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七谈“精神健康”　治港者行礼如仪　谁来拯救孩子｜议员议案

立法会周三（3月15日）下午通过由选委界议员陈沛良动议、经教联会选委界议员邓飞修正的“改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健康”议案。令人痛心的是在辩论期间，一名年轻女学生从九龙湾某商场高楼坠下，经抢救后不治。过去两年，立法会至少六次讨论或质询“精神健康”议题，而上月刚通过的“改善市民精神及心理健康，推动香港辅导专业发展”议案，更呼吁重视学校辅导员对改善学生精神健康的重要，可惜未有引起政府和社会重视。事实上，每次讨论“精神健康”，政府除了公布相关数据外，只是一再重申现有各个支援项目名称 。议员们是否应当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资源如何配置、探究精神健康成因，而非让辩论变成一次次的老调重弹？

立法会议员议案政策分析系列

立法会两年七度提问
真的重视“精神健康”？

翻查立法会纪录（下图），从2021年至今两年内，曾经有六位议员于就“精神健康”问题进行提问，今年更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经两度讨论相关议员议案。问题不断被重提，一方面说明有不少议员关心该议题，同时也说明一直有问题没有被解决。不过，立法会真的那么重视这个议题吗？有些议员究竟有无用心了解过精神健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相关服务的发展？还是只是从所处利益团体的角度出发，喊喊口号了事？

是次议案辩论中，有身为中医师的议员，提议为中医师进行培训、颁发资历认证，此后便能提供获政府资助的精神健康服务，为患者进行初步评估治疗，依靠此举来纾缓医护人手不足的问题。另有在科技公司任职高层的议员，指出利用VR技术（虚拟实景）和NLP技术（像ChatGPT那样的智能对话机器人），帮助青少年进行心理治疗。

上述提议并非没有讨论的价值，但议员是否有责任多一步思考，提议是否适合在当前阶段进行讨论？目前香港并无法定中医注册制度和中医专科制度，贸然培训中医提供精神科服务，或会触犯《中医药条例》；再者，当下呼吁设立中医专科制度，以缓解精神科人手不足的问题，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同样的，利用科技手段进行精神健康治疗固然是可行方向，但是次辩论的核心并非技术可行性，而是如何利用公共政策进行更好的资源分配。更重要的是，辩论焦点是儿童及青少年，而这一群体能否有充足时间花费在电子产品上、虚拟现实等技术是否适应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基层家庭能否有条件提供用于治疗的科技装备等等问题，都值得议员们在辩论前先做考量。

抑郁焦虑背后
社会结构怎么了？

特区政府的回应同样令人失望。主要都是围绕精神健康相关的数据，如自杀数字、就诊数字以及医院接诊的配套设施、需要的轮候时间等，继而“数白榄”般分类罗列现有的支援项目，最后承诺会对精神健康服务作进一步的检讨，在今后推动不同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云云。

纵观每次答复，政府总是秉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没有正视在增加投放资源之后，精神健康问题依然严峻的背后，存在哪些结构性成因。

岭大社会政策及社会变迁研究中心在2021年参与Children’s World“儿童福祉国际调查”（Inter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s Well-Being）的第三阶段研究，在本港随机访问了1,526位5至12岁的学生，发现与其余参与研究的35个国家或地区相比，本港12及10岁儿童的整体主观幸福感排名分别为最低及倒数第二。

当中，儿童普遍在“课余时间运用”和“获成人聆听”方面满意度较低，与马来西亚、南韩、台湾及越南等亚洲地区的同龄儿童相比，得分亦最低。

多方面提供支援网络
兜住孩子不让他们坠落

是次辩论中，数位议员提到早前网络疯传的一段影片：一位小二的女生在港铁车厢内向母亲哭诉自己的压力：“我真系好辛苦㗎”、“你成日都唔明我”、“顶唔顺喇，生存呢个世界上㗎！”新民党选委界议员陈家珮便引述有关内容，称自己作为家长，听到小朋友这样讲很心痛，也忧虑能够做什么帮助他们纾缓压力。她亦指出本港儿童及青少年近年长期受限于疫情和社交距离措施，对他们的社交以及身心发展都造成一定的障碍。

从情绪困扰，到情绪病症，再到精神疾病，这些问题虽然严峻程度不一，其根源都是社会失范造成的认知障碍，例如长期处于社交距离的限制之下，丧失了正常的社交活动，久而久之就会在与人互动时感到不适应、不舒服。前往精神科就诊是精神健康支援网络的最后一步，但在此之前，我们本应该有许多机会兜住孩子，不让他们坠落。

第一道网络便是与孩子朝夕相处的家庭，辩论中多位议员提到亲职教育的重要性，指许多家长忽视孩子的情绪问题，或是将问题推给学校。然而，那些家长可能需要面对超长工时，根本无暇应对。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字，2021年香港男性雇员的工时中位数为每周44.3小时，女性为43小时。美国著名调查公司KISI发表的《2022年工作生活平衡城市排行榜》时，香港的“工作过劳”情况排名世界第二。当工作和油盐酱醋挤占的时间和带来的压力，隔绝了亲子间的沟通，又何谈让家长腾出精力接受“亲职教育”？

家居环境影响精神健康
基层家庭难以负担治疗

当上述问题发生在基层家庭时，克服问题的难度会变得更大。疫情对世界各地都带来了精神健康的危机，因为人们需要长时间待在同一处所，而同居的家人可能要在同一时间工作、学习、煮饭、做家务等，容易因为互相干扰而发生矛盾，引发情绪波动。不幸是，就算没有疫情，对于香港住在不适切居所的家庭来说，这本来就是每天的常态。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儿童权利关注会曾进行推算，本港约有25万人居于㓥房，当中有5万名儿童，这意味著每五名㓥房户就有一人是儿童。全港关注㓥房平台于2020年7月至8月间在荃湾进行“居住㓥房儿童学习状况调查”，发现超过七成受访家庭评价儿童在学校的成绩为中等或以下。这与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息息相关。一些受访者家中受空间限制无法摆放固定学习书台，部分儿童只能在床上学习或使用“朝桁晚拆”的多用途台。

即使基层家庭有意识求助于专业的精神健康服务，后续治疗将为他们带来巨大的负担。私立诊所精神科治疗费用不菲，而公立医院虽然价格低廉，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更长的等候时间。根据去年10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立法会会议上的答复，稳定个案治疗所轮候的时长中位数为79个星期，即要等待一年半；即使情况紧急，通常也需要等待一星期。再者，医生需在短短几分钟内快速给出诊断和开药，漫长的轮候只能换来匆匆的询问，就诊的儿童及青少年难以感受到自己被关心，亦难以有机会倾诉自己的情绪问题。

支援网络存在缺口
恶性循环求助无援

许多情绪问题的症结，在于认知上存在障碍，通俗地来说就是有心结、看待世界的方式出现了偏差，需要心理治疗来帮助病患敞开心扉。可是，治疗费用已是一笔天文数字，私营心理辅导或治疗师的在收费是每小时800-3000元不等。尽管社会福利署和一些自负盈亏的NGO也会提供相关服务，但正如邓飞在动议修正案时所指出，NGO所针对的服务对象并非只有基层家庭，而社署服务更加有限，平均每年只能支援400多个家庭。

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基层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因为环境不佳、压力更大而产生情绪问题，乃至罹患精神疾病；然而，他们往往缺少治疗的资源、时间和精力，与此同时这些情绪困扰也会持续干扰他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更加难以向上流动、摆脱现状。

如何为基层家庭的儿童提供精神健康支援？可以透过第二张网络，即校园中提供充足的支援，无差别地接住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童；又或出台针对性的扶持计划，资助低收入家庭儿童和青少年获得精神健康服务。偏偏这两方面的工作一直缺乏具体的规划，上个月的“改善市民精神及心理健康，推动香港辅导专业发展”议员议案便未能说服政府在校园增设辅导员的固定席位。政府甚至坚称现有支援计划已经能够做到覆盖基层群体。

政府坚称现行服务足够
事实证明项目帮助有限

在去年10月的立法会上，商界议员廖长江提议政府设立配对基金，以资助有财政困难家庭的儿童及青少年接受私营医疗机构提供的精神科治疗服务。然而政府表示对此“暂无计划”，并表示在禁毒基金所预留三亿元推行的“精神健康项目资助计划”第一期中，已经包括资助低收入家庭儿童和青少年于私营医疗机构接受精神科治疗的项目。

不过，查阅资助计划批准项目的名单，70个项目中仅有一个项目可以为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精神科服务，直至他们轮候到公立医院服务的“维乐天蝴蝶计划”，并且需要六岁以上的儿童提供精神科诊所新症预约便条副本，而预约日期需要在申请该计划起四个月后。相比于专项基金，该项目能够带来的帮助十分有限。

工联会劳工界议员梁子颖指出，教育局和医管局都设立了精神健康教育资讯网页，社会福利署亦有精神健康总和社区中心，但都是资讯性为主。他提议教育局检视学生上堂时间的上限，为每天的活动和非课堂学习设立时间；同时也为成年人制定标准工时，让家长有时间与子女好好相处、细心聆听，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