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机构改革就是“问题导向”
不少人经常听到中共强调“问题导向”，它是中共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论，源自中共“实事求是”的基本哲学。由于是“问题导向”，就需要首先定义当前的“问题”是什么。中共最近提出的机构改革方案，反映了它在当下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它长时期坚持“问题意识”的结果。
2017年，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会议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从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之前，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当时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主要矛盾”就是指当下时期社会面对的最根本“问题”。
辨析主要矛盾说明中共的问题意识
某个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根据“问题导向”而作出的社会分析和判断，在判断了是什么“问题”的基础上，团结社会力量应对和化解当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共扫除发展障碍的手段。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作为落后农业国的现实显然与人民要求建立工业国之间存在鸿沟，根据这种共识，将农业资源更好利用，为建立工业国提供支撑和基础，成为当时国家发展的主轴。改革开放时期，中共认识到人民对落后的物质生活不满意，国家当时的生产力非常落后，特别是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因而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建设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如果从内外形势审视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共如何根据“问题导向”原则来应对挑战，就很容易明白十八大之后一系列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的动作。针对金融业的改革以及港澳事务管理的组织调整，也是以“问题导向”为原则。
同样地，在应对国际事务及外部挑衅时，中共也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既要避免事态恶化，解决当下的“问题”，化解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也绝不接受损害国家利益。在解放战争末期的渡江战役前，面对英国军舰的挑衅，中共毫不犹豫反击，避免外国势力介入内战，但也留有余地，恰当地化解了一场国际危机；当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威胁到中国安全，解放军毅然参战，但也接受美国在三八线停战的要求；在珍宝岛面对强大的苏联，当越南在中南半岛推动军事扩张，中共都采取了适度的军事对策，不会在解决“问题”之后咄咄逼人。新中国成立时，中苏关系是应对西方孤立中国的对策；中国勒紧裤腰带也要发展两弹一星，是要解决来自苏联和美国威胁的“大问题”；中国适时与美国融冰，建立外交关系，是为抗衡苏联这个“主要矛盾”和推动后来的改革开放做好准备。今天回想，这些都是神来之笔，依靠的就是“问题导向”原则，不会因为意识形态而让矛盾无法化解。
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初发动对华贸易战，同年10月，副总统彭斯发表对中国最激进的演说，指控中国干预美国政治，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对手，这次演讲被普遍认为是中美“新冷战”的号角。不少人认为民主党取代共和党之后，中美关系或许会发生变化，事实并非如此。拜登总统领导的美国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攻击，甚至开始全面围堵中国。最近，习近平主席在公开讲话中首次点名美国，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国当下在国际事务的最重大“问题”就是中美关系的冲突风险，而对于美国正在推进的贸易战、科技战、战略及外交围堵，中国都是不亢不卑，既表明立场，但也为缓解对立提供空间。
如果从内外形势审视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中共如何根据“问题导向”原则来应对挑战，就很容易明白十八大之后一系列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关的动作。二十大会议以及之后的机构改革方案，特别是针对金融业的改革以及港澳事务管理的组织调整，也是以“问题导向”为原则。习近平的主要论点就是：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他认为，“问题导向”就是“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难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攻克什么问题”。就以金融业为例，无论是因为内部管理不善，还是外部对华实施围堵及制裁，都可能让中国陷入金融危机，出现经济倒退。由美国次按危机引发的2008年金融海啸，让中国意识到西方经济的结构失衡，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会传导到中国；2014年美俄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证明美国高度依赖美元作为斗争工具，中美摩擦可能会演变为货币战；2015年内地的股灾和P2P行业连续爆雷，2021年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都使中共意识到国内的金融冲动同样足以触发系统性风险，必须为它们提供制度性保障和防范。
中央金融体系改革呼唤香港的角色
根据对“问题”的定义，中共针对金融体系提出的改革方案突显了几个方面。首先，中共并不认为金融业自身存在真正的经济价值，它的本质是为实体经济筹集资金，管理资金在发展过程的配置，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流通服务，让实体经济实现更高层次发展。这种定位减少了投机资金进入市场，管控热钱规模，减少闲散资金在运作时产生的波动，甚至会减少消极影响市场的虚假信息。中共科学地区分作为财富的金钱和作为生产要素的资金，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管理。这种定位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本质差异，它让中国避免陷入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的困局，不容易发生足以动摇经济稳定的金融风暴。
其次，由于明确了金融业的性质，在防御外部通过金融手段干预中国市场时就有了边界。中国对外债的依赖很低，中国的资本进出管理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完善的，它既存在庞大的贸易资金流动，还包容了庞大的外资投资及利润返还。对外投资以及中国人往外旅游、升学、做生意的规模增加，亦夯实了相应资金进出的管理，建立了一定的专业程序，只要持续优化，堵塞制度漏洞，就可维持与制度设计相匹配的防御功能。
第三，美国今天不具备经济实力威胁中国，但它还剩下美元霸权和美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从伊朗、俄罗斯、古巴、朝鲜、委内瑞拉等经验可以看见，如果欧盟、日本、英国等盟友不再受其绑架，美国霸权早就江河日下。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已经偃旗息鼓，对俄罗斯实施最猛烈制裁却成效有限，印度和沙特阿拉伯都拒绝支持它的对俄石油政策。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虽然不认为国与国之间是零和博弈，更不愿意与美国发生不必要冲突，但面对源自外部的挑衅和威胁，中共必须回应，在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提升更具针对性的防御能力。中国继续壮大制造业，扩大与更多国家的经贸往来，强势挖掘国内市场的吸引力，巩固人民币国际化的上升势头，有序增加在国外投资，建设共荣共赢的发展理念，都有助于化解美国的敌对行动，降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风险。
香港政府和建制应该以紧迫心情去掌握中央推进机构改革的意图，对全面推动香港改革心中有数，而不是成为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改革对象。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希望香港采取战略主动，就是要求改变以往港府对内地重大决策的“无动于衷”。
作为中国最开放、最有活力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当然要知道中共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更开放及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以及提出发展金融产业、抵御金融风险的机构改革的意义。香港最直接回应是积极参与改革，主动争取成为新型全国金融体系建设的核心和基础。为了更好了解中共中央改革港澳事务的构想，香港必须认真了解十八大以来中共的各项改革，清晰掌握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部署。中共或许还没有对香港前路作出全方位判断和决策，但它在2014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发表以来的各种变革，特别是机构改革方案所展现的意图，逐步将焦点从国家安全深化为“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来思考香港困局，香港政府和建制应该以紧迫心情去掌握这种变化，对全面推动香港改革心中有数，而不是成为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改革对象。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希望香港采取战略主动，就是要求改变以往港府对内地重大决策的“无动于衷”。
两个“破”指明了香港治理改革原则
香港的“问题”与美国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样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是高度金融化，香港更是以房地产为内核的金融化，结果同样是社会矛盾不断、阶级对立严重，甚至发生了社会动乱。习近平提出两个“破”，并不是改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解决极端资本主义的具体问题。我曾经多次解释，两个“破”绝不是随口一说。组建“中共中央港澳事务办公室”同样是建基于“问题导向”原则，它是在既有的制度设计之上，针对六个领域（一国两制、全面管治权、依法治港、国家安全、民生困局、融合发展）、三种职责（调查研究、协调统筹、监督落实）引领优化香港的社会治理。
最近一段时间香港官员和内地同僚强化了沟通，这不只是指中央部委，还包括广东省和深圳市官员，希望这是一个好开始，彻底去除之前的区隔意识。然而，强化沟通顶多是融合发展和调查研究层面，如何将“问题”统揽起来去掌握，需要的是深刻认识中共治国理政思想，特别以“问题导向”原则深度认识改革的意思，才是改变香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