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院驳回吕世瑜上诉　国安法情节严重者　认罪与否最低刑期5年

理大生吕世瑜承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区院法官原判囚3年8个月，惟控方指案件属于“情节严重”类别，最低刑期应为5年，吕被改判5 年，未能获得认罪的全数三分之一减刑。他向上诉庭提上诉遭驳回，再提出终极上诉，争议如何诠释《港区国安法》条文。上诉方强调，第21条中的“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属量刑起点，非最低刑期。终审法院早前听取陈词后，今（22日）颁判辞，驳回吕的上诉。

终院认为上诉方就《港区国安法》第21条是厘定量刑起点说法站不住脚，又指根据条文的原文和英文版本，条文明显是用上强制性的用字，订明指定幅度内的刑罚；就《港区国安法》第33条文的诠译，吕的律师所认为法庭可使用现时的求情考虑，作从轻或减轻处罚，并就全数刑期扣减三分一刑期。但终院并不接纳此看法。

但终院亦强调，更生因素不应被排除，若被告因年幼无知﹕受人摆布犯案，若非情节严重，可判非监禁式刑罚，以免被告成坚定的反社会分子。

上诉人吕世瑜，承认于2020年6月30日至9月24日，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旨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行为，被判囚5年。

认为参阅内地法律诠译并不恰当

终院在判辞中处理涉案法律争议前，先提及上诉庭处理本案时，律政司寻求援引内地量刑法律，上诉庭当时未有采纳，但就此定下一般性原则，指《港区国安法》参阅相关内地法律诠译是恰当，终院指不能同意此原则，强调诠译《港区国安法》时，可参考立法过程中相关的言论，但非与《港区国安法》目的有别的其他内地法律。

更生因素不应被排除

此外，终院亦指上诉庭处理本案时，其考虑明显忽略更生的原则，就考虑第21条的判刑时，更生此因素不应被排除。若案件属“情节较轻”，被告因年幼无知或受人摆布而犯案，可判非监禁式刑罚，以帮助被告更生，避免成为坚定的反社会分子。终院亦指，难以理解上诉庭指“在《国安法”的框架中...非所有求情因素都适用”，并指判刑时应考虑加刑、减刑因素，以及被告个人情况。

法庭评估案件情节严重性以定量刑级别

终院继而处理如何诠释《港区国安法》第21条，并参考第20条的“分裂国家”罪。第20条按照被告的角色分为“首要分子”、“积极参加的”和“其他参加的”，因此订明不同程度的刑罚。终院认为第21条和第20条都是制定分级量刑框架，第21条属两级，法庭评估案件情节的严重性，以决定较高或较低的量刑级别内判刑。

条文明显强制刑罚性质和刑期

终院续指，第21条订明“情节严重，处五年以下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其文意，条文明显以强制性的措辞订明刑罚的性质和刑期。如果立法目的是容许“情节严重”的案件，判刑在订明幅度5年以下，是自相矛盾的解读。

就第33条的争议，上诉庭裁定该条中，“从轻处罚”应被解读为：“在《国安法》条文订明的适用级别之内判处较轻的处罚”，而“减轻处罚”则是“从适用级别减轻至较低级别”，即在案件属“情节严重”情况下，判处低于5年的刑罚。终院同意该分析。而本案争议为，是否只有33条所列的3种情况：即自动放弃犯案、自动投案或揭发他人犯罪，才可“减轻处罚”，

必须符合所列情况可落入较低的幅度

吕认为，除了第33条所列的三种情兄，案中可依据如认罪的减刑因素，判处低于五年以下的刑期。惟终院不同意此看法，认为需出现第33条的其中一种条件才可“减轻处罚”，于判刑时把“情节严重”的案件落入较低的幅度，即5年以下。

条文有列出三大减刑条件

终院强调，《港区国安法》第33条的立法目的并非不清晰，从条文列出的三大减刑条件可见，法例目的是要为从犯者提供停止犯案的诱因，及协助执法部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若以条文内容和立法目的一并考虑，第33条不能被解读为法庭可就其他求情因素给予额外调低刑罚。

判辞列出判刑步骤

最后，终院在判辞列出判刑的步骤，就干犯第21条，法官先评估案件的情节属“严重”或“较轻”。终院引用上诉庭就“马俊文”案的裁定，法官就案件的严重性作评估时，著眼点包括犯案者的行为、所引起的实质后果，潜在风险和可能影响，终院同意该些因素有助评估。若法官裁定某案件属“情节严重”，引用较高的量刑幅度，便再考虑一般的量刑法律和原则，作出加刑或减刑，该暂定的刑罚须在“情节严重”的处罚幅度内。

此外，若法官认为第33条其中一种情况在案中适用，接著便考虑作出何等程度的“从轻”或“减轻”处理。法官考虑此因素后，达致最终刑罚。

争议五年以上徒刑是否强制性

是次上诉涉及两项法律争议，第一项争议为：如何诠释《国安法》第21条，就罪行属情节严重的判刑条文，即“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尤其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是否属强制性。

可否就求情因素而获减刑

第二项争议为：如何诠释《国安法》第33条中，以及在条文中所例的三个减刑条件是否都已“尽列无遗”，即若三个条件均无法达致时，《国安法》第21条中所指的情节严重，是否不可减至5年以下的刑期，还是可以因其他求情因素，而作出减刑。

一般减刑应适用于国安法案件

吕的律师早前陈词指，认为“五年以上”是指量刑起点，非最低刑期，又称条文不可能为判刑设下“一刀切”的限制，否则会为法官判刑时带来困难，亦会造成不公。上诉方又指，《港区国安法》第33条指，自动放弃犯罪、自动投案和揭发他人犯罪行为，该些被告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彭认为，条文并非要排除法庭一向认同的求情因素，因此该三个减刑条件，不是“尽列无遗”，一般减刑原则适用于国安法的案件。

律政司强调三种情况下才可减刑

律政司却指，《港区国安法》第21条中“处五年以上”，其用字显示是指最终刑期，而非上诉方所指的量刑起点，并举例指谋杀罪亦须判囚终身，指法例可施加强制刑罚。 律政司一方续指，第33条列明的三种减刑情况下，才可“减轻处罚”，把判刑由“情节严重”所列的5至10年刑期，减至“情节较轻”所列的五年以下刑期。

案件编号：FACC 7/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