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要改革．01有话儿｜施政要报告，更要规划
施政不是拼图游戏，不是左一块、右一块地拼起来就可以顺利运作。事实上，各种问题环环相扣......如果部门之间只是单纯的“各司其职”，那政策之间就可能出现自相矛盾、互不配合，甚至是“各自为政”的情况。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一系列改革部署都是指向“体制机制”，包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它们涵盖了社会经济民生的各个范畴，香港的改革一样会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做好宏观规划与形成有效执行机制。
应特区政府邀请来港宣讲三中全会精神的国家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指出，香港在巩固和提升自身优势的同时，要主动对接国家即将开始的“十五五”规划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发展战略。过往在香港的政治讨论中，“规划”常被赋予负面意义，一方面被等同于“计划经济”，另一方面，不少人把与国家战略的“对接”视为“被规划”，认为它违背了“高度自治”。两种想法背后是同一种迷思，即以为香港会与内地实施的社会主义制度趋同，违背一国两制。《香港01》一直强调不能够用如此僵化的二元对立思维认识与执行一国两制，不幸的是，这确实曾经是香港精英的通病，甚至有一任特首直言自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培养出来的香港市民”，所以“不会谈什么经济定位、城市定位这些计划经济的概念”。
其实，摘掉意识形态眼镜就会发现，公共政策的制订离不开规划，即使资本主义社会亦然。近百年前在美国发生的罗斯福新政，就是立足于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政策规划。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的运作，最终都是以社会民众的福祉为依归，经济与公共政策不可能只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是要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关的联系，发挥政府促成社会资源合理公平分配的作用。当市场失灵的恶果彰彰在目，施政者却仍自我划地为牢，只会抺杀社会发展空间。
社会如何走下去当然是港人必须参与讨论的课题，但政府也应检讨自身该如何管治下去。我们担心的是，政府不但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成为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为了使长远规划得以有效落实，政府实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面对深层次的社会及政治问题。
王文涛部长并不是第一个提醒香港做好规划的中央官员。早在201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便要求香港注意三件事情，一是要有长远及科学的发展规划，二是要重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三是要努力改善民生。这三件事实际上互为关联。香港过往抱持“小市场大政府”的狭隘思维，坐视社会经济管理失序，导致市场的非人性化倾向走向极端，牺牲了公平正义。如今特区政府也开始谈论“有为政府”与“有效政府”结合，起手式就应该是好好开展政策与社会发展规划，亳无疑问，这个重担落在特首政策组身上。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2年的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特首政策组，期望它可以从四个方面特区政府提升治理水平，首项要求就是“从高瞻远瞩的角度，倡议及协助制定长远和策略性政策”。今年4月，特首政策组公布了六大范畴的研究资助拨款计划，包括：（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下粤港澳大湾区带来的发展机遇；（二）实现碳中和；（三）氢能经济；（四）人口高龄化下安老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五）医疗创新；以及（六）教育。在中央官员已经提出香港需要探讨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时候，特区仍在研究“十四五”规划带来的发展机遇，徒然让人感觉香港在规划意识上的滞后，至于实现碳中和、氢能经济，以及安老服务的持续发展等另外三个范畴，当然都是重要的课题，但对香港来说也不称不得新挑战或新机遇。特区政府此前已订立了本世纪中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今年6月又发布了“氢能发展策略”，部门制订了目标，特首政策组又要再作研究，难免予人各有各做、架床叠屋之感。
作为协助行政长官制订政策的“中枢”，特首政策组如何运作，将影响香港走上怎么样的前路。施政报告是检验其效能的主要窗口之一，在2023年交出的首份成绩表里，它忠实地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提出的四个希望——“着力提高治力水平、不断增加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一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以及同时强调的“青年兴则香港兴”划分章节，但各项施政目标并未脱离旧有由各政策部门提交清单的操作。随着改革提上特区政府施政议程，，今年的施政报告必然无法避免回应三中全会精神，需要说明香港如何“把握机遇，锐意改革，主动作为”，特首政策组这一次能否真正发挥“中枢”功能，大众拭目以待。
香港的政治体制要求公务员是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如果公务员制度持续不改革，不仅会造成其落后，也有可能发生“结构性臃肿”而导致的效率低下，甚至有系统性崩溃的危机。
规划需要执行，现届政府订立百计绩效指标（KPI）来衡量行政成效，从结果来看完成度很高，但亮丽的数据与市民对公务员执行能力的满意程度却显然存在落差。香港的公务员团队曾以效能著称，但近年屡被批评行政效率偏低，参照被视为亲建制的香港研究中心今年6月公布的民调，市民对公务员队伍的整体满意度虽然略有上升，但评分仍不及格。公务员事务局局长不时要公开辩护称公务员不存在“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文化，但客观的事实是，公务员系统是政府近年大力整顿的对象，既修正“政治中立”概念防止它成为公务员抗拒执行决策的挡箭牌，又强化赏罚机制以求提升整体执行能力。这难道不是反过来证明懒政怠政的歪风确实存在吗？
事实上，因循守旧是世界各地官僚系统普遍存在的现象，国家“改革开放总工程师”邓小平的名言“谁不改革，谁就下台”，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在推动改革的进程中必须建立明确问责机制，防止改革的执行者反过来成为改革的阻碍者。一直以来，香港社会对问责的认知焦停留在官员犯下重要错误后被追究责任。官员犯错固然应该问责追究，但官员为政庸碌只求“在任期之内不出事”，难道就不该问责吗？
如果在上位者只是贪图安逸，只求少做少错，即使没有犯什么大错，也只是虚耗港人的光阴。社会监督官员的标准应该是看他们做了什么实事与拿出了什么改革政绩。
中央政府在2019年对香港官僚体系的问责问题提出明确要求，当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中央之所以要明确任免香港主要官员的权力，不只是由于《基本法》有关制度安排仍不完善，而且还因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治理的主体责任由特区政府承担，但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对香港管有“全面管治权”，对香港治理的缺失亦承担终极责任，必须监督特区政府的表现。
对于特区治理，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今年3月明确指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作为当家人、第一责任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提出“破除利益固化藩篱”与“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如果香港无法做好，特首固然无法脱掉责任，一众司长、局长以及参与政策制订与执行的公务员团队，同样无法置身事外。中央决定完善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可以说是对治港者发出明确的管治要求。
要完善治理机制，填补问责漏洞固然是必要之举，更重要的是提升管治能力。过往特区政府自我设定为公共政策的“管理者”，而不是从“治理者”的角度制定宏观政策。香港如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开拓多元产业？如何透过政府的主动作为令社会资源更合理公平地分配？过去的管理式思维缺乏这些想像，但如今的治港团队已不能再回避。
香港曾是内地推动“改革开放”的老师，如今形势逆转——内地已由原先的一穷二白，蜕变成一个富裕的物质社会，并在这个基础上，推动更高层次的“第五个现代化”。这种实事求是、适时而变的态度，难道不值得香港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