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人案判刑｜国安法与本地法律须兼容 官指涉串谋三级制非全适用
民主派47人初选颠覆案，是本港首宗涉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案中其中一个争议，为《国安法》22条的判刑“三级制”刑罚，是否适用于本案，抑或用《刑事罪行条例》判刑。
法官在判辞指，本案被告面对的是串谋控罪，《国安法》第22条中没有提及串谋罪行，故认为三级制刑罚不完全适用，但有参考价值，强调法庭可考虑控罪的严重性判刑。法官最后未有跟三级制刑罚，而是采用普通法，根据各人在案件的参与程度，判45名被告入狱4年2月至10年。
法官又引用终院就吕世瑜案及马俊文案的判辞，强调《国安法》和本地法律兼容互补，因此本地量刑法律亦适用于本案，不应依赖内地法庭的判刑例子。
多名民主派人士有到庭旁听。(详看下图)
国安法第22条定就判刑定下三级制
根据《国安法》第22条，干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首要分子及积极参加者都设有最低刑罚。
辩方曾争议控罪涉及本地刑事法
有被告于求情时争议，《国安法》22条颠覆国家政权罪，无提及串谋罪行，故有关的刑罚三级制不适用于本案。
辩方认为，被告是被裁定串谋罪成，法庭应根据《刑事罪行条例》159条与串谋相关的法例判刑。控方则力陈，根据其立法原意，法庭可就串谋罪判刑时，判处和实质罪行(substantive offence)，即与本案相同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罚。
涉及串谋三级制不完全适用
法官指出《国安法》22条没有提及串谋罪行，而《国安法》23条，只就煽动、协助及教唆等行为提供清晰罚则。本案的被告面对串谋控罪，但根据本地的刑事法，涉及“串谋”的章节只提到最高刑罚，并无最低刑罚的限定，故认为国安法刑罚三级制，虽不完全适用于本案，但仍有参考作用。
维护国家安全法并无追溯力
刚于今年3月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第109条，虽然亦有串谋罪罚则，控方曾指这法例有助了解《国安法》的立法意图。惟法官认为，香港与内地法制有所不同，逻辑上很难以在港制定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去理解全国人大就《国安法》的立法意图。再者，《维护国家安全法》是没有追溯力，故第109条在此案提供的帮助有限。
终院曾指本地法律须与国安法兼容互补
法官引用涉及国安案件判刑的吕世瑜案例，指终审法院曾在判辞强调，《国安法》和本地法律须兼容互补。法庭处理《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本地法律时，须把现行的本地判刑法律和原则，与《国安法》相关判刑的条文一同应用，法庭不应将本地量刑法律和原则排除在外。同时，案例虽指《国安法》应与内地法律有关国安的部分衔接，但非指法庭诠释《国安法》时须寻找字面上相似的内地法律。
情节轻重著眼点在案者的行为及后果等
法官又引用马俊文案，指《国安法》没有界定国安案件如何区分为“情节严重”，或“情节较轻”，法庭判刑时应考虑本地法律原则，界定案件属情节轻重时，著眼点是犯案者的行为，及所引起的实质后果、潜在风险和可能影响。
法官因此认为，本案判刑时应考虑《国安法》的条文，和本地法律原则，但不应依赖内地法庭的判刑例子。
45名被告判刑如下：
45名被告下午由囚车押走
初选案时序。(详看下图)
案情回顾（详看以下４文）
16名不认罪被告两人脱罪的裁决理由。
45名罪成被告的求情。
31名认罪被告
戴耀廷、区诺轩、赵家贤、钟锦麟、袁嘉蔚、梁晃维、徐子见、岑子杰、毛孟静、冯达浚、刘泽锋、黄之锋、谭文豪、李嘉达、谭得志、胡志伟、朱凯廸、张可森、黄子悦、尹兆坚、郭家麒、吴敏儿、谭凯邦、刘颕匡、杨岳桥、范国威、吕智恒、岑敖晖、王百羽、林景楠、伍健伟。
14名经审讯被裁定罪成的被告
吴政亨、郑达鸿、杨雪盈、彭卓棋、何启明、黄碧云、施德来、何桂蓝、陈志全、邹家成、林卓廷、梁国雄、柯耀林、余慧明。
两名被告脱罪
刘伟聪及李予信经审讯后脱罪，律政司早前表示就刘的无罪裁决上诉，但没有就李的裁决上诉。
他们全被控一项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指他们在2022年参与戴等人筹办的泛民派初选时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案件编号：HCCC69-70/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