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政党建议之“最”背后 政治论述离地、短视、空洞
特首林郑月娥任内第四份《施政报告》将于周三（10月14日）出炉，一如以往，各大政党早已率先出台施政期望，而建制派所提出的部份意见更会“被成功争取”。不过，观乎五大建制组织的施政建言，当中不乏一些无聊、短视、流于民粹、妄想以远水救近火的主张，例如全民派钱、明日大屿、湾区置业等等，充分暴露政治论述的模糊和思想信念的缺失。《香港01》特此总结五项建制政党建议之“最”—最懒、最废、最盲、最蠢、最颓—看看这些对特区政府言听计从、被视为“管治联盟”一员的政治精英，到底有多滑稽！
最懒建议：全民派钱
香港坐拥8,000亿元财政储备，的确具备“全民派钱”的雄厚实力，若在经济衰退的艰难时期实行，确实可以为有需要市民雪中送炭；不过，社会万万不能忽视背后两大致命弊端—首先，从资源分配的角度出发，“全民派钱”之下，贫富所得均一，变相导致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完全违反分配正义的原则；其次，以纾解民困的角度而论，香港的民生困局源于港英殖民时期已经形成的深层结构矛盾，导致特区政府长期囿于极度放任的自由经济教条，无法令各阶层充分享受高度繁荣的经济发展成果，例如在一次分配中未能令劳工阶层享有更合理的按劳分配报酬，在二次分配中又未曾积极介入调整社会资源以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导致社会焦虑不断累积—因此，“全民派钱”可解燃眉之急，却非长远之计。
为什么要说“全民派钱”是个“最懒”的建议？已退出民主党的创党副主席、香港教育大学公共行政学研究讲座教授张炳良认为，这是“收获民心”的最简易方式，所以政党和政府向来对“全民派钱”乐此不疲。政党需要透过民主选举获取议会议席，若能“成功争取政府派钱”，的确能够得到不少选民尤其基层的认可—现金对人的诱惑毋须解释，且先抛开成本效益不谈，比起落实政策议案，派钱对于政府而言极易操作。而当政党“成功争取”此提议，就可成为此党派“能力”的彰显—代表其有能力促使政府作出正面回应。
然而，令政党和政府“双赢”的派钱，对于真正困苦的基层而言恐怕“无济于事”，而对于优渥中产，则是“可有可无”。值得一提的是，泛民主派同样热衷提倡这项“最懒”的建议，甚至比建制派更加大手笔—看来，立法会议员并不难做，不管有事没事，都要叫政府派钱。问题是，如果将8,000亿元的财政储备平均摊分，每位香港人只能获派10万元而已，这些政党又可以“成功争取”多少次？当务之急，还是应打破既得利益结构、建立公平正义资源分配、大举推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转型，方能促使阶级流动，真正为民解困。
最废建议：政策三咨行会
曾经短期出任上届政府行政会议成员的民建联主席李慧琼，早前向特首林郑月娥提交《施政报告》建议时称，由于政府过往推出的政策部份“离地”，建议政府推出政策前应该再三咨询行政会议。这个建议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如果增加咨询行会次数就能令政策“贴地”的话，那么林郑月娥的确应该频密召开行会；然而，当整个行政会议的组成本身已被批评为“离地”，甚至陷入群体迷思时，正如废话不会变成真理，恐怕日日开会也无济于事。
更“废”的是，社会对于行政会议的改革甚至废除呼声甚高，但历任行政会议座上客的民建联明显无视有关问题。行政会议最为市民诟病之处，在于成员同质性极高，都是非常典型的传统政商精英，无论经验、专长、价值观、政治倾向，全都高度重合—以现届行会为例，撇除16名主要问责官员不计，其余16名由林郑月娥亲自委任的非官守议员当中，有两位退休官员、四位商界名流，还有九位政党成员，囊括民建联、经民联、工联会、新民党及自由党，尽管他们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不尽相同，但结果往往异口同声，一唱百和，“离地”程度绝对不亚于“要限堂食才知道有很多打工仔没有地方食饭”的特区高官。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前系主任陈国贲去年曾经撰写《修逃犯例灾难错判 群体思维精英中伏》一文，批评行会成员落入群体思维陷阱，倾向服从共识，因而经常作出不智决定。民建联创党主席曾钰成更早于2018年便撰文直斥，港英管治架构遗留下来的行政会议已与时代脱节，应该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及后行会成员汤家骅隔空回应，认为行会作用因人而异。尽管两人对行会存废有不同见解，但可见当下行会所发挥的功能并不理想。
也就是说，当这个组织架构本身出现问题时，无论召开多少次会议，似乎都无助政府掌握民情。民建联与其建议林郑月娥多加咨询行政会议，不如鞭策两位能够晋身行会的党员叶国谦和张国钧，多向特区政府提出有用建议，甚至邀请他们定期带领高官落区，亲身聆听民意。
最盲建议：重推明日大屿
房屋问题的确是重中之重，“土地不足”亦经常被既得利益群体演绎成问题关键，而为免得失金主和市民，建制政党向来倾向以填海而非收地的方法增加土地供应，例如林郑月娥去年“抢先”于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提交辟地建议之前公布的“明日大屿”填海计划，即使预计花费近万亿元、甚至最快要待2032年才有少量居民可以入伙，建制派仍然极力吹捧。
然而，《香港01》已经多次指出，香港并不缺土地，例如1,10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当中，已开发建设土地只有270平方公里，约占整体面积的24.3%，而房屋用地更仅占6.9%—因此，填海固然是应该考虑的选项，但并非唯一的选项，无论特区政府抑或建制政党都不应妄图可以借此一劳永逸。可惜，他们却选择对面积大如荃湾市区却只有3,000多名特权阶级可以享有的粉岭高球场、过千公顷的发展商囤积农地、过千公顷被荒废被滥用的棕地、过千公顷预留乡村式发展的丁地等理应由政府从速收回并重新规划的土地视而不见。
“明日大屿”的另一大问题在于，特区政府计划在该处发展香港第三个中心商业区（CBD），以延续维港经济核心；然而，这项规划不但漠视中环中心已经严重饱和的事实，也完全无视本港城市规划长久以来所面对的中心极化、职住分离、产业单一等弊端，变相容许盘踞中环中心的金融服务和地产霸权继续主导香港发展、继续掏空实体经济，遑论拓展多元产业。可是，作为“管治联盟”一员的建制政党，却连如此严峻的规划和发展危机也看不清。
最盲的是，在市民对特区政府和林郑月娥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仍然处于极低水平的当下，港府突然重推这项极具争议的项目本身已是不智，而建制政党似乎打算跟从当局“重复犯错”。事源“明日大屿”前期研究拨款因“反修例风波”而被特区政府安排在立法会财委会最后一项议程，预计无法在原定9月30日会期完结之前通过而告终，不过，由于现届会期因选举延迟而获延长一年，加上有传中央打算租让桂山岛予香港的计划遭广东省政府以香港并不缺地为由拒绝，“明日大屿”研究拨款突然又被提上日程—这个烫手山芋能否获得立法会通过，还看一众建制议员有没有“是其是，非其非”的政治胆量和政治智慧。
最蠢建议：靠大湾区解决香港问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7年提出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以来，“大湾区”便成为特区政府和建制政党口中的“香港问题回收站”，试图以大湾区的“供应”解决香港的“需求”。例如，当他们认为香港土地不足，就提出要在大湾区租地打造“香港城”，为港人提供住房；再如，当他们认为香港安老院舍环境欠佳而宿位短缺，便建议当局推动社福机构到区内兴建安老院舍，借此鼓励香港长者离开香港到其他地区安享晚年；又如，当他们认为香港青年就业机会有限，就支持港青到大湾区创业就业—天真地以为这样就能一劳永逸。
湾区机遇固然值得把握，然而本港自身的问题，理应透过改革自身去解决。正如上文指出，港人所面对的民生和经济困局，源于由港英时期累积至今的深层次结构矛盾，而当特区政府继续迷信自由经济而无所作为，只会导致香港结构继续固化、产业发展继续单一、经济继续欠缺新增动力、向上流动继续停滞等等，令普罗大众生活负担沉重，难以安居乐业。
如果特区政府和建制政党有心带领港人摆脱困境，当下必须厘清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关系，大举收回农地、棕地和丁地，才能重新主导香港发展权—一方面，秉承公平正义的分配原则，兴建大量公共出租房屋甚至中产公屋，“解放”大批日挨夜挨的“楼奴”，破除“置业”等同“安居”的迷思；另一方面，拨出大批产业发展用地，重新制订教育、医疗、创科等新兴产业的目标和政策，令香港成为国际教育城、湾区医疗人才培训基地、世界创科研发中心等等—香港本身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份子，当香港做好自己，就是对大湾区的一大贡献。
最颓建议：为中产纾困
帮助中产阶层“纾困”的建议，由一向被指“离地中产”的自由党提出。这并不意外，其立意也无不妥，因为无论基层还是中产，每位市民都是持份者，都应得到政府关注。只是，面对经济衰退，当下中产之“困”完全不同于基层之“困”，前者可能少喝几支红酒，而后者却是朝不保夕、手停口停，但自由党仍然只在意中产阶级的“困境”，确实“离地”。
当然，不是说中产也必然不会突然陷入经济困难，港府也的确需要向所有失业人士伸出援手，最理想的做法是成立失业救济金，精准地帮助有需要的市民。不过，从长远而言，无论中产抑或基层，单靠一次性的纾困措施根本并非良方，只有重拾阶级研究、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改革，才能持续保持阶级流动，真正为香港市民减轻生活负担。
政党人才应具备施政眼光
上文列出几项政党建议之最，并非为了取笑和讽刺，而是希望借此反映出香港的各个政党在发展中的阻碍—政治人才短视及政党欠缺政治论述。
据2016年香港中文大学对香港政党的整体满意度调查显示，不满意度逐年上升，2016年高达49.7%，其中不满意的原因，占比最多的是“政党做不到实事”（24.7%）。对于政党在市民心中“做不到实事”的印象，张炳良认为是因为“无执政党”的制度令到政党很难站在施政层面去思考议题。既有政党背景、又曾担任局长的他分析：“他们可以提出方方面面的要求，而不需要负很大的责任，不管能否落实及怎样落实，政府做不到就骂政府喽。没有机会参与到落实层面，就可能会天马行空地写政纲。这也是为什么国外很多政党，在野和执政的时候做出的不一样，也是因为多了很多的考虑。就像推出了比较全面的政策的民建联，假如有一天他们有机会执政，推出的政策也不一定和他们现在主张的完全一样。”
民建联观塘区议员颜汶羽也对此“大吐苦水”，政党对政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是个问题：“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说政府要变，因为只有特区政府才有执政权，而我们民建联只是建议、只是争取……但争取与成功争取的差距在哪里？就差在政府的决定。”
除了反映民意，作为承载市民希望的各个党派更须具备施政的思维和长远眼光，考虑更深层的社会问题，从政策层面给予政府切实的、长远的建议，帮助决策者作出最佳判断—这也是选民真正需要的。
亟待政治论述支撑
当提及民建联经常提出“愚蠢”建议，包括派糖和“将问题抛给大湾区”时，颜汶羽大笑道：“我看过你们01对青年民建联的那个报道。”他表示，自己一定不是主张将解决不了的问题扔给大湾区，相信现届青年民建联的成员也绝非如此考量。
颜汶羽认为，民建联一直在坚持其“是其是，非其非”的要义。但为何民建联始终未能改变其“保皇党”的盲撑形象？他停顿几秒，说：“我们今后会赋予这个口号一把尺—更明确民建联走的是一条什么路，让市民清楚我们的施政理念……坦白讲，现在是不足的。对于一般市民而言，民建联怎么看劳工政策，怎么看青年政策、土地政策等，都不够清晰。所以，我们应该告诉市民我们对每个政策的看法，我们的marking scheme（评分方案）是什么，即这把尺是怎么样的。然后政府出来的政策，我们就会用这把尺去量度—用这把尺去‘是其是，非其非’。”
颜汶羽讲的“这把尺”，便是我们常说的政党的政治论述，即对各类议题的取向和立场。“中间派”在香港无法成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自身的政治论述，给人“暧昧不明”的印象。由于建制派一直都未形成清晰的政治论述，而泛民阵营因为是立法会中的少数派，要对自己“反对派”的身份“虚张声势”，一味强调“立场”，让市民误以为意识形态就是政治立场或政治论述的全部。
“但坦白讲，我只能从自身做起。因为有很多政策，我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当然，跟整个民建联不会差太远。”他解释，党内对稍有不同的看法有很大包容度，并非“一言堂”。政党内部新旧两代的磨合一直都是个问题，新生代常会因时代变化，对党的发展方向及“尺”的变化有不同意见。
从之前提出包括最高工时在内的各项劳工政策，到现在争取打破本地超市霸权，都可看出颜汶羽并非部份市民眼中顽固不化的“保皇党”形象。他倡导社会再分配。也深知派钱只有很短期的成效，“还富于民”也需要建立“如何做”的机制。相信建制派的新一代中不少人都是如此，希望党内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空间，为建制派带来新的改变，而非整日空谈“改革”，或是成立一些雷声大雨点小的“XX联盟”。
张炳良指出，作为政党就一定需要政治论述，需要用有力的论述去支持政纲。他表示，香港政治制度还未能达至成熟，无法像西方社会一般，以对不同社会民生政策的取态来区分不同的政党：“目前，我们的党派，比如民主派和建制派最大的区别，大家不会想到他们对经济发展的主张、土地的使用，而是用其对北京的态度来区分—就是停留在这个很简单的层面。”
由此可见，无政治论述，并非只是民建联或整个建制派的问题，而是大部份党派都缺失的一部份。
上文节录自第235期《香港01》周报（2020年10月12日）《 政党建议之“最”背后 政治论述离地、短视、空洞》。如欲阅读全文请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浏览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