛盾。
“乡议局选委今日（23日）下午举行特别会议，讨论3月26日第五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投票意向，出席会议的选委一致通过，本局26名选委连同刘业强主席，将全体投票支持林郑月娥女士出任行政长官。”乡议局的这一则简短声明，表明将在特首选举中捆绑支持林郑月娥，令林郑月娥至少又多了26票。但是，对不少香港市民来说，这一幕格外的突兀，因为在林郑月娥仍在担任发展局局长时，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大力打击新界乡村的僭建、她更提出应该为丁权截龙，当时不少新界乡绅对林郑月娥可谓恨之入骨，甚至发动村民火烧“林门郑氏”纸扎公仔。而在新界乡绅的激烈行动面前，仍显得无畏无惧的林郑月娥，就赢了一个“好打得”的称誉。
只是，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更有人说，政治只有永远的利益。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今次选举，为何和林郑月娥不咬弦的新界乡绅，竟然会全面押注林郑月娥？有时观察政治人物，既要看他们说了什么，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要看他们没说什么，而林郑月娥在其政纲中，整篇都找不到“丁屋”这个词，遑论表明要继续她当年提出的解决僭建、丁权截龙等未竟之业，从这里看，或多或少已经可以解释，为何新界乡绅势力会愿意支持林郑月娥。
或许会有人怪责，林郑月娥的昨是今非，但这的确是一个残酷的政治现实，因为林郑月娥自从投入选战开始，她已经不是一个“官到无求”的问责官员，而是一个对选票“有求”的特首候选人，她要在小圈子选举中胜出，就不可能忽视选委们的诉求。因此，对于丁屋问题也好、对于高楼价问题也好，以至对政府理财哲学应如何改变等等方面，政纲都没有什么新意或实质倡议。或许，这就是要当一个候选人的“必要之恶”── 就如曾俊华与胡国兴，也为了争取、甚至讨好泛民主派选委，不断开出选举支票一样。
但是，随着林郑月娥当选特首，她的身份又会迎来另一次转变，就是由官员变候选人，再由候选人，变成一个特首，成为香港的政治领袖，她所背负的不应只是700多名支持她的选委的期望，而是要为735万香港市民的利益着想。虽然目前的社会，民生经济问题看似千头万绪，但万法归宗，其实问题根源都是同一个，就是深层次结构矛盾，亦即是利益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不公义。
香港近年所面对的“青年问题”，是解释这个现象的最佳例子。对于青年问题，很多人都表达担忧，但是对于什么是青年问题，却没多少人能说得出个所以然，有人归咎年轻人上了通识课变得太政治化、有人认为年轻人学中国历史学得不够、也有人说年轻人受了泛民、黄丝“洗脑”才会事事反对政府、甚至有人觉得年轻人是精力过剩无处发泄，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当下香港年轻人面对的，是对未来没有希望。当他们投身社会时，往往已背负了一大笔学债，但香港的经济结构日趋单一，长期依赖金融及房地产等行业、较少发展的是科技及创意产业等新兴行业，由如产业结构长期固化，不少传统行业的职位，特别是中高层的位置，被少数精英阶层长期所占，造成年轻人上流困难。
而且，年轻人就算有不错的际遇，拼命地攀上更高的社会阶梯，但是在现时香港的畸形经济结构令楼价不断飙升之下，就算年轻人有较好的收入，最终只能默默地储起，用作缴付高昂的租金或楼价，根本没多少余裕创业发展个人的事业。当年轻人投身社会，花了大半生用作供楼，到他们到了垂暮之年，只能依靠多年来被基金公司榨取、所余无多的强积金勉强过活，因为政府迟迟不肯承担全民退休保障，等待着年轻人，只是一个不断要为各种既得利益者贡献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未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教年轻人如何不愤怒？
深层次结构矛盾是香港存在已久的问题，源于经济结构倾向既得利益，造成社会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由于港府一直奉行自由经济、以积极不干预、或只是“适度”有为的思维应对市场的变化，但最终却不断加剧贫富悬殊。香港最新的坚尼系数为0.537，远超0.4的警戒线，在全球约150个地区中，香港的坚尼系数属于严重类别，排第11位。我们时常听到一句说话：“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是香港的实况，属于最高收入的人士能够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低收入人士只能过着足襟见肘的生活。如果新一届政府不好好正视问题，社会两极化将会是社会运动爆发的导火线。
因此，等待着林郑月娥所面对的，并非如她在政纲所说的“香港社会因意见分歧而踌躇不前”，而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种种深层次结构矛盾。林郑月娥要彻底解决问题，并不是单单靠多听意见、多点落区、多点见见年轻人或基层，而是敢于挑战既得利益者，促进社会的公平，为735万香港人缔造一个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公平社会。要达到这个目标，林郑月娥至少要在土地与税制方面，作出突破性的改变。
在土地方面，香港眼前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楼价完全偏离了市民的承受能力。根据美国顾问公司Demographia《全球楼价负担能力报告》显示，香港的平均住宅楼价比家庭税前收入中位数高达18.1倍，即一个月入平均达2.5万元的家庭需不吃不喝18年才能买楼。
面对不能撼动的楼价，政府的说辞是必须增加土地供应才可能为目前楼市降温，而政府在觅地建屋的过程中却不断受阻挠，而最令公众愤怒的是，政府一方面说香港缺地，要觅地建屋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明明横洲事件揭发了有新界乡绅有大量违规使用农地，甚至霸占官地用作货场、车场等，亦即是所谓的“棕地”问题，政府却一直未有严格执法，变相默许乡绅占地，也不愿动真格回收这些被违规使用、遭到破坏的农地，用作兴建公屋。
除了乡绅之外，现时占用了大量珍贵官地的私人会所，政府亦一直不敢动其分毫，政府既不敢收33公顷的横洲棕地，又不敢触碰170公顷的粉岭高尔夫球场用地，宁愿保障位处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阶层，到高球场挥杆作乐的权利，却坐视香港普罗市民的蜗居之苦，更责怪一心保育郊野公园这个香港大众宝贵财富的市民，怎能令港人信服？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香港面对的住屋问题，关键并非推出多少辣招，或向地产商出售多了用作兴建豪华住宅的用地，而是政府在土地政策上作大规模的改革，重新从囤积、占用了大量土地的乡绅、地产商手上取回土地开发的主导权。政府更应打破自董建华政府以来，盲目追崇置业比率的思维，透过大量开辟土地，更大规模地兴建公营房屋，特别是公屋，一如港英年代的港督麦理浩，透过积极拓展新市镇计划，助香港普罗大众觅得真正的安居之所，才能为社会稳定、经济多元化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
至于在税制方面，财政司长陈茂波在今年度的财政预算案，提出成立税务政策组，改善香港税制结构，研究扩阔税基以增加收入。惟香港的税制问题，是整套财税制度思维跟不上社会变迁，与税基是否狭窄并没有直接关系。
一直以来，港府的税收制度，都是以觅寻足够的收益，以支撑公共服务、维持社会运作，因此，政府在考量是否开展新的服务，特别是一些涉及长期财政负担的项目时，往往“左计右计”，生怕入不敷支，眼白白看着各种社会问题与不公持续恶化，都不敢承担责任、投放足够资源解决问题，这亦是曾俊华在担任财政司长时被称为“守财奴”的原因。
因此，政府要变的，是整套公共财政的思维，加入财富分配的功能，让政府可透过税收，将资源重新分配到有需要的领域，为一直得不到足够资源开展，但对促进社会公平有所裨益的地方，例如教育、医疗、安老、扶贫，从根本上得到资源的补足。
在这种以财富分配的公共理财思维下，若政府能开办更多有益于社会的大专课程，本港年轻人可以极低廉的学费甚至免费就读，让他们不会再输在起跑线，对香港而言，这不就是一笔最理想的投资？而且，当他们毕业后，政府若已解决了土地的问题，令年轻人毋须再为居住问题而苦恼，职场上更有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提供大量有发挥有前途的职位，令他们可以发热发光，对未来充满希望，还有多少年轻人会走上街头、宣泄怒火？
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已到达临界点，去年初的旺角骚乱已是一例，如果新一届政府如过往政府一样视而不见，不作具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可预视到未来香港的社会局面只会愈趋混乱，或会引发下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一个有承担的政府，绝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敢于触碰既得利益。未来五年的香港，情况会变得更好或更坏，一切需视乎下届特首林郑月娥及其团队有否足够的政治智慧及手段去除香港当下的三大矛盾，特别是深层次结构矛盾。一旦不处理好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不能真正造福到大多数市民，令他们都可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有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香港过去三任特首的前车之鉴，林郑月娥要加以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