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议案 · 国教｜高举“政治正确”　就能说好中国和香港故事？

“全面认识国家发展”、“说好中国故事”、“说好中国香港故事”......这些无疑都是中国公民当中的香港市民应该做到的事，而特区政府自然需要负起领导角色。不过，对于如何才算全面认识国家，以及应该如何说好故事，从来不是容易的事，而社会最纠结的是——到底是要“把所有的事说成好的故事”，还是要“把好的故事说好”？立法会上周三（12月14日）通过由民建联陈勇提出、经工联会邓家彪及商界（第三）严刚修正的“全面认识国家发展，说好中国和中国香港故事”议案，除了一堆“政治正确”的说辞和“形式主义”的建议，议员和官员们还讨论了什么？

立法会议员议案政策分析系列

谈西方色变
说不好故事

“全面认识国家发展，说好中国和中国香港故事”议案主要涵盖四点：首先，促请政府全面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工作，包括国家的根本和宪政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使命、国家如何应对世界变局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部署；其次，加强国家历史、香港抗战历史和中华文化的教育和推广，令市民全面认识国家和香港的美好故事；第三，采取措施促使所有政府部门、受政府资助的教育及社会机构传达重要的国家报告及领导讲话；最后，加强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占香港的历史、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及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国安教育等方面的认识。

在辩论中，提出修正案的邓家彪表示，说好中国和香港故事是“谁说好”和“向谁说好”的问题，因而要求特区政府督促所有部门、接受公帑资助的学校和社会福利机构等做好有关工作。他会在三个月后提出书面质询跟进。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议员认为，这是“如何说好故事”的问题，但他们都以“西方强势话语”和“西方文化入侵”作为讨论背景。例如选委界议员、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邓飞表示，说好中国故事不难，难在如何在西方强势话语权背景之下，把中国故事推广出去；民建联渔农界何俊贤则建议用有趣方式推动文化传播，就像以中国历史书籍《三国志》为蓝本开发的日本电子游戏《三国志系列》，港府应该调配更多资源，让市民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优秀和自信。

然而，香港真的需要以完全“对立”或“排斥”的视角看待西方、或者谈西方文化色变吗？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香港应当意识到自己独具优势——在保留中创新，在植入中变异——香港文化处处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但又有别于内地，因为当中也贯穿了西方文化的色彩，不过并没有完全被西方所同化。就像茶餐厅中的叉烧意粉和鸳鸯饮品一样，在中式食物里融入里西方元素，成为港产特色。当然，如何在追逐世界文化潮流的同时，不会丧失“中国香港”的主体文化价值，仍是香港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韩政府扶持
破西方霸权

面对西方话语霸权，亚洲国家也不是没有成功推销好自己故事的先例。在被誉为“文化产业强国”的韩国，2019年电影《上流寄生族》成为首部​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非英语电影，2021年电视剧《鱿鱼游戏》在串流平台Netflix播出后，荣登90个国家当中最多人收看的剧集，被指成功对“西方强势话语权”进行“反向入侵”。

受西方文化席卷，在1993年，韩国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下降到15.9%；至1994年，非韩国电影门票收入占总票房收入的比例暴增至87%。幸而，韩国政府开始警觉，在1995年，时任总统金泳三颁布大统领令制定《电影振兴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播放韩国电影的天数不该少于146天，否则可依法吊销营业执照；与此同时，韩国也以分级制度取代原本只能描绘韩国积极面的电影审查制度，开放创作空间，又推出税项优惠、鼓励民间投资电影。到2000年，韩国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成功增加至超过五成。

今年康城电影节颁奖晚会，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政府对文化和艺术部门的主要政策不是干预，而是支持。”韩国电影不是完全没有制作限制，韩国政府也不是完全放任市场，而是既有一定约束，又有适度自由，充份运用自身权力推动韩国文化产业发展。

要说好故事
非只说好事

多位议员的另一担忧，是有许多西方媒体歪曲报道香港，而当下香港又难以与西方抢夺话语权，难免让外界误解香港。建测规园界谢伟铨指政府文宣工作需要在Facebook、Instagrams、Twitter等网络平台多花精力，“但这些始终是西方国家范围势力的主场，怎样努力都事倍功半”，不如多花些时间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例如微信、TikTok、小红书上。本身是Youtuber的工联会新界西南直选议员陈颖欣则建议给予Youtube等平台多些信心，但强调必须慎防有人利用电影做“软对抗”，向年轻人“传导错误信息”。她早前不点名暗批评近期热映电影《正义回廊》虽获政府资助，但情节存在矮化警察之嫌。

《正义回廊》以2013年“大角咀肢解父母案”的法庭辩护作为背景，探讨对与错的正义思辨，当中涉及警察不当执法的情节。然而，如果有关情节等同“矮化警察”，那所谓“说好香港故事”恐怕就会变成“把所有的事说成好的故事”。特首李家超也在《施政报告2022》提出要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尤其是国际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外部势力不时刻意抹黑国家、歪曲香港，所以需要说出香港的事实。但值得思考的是，“事实”是一个中性词，若要说好香港的事实，是否就只能说好事，而对负面新闻闭口不提呢？

同样是在韩国，在没有违反《国家保安法》的前提下，许多电影都会直面国家的黑暗面，有些直接取材于真实事件。这非但没有让韩国年轻人失去对国家的认同，反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例如《出租车司机》《华丽的假期》等电影都纪录和反思了韩国的社会运动，改编自2000年至2004年间发生于光州一所“聋哑障碍人学校”的性暴力事件的电影《熔炉》，更促使 2011年韩国对性侵害罪量刑重新修订的《熔炉法》立法通过。

推国民教育
防形式主义

教育是另一种文化传播工具，有好的国民教育，就不怕说不好国家故事。《施政报告2022》同样关注国教，当中建议提供一笔过共6,000万元的拨款给幼稚园举办校本活动，让学生从小认识中华文化；并扩展针对教师的《基本法》测试要求范围至所有“直接资助计划”学校及参加“幼稚园教育计划”的幼稚园，内容涵盖《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就在上周三（12月14日），教育局更为全港资助学校列出“加强国民教育”的18项绩效指标，要求根据《加强国民教育：学校自评清单》进行自评。翌日（12月15日），教育局公布《教师专业操守指引》，要求教师正确理解《宪法》、《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及相关法例，并积极支持及推广国民教育，培养学生正确的国家观念。

在“全面认识国家发展，说好中国和中国香港故事”议案辩论中，选委界议员陈绍雄表示，虽然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5年，但是人心尚未回归，尽管政府在国情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对成效有所保留。他强调若要加强市民对祖国的了解同认识，就要避免“形式主义”和“说教主义”，又建议通过举办创科博览、京剧戏曲表演等方式，提升市民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教育局副局长施俊辉则总结发言时回应指，教育局一直透过不同渠道了解和监察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的情况，并提出改善建议，促进学校持续发展；教育局亦透过举办分享会、教师网络及国民教育学习圈，推广学校的良好经验，促进学校之间的专业分享与经验交流，以提升学校规划及推行国民教育的成效。他亦强调，要让同学能够自觉尊重与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就要从学好中国历史开始。

香港历史教育中的“香港”与“中国”元素也经历了许多变迁。早期香港的历史教育以西方为本位，涉及“中国历史”的内容只用“世界历史科”与“中国文学科”两个学科，学校可以自由选取国共两党出版的教材，但不能不利于殖民政府统治。1990年代初，世界历史科课程开始进行改革，加入香港史的元素。到1990年代末，历史科再分为“中国历史”和“历史”两科，但后者实际上指的是世界史，前者则在教学实务中常常被并入到“历史与文化科”或“综合人文科”内进行教学。前特首林郑月娥在2017年的首份《施政报告》中，终于要求所有中学于2018-2019年开设独立的初中中国历史科，让学生认识自己国家在历史、文化、经济、科技、政治体制和法律等各方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