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万社团 600同乡会 可成社区治理“微丝血管”？｜议员议案
本港社区及基层治理水平不足，特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2022》提到，将在今年年底本届区议会任期届满之前，检讨地方行政并作出建议。立法会周三（3月16日）通过由民建联选委界议员陈仲尼提出、经商界（第三）议员严刚修正的“同乡社团融入地区治理体系”无约束议案。不过，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政府的社会治理机制，如果当局未有理顺治理体系、有效统筹组织分工，恐怕会徒添混乱。
立法会议员议案政策分析系列
香港社区组织能力较弱
皆因政府动员能力不足
去年第五波疫情肆虐之初，市民苦于防疫物资不足，同乡社团响应政府动员，利用他们的地区网络，协助政府包装和派发中央援港物资，解市民燃眉之急。
陈仲尼以此为例，动议将长期服务地区、具凝聚力及团结社区作用的同乡社团，纳入地区治理体系，提升政府的基层治理效能。不过，由于社团青黄不接、地区工作缺乏统筹、单靠自资难以发展，他因而提出社团青年化、建立人才培训机制、与各区民政事务专员建立恒常沟通机制和增拨资源等建议。而严刚的修正案，则建议利用同乡社团内地资源优势，支援特区政府地区工作，并促成同乡社团之间更多合作。其他参与辩论的议员们，主要从向同乡社团增拨资源、加强地区工作的沟通、统筹、咨询等三方面着墨。
整体而言，议员们在讨论地区治理体制时，均强调同乡社团数量多、会员众，动员能力强，主要关注如何更充分发挥同乡社团的社会网络和凝聚力，强化政府地区工作效能。这番建议的内在逻辑是，同乡社团以籍贯和乡里情谊为纽带，理应能够凝聚有八成半人为内地移民及其后裔的香港社会，从而更好落实政府的地区工作、反映民情。
无可否认，本港社区及基层治理水平不足，去年第五波疫情爆发后，中央援港抗疫专家也指“香港社区组织能力较弱”。从特区政府在防疫抗疫、派发物资的表现可见，也确实缺乏必要的动员能力。一来是因为本港地区组织虽多，但也较为松散，而特区政府根本无意统筹有关组织；二是是因为受“辞职潮”和被港府取消资格（DQ）影响，479名区议员目前只剩下三成，地区可以动员的基础力量被削弱；三是尽管香港有逾1,600个由港府提供津贴的居民组织屋邨互助委员会，但当局也没有积极动员它们提供协助。
据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社会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郑宏泰在《中介组织的社会动员与社会共识凝聚：以同乡会为个案》研究中整理的政府数据，截至2019年12月，香港有约600个同乡社团：388及179个以同乡会名义或以同乡性质组成的联谊会。同乡社团的会员总数预计近百万。人多势众、一呼百应，在疫情期间也自发贡献良多。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
同乡社团只是其一
可以说，将同乡社团融入社区治理体系，确实有助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过，正如倡议型媒体《香港01》多次指出，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政府的社会治理机制，而同乡社团只是可供运用的地区资源之一，当局不可能单靠同乡社团以及正在成立的“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就放任地区自理。
是次辩论上，议员经常以2003年沙士疫情、2013年占领行动、2019年反修例风波和去年第五波疫情等社会事件和公共卫生危机作例子，引证同乡社团的网络作用及社区治理作用。然而，事件所反映的核心问题是，政府本身缺乏维持治安能力和应急动员能力。
民建联主席兼九龙中直选议员李慧琼发言时提到，2019年区议会选举前出席一次记者会后，被对手社民连梁国雄的支持者拦阻离开，而就算她曾经报警求助，警方也未能及时到场，最终幸得同乡社团解围。她借此说明同乡社团在推动政府达到良政善治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作开场发言时亦有相类的说法，认为同乡社团功不可没：“面对‘黑暴’势力，各同乡社团无畏无惧，勇于站出来向违法行为说不，坚决维护香港法治、社会安宁和广大市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让社会重回正轨。”
然而，在反修例期间，个别同乡社团也涉嫌参与一些暴力事件，明显视警方和执法人员于无物，而特区政府并没有予以正确引导。无论是“达到良政善治”，还是“让社会重回正轨”，最主要责任仍是在于特区政府，议员和官员都不该忽略当局的主导角色。
尤其是在第五波疫情，完全暴露政府缺乏一套统一的应急动员机制，治本之法应在于完善制度。疫情高峰时，资源派发不到位，支援热线无人听，受感染市民在家徬徨无助......皆因政府缺乏统一指挥，部门之间各自为政，公务人员欠缺协调、执行混乱，需要包括同乡社团在内的多个基层团体组织补位。因此，特首李家超提出，要建立一套集中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指挥和执行体系——应急动员机制，由重要官员带领、监督，并在下层配搭“18区关爱队”，调拨专项资源，让地区组织和基层团体投标参与社区服务。
不过，正如乡议局主席、立法会议员刘业强在会上所言，同乡社团加入关爱对固然有所作用，但关爱队与区议会的职能“异曲同工”，希望政府尽快厘清，避免架床叠屋。
整合多元社团
架起微输血管
令人担心的是，本届区议员会会期将于今年年底届满，但政府至今仍未有任何方案。假若在政府未有完全理顺基层治理体系，又未能有效统筹协调不同组织分工，就贸然将逾600个同乡社团融入社区治理体系，难免令人担心徒添混乱、浪费资源。
事实上，政府一直缺乏对基层组织有力的分工、统筹和拨款支援，无论是工会组织、基层社团亦然。有近200间属会、近40万会员的工联会，其立法会劳工界议员梁子颖便在会上感叹，在现有地区治理架构之中，“没有工联会的角色。”
选委界周文港则重提去年10月对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关于“对社区组织和团体的支援”的口头质询，指回归后成立的地区基层组织、渔农业界团体、同乡会、青年团体、妇女团体及内地港人团体，在2020/21年只获得3.42亿元资助，与社署同年向非政府机构拨款的214.35亿元相比可谓杯水车薪，因此它们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处处受限。
另一个值得政府关注的问题是，同乡社团对于移民第三代、第四代而言，没有太大吸引力。正如选委界陈绍雄坦言， 同乡会聚焦于维系年长一代的乡亲情谊，但土生土长的新一代年青人对同乡概念感到陌生，不会积极参加有关活动，导致同乡组织青黄不接。
同乡社团固然亟待更新和转型，而政府也不应忽视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截至去年6月，根据《社团条例》已获注册或豁免注册的社团有37,837个，倘若政府能够有效统筹它们，架起地区治理的“微丝血管”，相信有助提升整体治理水平、改善居民生活质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