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连掴港府几巴掌 林郑班子可否做好“港人治港”？
“反修例风波”折腾香港大半年，促使中央政府彻底重整对港策略，由以往的消极、区隔、被动，转向积极、融合、主动。尤其是年初由夏宝龙及骆惠宁这两位封疆大吏主掌港澳体系，中央连番举措可谓“连掴”香港几巴掌，例如介入立法会内委会主席选举风波、厘清中联办在港角色和权责、授权人大常委会亲自制订《港区国安法》、派专家到港提升检测能力以支援全民检测工作等等；直到特首林郑月娥日前（10月12日）宣布押后发表《施政报告》，不少分析更认为是报告“无料到”所以“被重写”。显而易见，在“一国两制”新形势下，当特区政府未能积极作为，中央政府已经不会“等埋香港”——这著实令人担忧，究竟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首、由40多位政治任命官员和300多名被视为“天之骄子”的“AO党”所主导的特区政府，还可否做好“港人治港”？
特区高官庸碌无能 中央政府事事操心
中央对港的连串行动，毫无意外地被泛民主派演绎成“干预香港”；然而，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早于1980年代明言，香港是高度自治而非完全自治，“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也“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因为）有些干预是必要的”。但不幸是，回归早期的中央对港几近“放任不干预”，导致香港自以为“不会被干预”——久而久之，“无王管”的政治想像便扎根香港舆论场，尤其当特区政府未能摒弃“小政府大市场”的施政教条积极化解深层次矛盾，导致产业发展单一、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困难、资源争夺凸显，使得普罗大众营营役役焦虑不安，而极右民粹主义则趁机擡头，并以“本土”包装“港独”，把“民不聊生”归咎“中央干预”，再藉一次次政治矛盾引爆民怨，令“港人治港”空前“失败”，中央也不得不“干预”。
今年初，当香港仍然深陷黄蓝政治撕裂、盲动高呼“揽炒一国两制”之际，中央率先对港澳体系投下两枚震撼弹——在1月4日，国务院宣布任命刚卸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一个月、就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仅一星期的骆惠宁，接替王志民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个半月后的2月13日，国务院再任命被视为“浙江铁军”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前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以“副国级”身份空降港澳办主任一职，而原主任张晓明，则与骆惠宁及澳门中联办新主任傅自应共同以“正部级”身份出任港澳办副主任——令早被诟病组织架构混乱、管理职能重叠、重斗争而轻统战、教条理解“一国两制”、与既得利益群体盘根错节、对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缺乏认识的港澳体系，出现前所未有的人事调整和组织变革——这不但使港澳办形成“一副国，三正部，三副部”的高规格人事配备、从根本提升了这个办公室的政治地位，而且明确了中联办隶属港澳办的关系，开始改善原有“三头马车”治港乱局。
中央帮你斗争
纠正了港澳体系的顶层设计，下一步就是调整对港工作策略，由以往的消极、区隔被动，转向积极、融合、被动。例如由国家主席习近平“亲信”主持的“夏骆新局”，无论从战略到实践，完全有别于以往，不但没有缺席香港的舆论斗争，甚至主动出击争夺政治话语。在4月中旬，由于泛民主派“拉布”导致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半年召开10多次会议仍然未能选出正副主席，加上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畏首畏尾迟迟未敢动用《议事规则》第92条平息纷争，中联办罕有以久违的“中联办新闻发言人”名义发稿谴责主持选举的公民党郭荣铿未能履行职责、涉嫌干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港澳办发言人”紧随其后，两者依法论法，直斥其非。
其后，泛民批评中联办发言违反《基本法》第22条“干预特区事务”，而特区政府就此回应传媒查询时，竟然没有依照早于1999年厘清的文件，而是沿用2007年的错误说法，以为中联办是根据22条第二款设立的三个机构之一，被提点后才发稿更正。面对有关指控，以往基于历史原因而定位不清的中联办和港澳办，不但不再避而不谈，反而主动修正错误，厘清“两办”的权力来源和政治地位——表明“两办”并非22条所指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而是中央授权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自然有权代表中央行使监督权。
中央帮你立法
从“停摆风波”到“干预之争”，最后由梁君彦参考外聘大律师的法律意见，引用《议事规则》第92条所赋予的主席权力，委任财委会主席陈健波主持内会选举。可以说，如果梁君彦能够早日关注并大胆化解困局，泛民根本不会有拉布空间，“两办”就无须为此“亮剑”——同理，如果特区政府能够早日履行《基本法》第23条的宪制责任、立法维护“国安安全”，全国人大又何须授权人大常委，在短短40多天内制订并通过《港区国安法》？
可惜，无论是年年把“创造有利立法环境”挂在嘴边的特首林郑月娥，还是理应致力促成特首施政愿景落实的公务员团队，抑或经常高呼“爱国爱港”的建制阵营，从来没有勇气启动立法工作。因此，在5月中下旬举行全国“两会”期间，要由全国人大通过授权人大常委亲自制订《港版国安法》——不少分析均指出，中央“突袭”是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因为当局实在忍无可忍，而在“中美博弈”之下更具迫切性；不过，泛民主派竟然反批中央公然僭越《基本法》所赋予香港就国安问题自行立法的宪制权力——完全无视他们多年来极力反对特区立法的事实，才会导致中央在一定程度上收回香港自行立法的授权，强力填补国安漏洞。
中央帮你检测
有人认为，《港区国安法》是一剂毒药，将令“一国两制”必死无疑，但现实是，它更像用以医治香港那场“颜色整治病”的“猛药”，令香港回归现实和理性，不让“揽炒”成为自我实现的政治预言——激烈抗争行动的确大大减少。如果说，“国家安全”兹事体大，中央出手的确无可厚非，但若在“全民检测”这个本土抗疫议题上也需劳烦中央，那么港府实在废得可怜。
偏偏，由于港府豁免七类从海外来港人士无须检疫，造成极大防疫漏洞，导致香港7月中旬出现几乎失控的第三波爆发，但因为海外试剂费用高昂而港府又不愿借助私营生物科研机构的力量，香港日均检测量只由2000个提升至3600个，价钱亦持续徘徊在1000至3000港元，比澳门的180澳门元高逾10倍——直到每日新增确诊个案“破百”，港府才请求内地检测机构支援，令日均检测量大幅提升至8800个；后来更需中央派遣内地专家来港，协助港府展开非强制性的“全民检测”行动，并在亚洲博览馆兴建“港版火神山医院”支援抗疫工作。
需否中央帮你撰写《施政报告》？
照理说，当疫情放缓，而在“反修例风波”的问题上，港府也已达到“止暴制乱”的阶段性“胜利”，特首理应尽快秉承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推动经济民生政策大改革，借此纾解港人生活焦虑；同时，也应展开大规模的问责和修补工作，认真查找“反修例风波”的远由和近因，严厉追究个别失职的官员和警员责任，并要推动警政革新，要求警方严于律己，成立类似“廉政公署”的独立监察警察机构，再为大量被捕而罪名较轻的青年寻找出路，给他们一个改过自身的机会。
可惜，林郑月娥不但无心整顿整个管治团队，甚至仍然误判香港问题而无意推动社会改革，所以早已预告鉴于财政储备“穷”得只剩下8000亿元，因此未来一年不会有大作为，又呼吁社会不要对《施政报告》抱有什么期望。更可笑的是，据闻今年《施政报告》的唯一亮点是涉款近万亿元、本来可能胎死腹中的“明日大屿”——港府原本因“反修例风波”的民怨沸腾而“缩沙”，将5.5亿元的前期研究拨款项目排在立法会财委会最后一项议程，预计将无法在原定9月30日会期完结之前通过而告终，相信现届政府任内也不敢再提；不过，由于立法会会期因选举延迟而被延长一年，加上有传建制力推的中央借让桂山岛予香港建屋的计划遭广东省政府以香港并不缺地为由拒绝，“明日大屿”的研究拨款竟然又被提上日程，但征收农地、发展棕地、释放丁地等更正面迎击既得利益、有助港府重夺土地发展主导权的措施却不见踪影。
请你们做好“港人治港”！
所谓“天之骄子”组成的管治团队之庸碌无能，相信已经无须多言。耐人寻味的是，在《施政报告》原定于10月14日发表前两天，林郑月娥突然宣布，为了寻求中央对香港复苏经济的支持，需于月底启程赴京与不同部委协调，希望能够借此充实《施政报告》的内涵，故要推迟至下月底公布。尽管有消息指，是林郑主动提出“重写”报告，但不少分析均认为是报告“无料到”所以被要求重写，相信日后中央或会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治港工作。
想当年，邓小平多次强调，“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够治理好香港”；而如今，试问上述中央的连串举措，有哪一项是特区政府本身无法完成的？没有！又有哪一项是特区政府“不能为”而非“不敢为”的？也没有！但港府偏偏“假手于人”。
显而易见，在“一国两制”新形势下，当特区政府未能积极作为，中央政府已经不会“等埋香港”——这著实令人担忧，究竟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首、由40多位政治任命官员和300多名被视为“天之骄子”的“AO党”所主导的特区政府，还可否做好“港人治港”？你们又是否乐见中央“干预”香港？还请你们好好学习深圳和澳门，自觉担起“当家作主”的责任，莫再辜负中央和港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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