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港三问——香港如何是国际城市？
香港社会学家吕大乐上个月在北京大学访学期间，接受《香港01》记者采访，就三个议题发表了看法，将香港身处的困局形象地提了出来，特别针对中央在这些困局中的角色给出了意见。由于吕教授说得比较隐晦，《香港01》又一直关注这三个议题，为此我希望沿着吕教授的意见给出更多说明，为讨论提供支持。
吕教授关心的三个议题是为什么不对“一国两制”做深入探讨，建制派在做什么，香港如何是国际城市。这一篇是有关香港如何是国际城市的。
我曾经很长时间经常去日本，因为商业联系需要。为了更好沟通，还学过日语，有时候也能咿呀过关，今天自然都忘了，因为在日本之外很少用到，不像英语，有更多场合用得上。然而，没有人会说日本不是国际的，特别是东京，但日本人不会将自己是国际的挂在口上，他们对自己是“日本的”还是很有自信，其他人也不会因为日本是国际的才去那里经商或旅游。
香港却不一样，好像不将“国际”这两个字挂在嘴上，自己就什么都不是。吕大乐教授谈香港的国际化时反思道，在他出任副校长的教育大学，既然招收了一些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学生，就应该思考如何提供清真食品。我记得早年在内地看到很多清真餐厅，还专门去吃过几趟，以便更好地了解伊斯兰信徒的生活，他们是中国多民族结构中的重大群体。显然，在“国际”的香港，意大利菜是国际的，清真却不怎么算是国际的。
说流利英语就是国际化？
为自己的发展提供一种标准，将其称呼为国际的，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既然是发展的标准，那就要好好研究清楚什么是国际的，不能够仅凭几句英语就算是吧。吕教授的观点看来也是如此。很可惜，香港社会不讨论这些议题，只是以欧美国家在香港的经济活动以及说上流利英语作为标准。世界变了，而香港还停留在过时的标准上。
日本人曾经是欧美经济的威胁，中东因为油气产业的垄断地位而重要，但都没有触动欧美定义国际性的权威地位。今天的情况不再一样，谁都知道中国已经崛起，它是旧有经济格局的最大冲击。香港曾经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但过往的国际性已经受到挑战，而香港政府和社会对此没有多少反应。最近香港特首与行政会议成员举办集思会，讨论香港经济发展的策略性部署，不知道这里所说的策略性是否与国际经济形势和香港角色相关，如果是相关的，至少是对该议题认真了一些。据闻在集思会上，李家超特首认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必须创新、创造、应变、懂变。他的论述既配合中央近年强调的创新，也回应了夏宝龙主任提出的“识变、应变、求变”，政治很正确，但集思会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大家只能够拭目以待。
吕大乐教授认为，香港是一座全球城市，如何持续其国际性，“这是需要管理的地方”，但香港政府却看似“以为不需要管理”。他以国安法为例，香港竟然在立法过程中陷入“去国际化”和“内地化”的口水战，鲜有人认真思考香港所谓的国际化究竟包含什么元素，特别是香港在英语世界之外的广大世界应该如何拓展并投放资源。他甚至提示政府需要“看得更远更前，不是原来国际化就可以永远国际化。”
西方南方都该是香港的选择
香港以往为什么国际，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金融、贸易、普通法体系以及曾经是英国治理的远东城市。英国不会讲自己国际，因为它就是“国际”，香港本在西方之外，因为与英国紧密联系所以才“国际”。当时的国际是指西方，是亚洲这些非西方地区的相对落后让香港“国际”了。金融和贸易本就是过去一百多年里英国占有香港的理由，香港的司法体系是沿袭英国的，符合欧美国家的习惯，自然也是国际的。美国企业为了发展亚洲的业务，英国又是盟友，当然选择香港作为地区总部。然而，香港是否以为这些企业不会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转移其总部，离开香港？世界并不静止，它时刻在发生变化，近年的变化更是世界百年未有的。
没有人怀疑香港必须坚持国际化，但时代巨变要求我们更科学研究什么是国际，如果沿用过时的标准、守旧的模式，只会让我们错失新型国际化的机遇。英国已经是落后国家，美国同样遭遇巨大挑战，南方国家的崛起，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这些都是国际化的新背景。作为中国的国际化都市，维持和巩固与欧美国家的联系，全面建立与南方国家的合作，是香港新型国际化的必然选择。香港知道吗——识变，能做到吗——应变，可以夺得这次新型国际化的领导权吗——求变？
中央除了要求香港落实“一国两制”，更是要求它在新型国际化中夺得主导权和话语权，定义什么是国际。无论是从人民币国际化，推动中国与全世界进行文化交流，作为中国推动国际传播的阵地，让“一国两制”成功展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都是香港维持全球城市关键之所在。这是香港的角色，也是在国家层面延续香港的独特性、竞争力的必然路径，更是香港经济转型的新基础。问题是，为什么香港至今还是围绕以往的国际化兜兜转转，对新型国际化毫无警觉，依然重复过时的论述？
甩掉包袱才能找到自己的ASML
作为全球城市，香港在科技创新领域可以成为全世界与中国联合研发的基地。在金融领域，人民币国际化足以让香港真正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不是极为波动的股票市场而已。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香港可以通过中国故事成为国际传播中心，还可以为中国和西方文明交往搭建桥梁，而不只是更多艺术品或红酒的交易。国际性论坛应该更多，却不是偶然和纯粹的公关事件，要有实质作用，为全球事务设定议程。
近期在香港货柜码头世界排名的争议上，政府耿耿于怀，难以接受其竞争力下降的事实。这是香港紧抱传统优势，找不到新增长点，对竞争力缺乏自信的表现。如果香港不缺产业创新，在货柜码头吞吐量上被其他经济体超越又何妨。荷兰的鹿特丹曾经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但早已跌出十大，荷兰今天最著名企业是ASML，它在世界芯片供应链拥有龙头地位，没有人再提起鹿特丹与中国港口竞争中的失落。香港如果在货柜码头排名上死撑，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ASML。
以中国为例，以往的出口大多是劳动力密集产品，虽然结构早就发生变化，直到新能源车出口才让世界觉醒中国汽车产业的实力，发现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彻底改观。新能源车只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冰山一角，大家都看见它在众多先进产业成为领航者或者是紧靠领先位置。它的创新和突破能力是发达国家感到威胁之所在，而不是单一行业的成功。香港曾经全方位领先内地发展，今天却相形见绌，关键是不思进取，固步自封。在所谓国际化的标准上，情况是一样的。欧洲人开始购买中国的电动车，中东将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订单从韩国转移给中国，在芯片领域中国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商和出口国，中国高铁更是在多个国家出现。如果连中国的竞争力都“国际”了，香港的“国际”究竟在哪里？
由于访港旅客太少，北上消费太热烈，最近不少社会争论都是围绕香港如何发展旅游业。内地社交媒体对香港的批评，香港官员至今无法说出个所以然来，甚至让夏宝龙主任亦介入了讨论。2019年之前，内地游客访港的主要目的是购物，曾经发生抢购奶粉事件，水货客泛滥，内地孕妇跑到香港生育，最后香港政府要求中央收限内地居民访港次数。时移世易，香港今天反而要求中央开放更多自由行城市，埋怨内地游客在香港穷游，消费过低。这些变化都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只是香港对变化后知后觉，正在香港发生的变化本就是世界大变局的缩影，而香港政府和治港精英们对此又有否进行过集思会？
为中国的全球战略提供支点
有些人在呼喊，香港不能牺牲自己的国际联系，绝对不可以内地化，这样的观点实在可笑。当全世界的焦点都集中在中国，众多欧美跨国企业都扩大在中国的业务，它们是内地化吗？香港失去国际联系是因为国安法，还是因为香港营商成本高企，无法为跨国企业提供更优质与内地经商的基础设施，施政效率低下而逐渐被唾弃？国际联系与融合内地发展毫无冲突，当中央政府提出双循环战略时，香港政府有否反思这就是香港国际化的真正指引？
从任何一个角度审视，香港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可能受惠的城市，绝对是中国崛起并正在推动更高层次全球化的支点。香港面对的挑战只有一个，就是香港准备好了吗？如果香港政府对此毫无警觉，不知迎难而上，甚至是不愿意承担这项任务，这又能怪责何人？其实，每周北上消费的几十万香港人，他们正在为香港与内地融合营造气氛，这就是双循环的一部分，香港政府应该懂得“应变”。当香港的传统西方“盟友”在争论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如何与中国产业进行竞争，香港就应该争取作为促进双方交往的平台，为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提供最佳的合作场地，为合作提供高端人才，为促进合作提供环境、服务和设施。这没有多难，只要香港“识变”和“求变”就能做到，这样的香港就是新型国际化的香港。